南朝、北魏的金铜佛像艺术
北魏金铜佛造像年代较早者
北魏金铜佛造像年代较早者，为太平真~这与南朝造像有着明显的区别三鞭孝文帝君元年(~i)朱雄造坐佛和四年范巾造立佛像。
后一像立于四足方座，座上设低圆莲座。
通肩衣纹隆起，采用平行双重线，衣褶随身体起伏。
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作与愿印。
该太平真君七年(446)灭佛事件前，期造像的代表作，}‘言~I 1 梳波状发髻，穿通府天’衣，于浮雕酌起地衣褶上再阴刻线条，双肩处可见燕尾状襞褶。
袈裟有知马‘土蜡贴体的湿衣，下摆处亩觉芬层由曩痞：云坟萌可见分层的花褶，宝妆铺地莲座以及装饰火竺』一壶门的四足低矮佛床*~ g ，是这一时期造像的I 著特征。
-，太和(477 – 499)年间金铜佛造像很多澎造型~~拙，形体肥壮，是北方遗像酌些^-点：这种特点，在6世纪初景明、正始、永平铭诸像上，仍保持其余势。
新造像形式，大约在延吕(512 –515)年间已露端倪。
现存美l 主像弥勒，身着南朝褒衣博带式大衣，衣褶–宽平，衣裳下摆如翼式伸展，平柔直垂。
这宽平，衣裳下摆如翼式伸展，平柔直垂。
这【种衣褶表现，是中国式造像的重大突破。
面，貌清瘦，潇洒秀丽。
其他胁侍菩萨宝缯飞扬，北魏初年铜佛像在造像形制方面于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形成T不同于前期的特点,简单归纳如下：光背均很高大，比例舒展而挺拔I长度一般较长。
火焰发饰非常细瘦，形似夔龙，扭曲I极为劲锐有力，仍能看到汉代铜器上夔龙纹厚的残留影响。
尤其是火焰尖端部尖锐如匕，给–人以生动跳跃之感。
莲座莲肉高突形成台面，莲瓣极为饱满有一力，每瓣如两个椭圆球状突起构成尖部翘起。
这种刻划深人、起伏很大的莲瓣一直到唐时仍能–飙四足台座呈梯形，但较低矮，四足面很宽阔，壶门形成几出火焰状，或虽无火焰突出，但每足的内外两侧呈平行状。
这种四足座~常见于汉画像石上刻的四足矮榻床，中国榻【床的样式被借鉴到佛座上，可说是外来佛教–云杗】k * d-fi被改造的形式。
-面相鼻子修长高挺、唇薄，脸型方颐方–适中，并末完全摆脱犍陀罗佛像影响；表情既–具有佛陀超然干尘世的庄严静穆的仪态，又一服饰均着通肩式大衣或袒右肩式大衣1 内着僧只支，尚未完全摆脱犍陀罗影响，偏爱–“U”形或“V”形衣纹。
浅述南北朝佛造像
220作者简介：秦欣欣（1988— ），女，汉族，河南新乡人，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文博研究。
东汉末年，佛教从遥远的印度传入中国大地，佛造像亦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出现，开始了其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的灿烂历史。
佛造像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受不同历史阶段政治背景、宗教发展、文化艺术以及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不同朝代体现出了各自的艺术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处于民族大融合的重要阶段，亦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长期混乱和充满变革的时期，更是佛教文化深入传播发展的时期。
长期动荡的社会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社会安定的向往，对普度众生的期盼，佛教在这一时期进入兴盛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佛教基本遍布中原。
北魏《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中寺庙鼎盛时达到1367所，而北方的长安僧尼过万。
佛教文化的发展促使了佛造像雕塑艺术在这一时期日益繁荣，大量的佛造像出现，开窟造像，斫石刻像，成为一时的风气。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造像从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逐渐向中原地区风格演变。
从北魏时期的粗犷古朴、安静内敛的风格逐渐过渡到后来俊秀瘦长、飘逸洒脱的“秀骨清像”风格，发展至东西魏和北周北齐时期，又逐渐向风格多变向敦厚朴实过渡，为隋唐佛造像艺术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一、南北朝佛造像的典型形式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由于在时间上跨度过大，经历了王朝数度更替，统治阶级重视的程度不一，以及所受民族文化的不同影响，前后有着明显的区别。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造像艺术不断进步，形式上更是丰富多彩。
这一时期的佛教艺术水平远胜于之前，甚至某种程度上讲不逊于唐、宋，不同地区、不同时代造像艺术风格精彩纷呈，各有千秋，“秀骨清像”“面短而艳”“曹衣出水”交替占据着那时的艺坛。
石刻造像是随着石窟的流行而出现的，开始以大型造像为主，之后开始流行小型可移动的石造像，其风格、特征与同期石窟造像基本一致。
北朝时期盛行小型造像、造像碑等，北魏早期佛像头部出现水波纹发譬，多身着广袖通肩大衣，年代较早的纹摺稀疏，线条较硬；稍晚的则纹摺密而柔软。
各代佛像的特点
各代佛像的特点 佛教⾃东汉传⼊我国，从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兴盛，让我们按不同历史时期的划分，来看⼀下不同时期佛造像的特点—— ⼗六国（西晋末年到北魏同⼀北⽅期间） 这⼀时期遗留⾄今的多为⾦铜佛像，且⼤多是青铜佛像。
其特点有四： ⼀、佛像头部为束发式⾼⾁髻，⼩型佛像以磨光式⾁髻居多，并且⽆发纹；⼤型佛像多为分绺式，且有分组状发纹。
⼆、背光⼀般为同⼼圆形。
三、眼⼤，横长呈杏仁状，⽬光平视，⿐梁⾼挺，容貌端庄秀⽓，神情平静温雅。
四、佛像台座⼀般为造型简单的四⽅台，或者是四⾜束腰须弥座。
北魏这⼀时期造像的发型、眼睛与⼗六国佛造像相同，变化在于⾯相⽅圆，略瘦，额头较宽；⾐着多为⾝着通肩式或袒右肩式⼤⾐，呈U型或V型对称分布，⾐纹深刻，线条隆起。
尤其是其背光不再是同⼼圆，⽽是多呈莲瓣形；头光多为圆形，外⾯有⼀圈莲花瓣。
北齐 这⼀时期的佛造像越来越“胖”了，五官线条⽇渐柔和，头部⾁髻出现了浅雕式的螺型发纹。
固然脸部越来越胖，但是佛像⾝材还是⾮常修长的，肩宽腰细，但绝不是现代⼈喜欢的“倒三⾓”体型，⽽是整体看起来呈圆筒型，由于造像上⾝敷搭双间式外⾐，下⾝着裙，⾐服轻薄贴⾁，⾐纹线条简洁。
从侧⾯看，造像的腹部略向前突出。
隋 到了隋代，佛造像已经相当“胖”了：⾯相饱满圆润，眉⽑纤细，⿐梁挺直，唇线分明，神情平和。
这⼀时期佛造像的⼀个鲜明特点是：⾝材粗壮，头部较⼤，下⾝较短，⽐例略显失调；姿势较为僵硬，造型稍显呆板，与后代的造像相⽐，缺少飘逸的动态美。
此时的佛造像头顶⾁髻已经全是螺纹发，菩萨多戴花冠。
唐 这是佛造像⽔平最完美的时期，洛阳⼈对此应该印象深刻，由于卢舍那⼤佛就是其最杰出的代表作。
此时的佛造像，⾯相饱满，发型除了螺纹式，⼜发展出⽔波式，⼤⽿下垂，神情庄重⽽⼜不失慈爱。
造像的⾝材⽐例匀称，结构公道，体态丰腴饱满，袒露的胸肌有起伏变化，写实性较强，⽽且体态⾃然伸展，具有很强的动感。
佛像的⾐饰也越来越多样化，有通肩式、袒右肩式和褒⾐博带式，更多的是⽅领下垂式，⾐料质感柔和轻薄，⾐纹流畅，下⾝⾐褶悬搭于座前，就像台布⼀样。
中国各朝代佛教发展传播的特点
中国各朝代佛教和佛教艺术发展传播的特点】佛教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2年）传入我国，佛教艺术亦随之传来。
东汉中晚期我国便正式开始造像活动，揭开了中国佛像艺术发展的序幕。
从那以后，历朝造像不辍。
在约两千年的发展史上。
我国佛像艺术本着大乘佛教既出世又入世的精神，一方面执著追求佛教深渊、博大的胸怀气魄，悲智双全的理想主义精神，同时又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人们审美观念的影响而改变着面貌，呈现出不同的时代风格：南北朝造像清羸飘逸，隋唐典雅端庄，宋代朴实自然，明清浅显媚俗。
佛像艺术这重外来艺术形式，经过我国千百年社会的不断熔炼和改造，逐渐脱离印度的色彩。
而向着中国民族化发展，最终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初期传入时期——东汉、三国、西晋。
东汉、三国、西晋是我国佛教的初传时期。
这一时期佛教传播的范围不广，信仰也不普及，而且受到传统鬼神信仰的影响，人们对佛教的认识也不清晰，佛神不分，信仰水平较为低下。
从考古发现看，佛像艺术是这一时期佛教发展的重要的传播形式和表现形式，它从内容到形式上也表现出与佛教发展水平一致的情形，造像普遍形象模糊，比例失准，而且依附于传统的鬼神题材之上，没有成为单独的崇拜对象。
东汉时佛像开始传入我国，不久我国便出现了造像和崇佛之活动。
这一时期的佛史料都与佛像的塑造和信奉有关。
《后汉书》卷十八记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其行长丈六尺而黄金色。
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佛像焉。
”另外《佛祖统记》等史料对此也有记载。
东汉桓灵之时，佛教造像活动开始有可靠的记载，如《释氏稽古略》、《后汉书·陶谦传》。
由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当时造像和崇佛活动虽然主要限于社会上层人士，但已具有一定规模。
1940年载四川麻浩柿子湾崖墓发现的释迦牟尼石像。
在崖墓后室门眉上方，为浮雕形式，结跏趺端坐，右手结施无畏印，衣纹线条粗犷有力，躯体浑厚，气势雄健，形象生动写实，是一尊既具有佛像形象特征，有体现出较高艺术水平的早期佛像作品。
北魏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坐像管窥
北魏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坐像管窺作者：邢鹏来源：《收藏家》2019年第04期北魏时期的佛教金铜造像是中国传统的本土艺术与西方外来文化、艺术相互融合的作品，其作为东西方文化与艺术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同时，由于这类造像是佛教传入我国之后较早阶段的作品，因此直是收藏与研究领域的重点对象。
首都博物馆藏北魏“大代”款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像（图1），通高27厘米，重量约4.4千克。
因其是出土品且有明确的纪年铭文，故在学界已知的10件同类藏品中堪称“标准器”，是学界研究重点中的核心，具有极为重要的科研价值。
一、造像简介这尊北魏“大代”款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坐像结跏趺端坐，其面相丰圆，深目高鼻，表情寂静而坚毅，其相貌具有明显的北方民族特征。
头饰涡旋状发型，顶有隆起的高肉髻。
身姿挺拔、躯体丰厚。
胸脯健硕、肩膀宽厚结实。
内着僧祗支，外披袒右袈裟，袈裟反搭于左肩。
衣纹写实性强，有厚重的质感并富有立体感：先是层立体写实的大衣褶，再于大衣褶上用阴线刻画出细密的衣纹，皆是平行状排列;在大衣的领口有表现衣边翻卷的曲线形衣纹——折带纹。
右手举于身侧，结施无畏印，左手置左膝上，掌心向内。
主尊背部上、下各有个插榫（图2），可供安装背光（已佚）。
榫端的穿孔中若插入销钉则可以固定背光。
像下的台座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方形束腰须弥座，须弥座两旁各塑蹲踞状的狮子只;下部为四足床型座。
座中部为方形空龛，龛楣饰卷云纹垂幔和流苏，两侧龛柱旁各立头戴风帽、右手持莲蕾、左手作合十状的供养人。
龛楣之上雕四段首尾相接的由蔓叶构成的椭圆形，椭圆形内分别装饰不同姿态的乌形图案。
从佛像底部观察，像与底座之内皆空心。
床型座的背面有刻铭：大代口口口口口日弟子口德口口为口……此像首次公开著录于1980年第3期《文物》杂志《大代鎏金铜造像》文，文中记载：“1977年北京延庆县宗家营村社员耕地时，在距地表约30厘米的耕土层偶然发现了躯铜造像，估计是早年埋藏的传世品。
北魏时期佛教造像赏析
kaleidoscope 万花筒造像，指基于宗教信仰而制作的崇拜对象。
古时为生人、亡人或己身祈福，多有于僧寺或崖壁间镌石成佛像，也有以金属铸造成的铜造像。
北魏是鲜卑族拓跋珪建立的北方政权，也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第一个王朝。
这个时期的佛教造像也是中国雕刻艺术的典范，其造像特征更具人性化，同时更贴近现实社会，具有艺术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北魏时期佛教造像赏析河南博物院 王文析二佛并坐像二佛并坐像细节图kaleidoscope 万花筒骆道明造像AppreciatION 鉴赏·佛教文化AppreciatION 鉴赏·佛教文化二佛并坐像二佛并坐像，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此像为北魏时期青铜铸造。
在佛座上有二佛并肩结跏趺坐，高螺髻，面目清晰，有身光和圆形头光，阴线刻的衣纹繁缛细密，两肩和胸部衣纹呈阶梯状排列，垂于两侧，极具线条感，双手在腹前施禅定印。
莲瓣形火焰纹背光上端还铸有一半身佛像，形象与二坐像相似，也有火焰纹背光。
整个造像形象秀丽、简朴，堪称北魏时期造像精品。
在方形四足座上镌刻有“太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佛弟子李思为父母造佛”二十字铭文，“太和”为孝文帝拓跋宏的年号，“太和十一年”即公元487年。
从铭文可知，自称佛家弟子的李思为其父母祈福所铸，是一尊纪年精确到年月日的铜质造像。
时过境迁，中国第一个佛教文化发展高峰已悄然远去，李思是谁，他是什么人，这些显然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历经千余年的信仰犹存于心，并且还会继续传承下去。
骆道明造像骆道明造像，北魏，高44厘米，石灰岩质，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造像为莲瓣形背屏式一佛二菩萨造像。
主尊头梳束发式高肉髻，圆形头光内高浮雕莲花瓣，面相丰润秀雅，两眼平视前方，双唇轻轻闭合，慈祥和善。
身着双领下垂式通肩大衣，内着僧祇支，右侧衣襟甩向左臂沿体侧下垂，在胸前形成“U”形纹；下着长裙，裙褶自然折叠展开形成燕尾，具韵律感。
手施无畏与愿印，跣足站立于覆莲座上。
二菩萨头戴宝冠,有桃形头光和圆形项光，面相方圆，颈戴桃形项饰。
北魏泰常五年金铜弥勒禅定坐像考略
北魏泰常五年金铜弥勒禅定坐像考略作者：王为群来源：《文物春秋》 2013年第5期王为群（隆化县文物管理所，河北隆化068150）【关键词】河北隆化；北魏时期；金铜造像；弥勒佛像【摘要】1976年11月，在隆化县征集到一批三尊金铜造像，其中一尊刻有铭文和明确纪年，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北魏较早时期有确切纪年的铜造像，对北魏时期金铜造像的分期、断代及定名均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也是难得的佛教艺术珍品。
在河北省隆化民族博物馆馆藏文物中，有三尊同一时期的金铜佛像，其中一尊有纪年，为北魏泰常五年（420）。
这三尊佛像风格独特，表情肃穆端庄，线条简洁流畅，是难得的佛教艺术珍品。
1976年11月，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的郑绍宗来到隆化县开展文物调查，在与县文物管理所的孙慧君一起到距县城南20公里的四道营村做文物普查时，在供销社废品收购站的废品中拣选到两尊铜佛像，按供销社提供的线索，又在三道营村村民肖普家征集到一尊带有铭文的铜造像。
据当事人讲，该批佛像是1975年修257省道时，在村东山采石场砬缝中发现的，当时共有7尊，除征集到的3尊外，其他4尊不知去向。
现将馆藏的这三尊造像的细部特征介绍如下。
1.泰常五年刘惠造弥勒佛像通高11厘米，像高8.8厘米，座长4.5厘米，宽2.4厘米。
佛像结跏趺坐于长方座上，身躯前倾，双手拇指相触，贴于腹部，作入定印。
佛面方颐，微笑慈祥，高肉髻，饰螺旋纹，身披圆领通肩大衣，衣纹自两肩向胸前下垂，胸前衣纹转折处近似直角，呈U形，两臂衣纹呈阶梯式，线条硬朗洗练，袖端舒展覆盖于双膝之上。
座前两侧各雕一正面蹲狮，张口合齿，下垂胡须，线条简洁（图一）。
佛像后领部出一圆榫，插一直径6.6厘米的圆形背光，正面为凸起放射纹，背面竖向阴刻铭文5行“李翟手/用同（铜）四斤/泰常五年五月/五日佛弟子刘惠/造弥勒佛像”（图二）。
2.鎏金坠形弥勒佛铜造像通高7.3厘米，座高2.2厘米，厚2.2厘米。
青铜质。
佛像结跏趺坐于长方座上，身躯向前倾，双手拇指相触，置于胸前，作入定印。
谈魏晋南北朝佛教雕塑艺术风格特征
谈魏晋南北朝佛教雕塑艺术的风格特征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像雕塑艺术得到长足发展。
该时期佛教雕塑主要表现出“秀骨清相”和“大丈夫之相”两种造型风格。
探讨该时期不同地域所形成的不同造像风格特征和成因，便于全面了解该时期雕塑艺术的全貌。
而佛教雕塑的产生与发展彻底改变了中国原有雕塑面貌，丰富了中国雕塑的题材，大大促进中国人物雕塑的发展。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秀骨清相佛教雕塑中图分类号：j315 文献标识码：a魏晋南北朝时期因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使雕塑艺术进入一个特殊发展时期。
该时期的佛教造像在中国雕塑史上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并且佛教造像表现手法因地域不同有别，具体表现为两种不同风格：“秀骨清相”和“大丈夫之相”。
把握影响形成其风格特征的因素，便于全面了解该时期雕塑艺术的全貌，对当代艺术创作有一定参照价值。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雕塑的创作背景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忙于争权夺位，百姓饱受战乱流离之苦，而社会上各种思想得以迅速发展。
“这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在政治制度上，该时期君主专制较汉代有所松动，这对文化艺术发展有利，也为佛教雕塑艺术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在文学方面，因战乱文人们思想感情较敏感，文学作品中多有人生短促、生命脆弱以及无能为力的表达，其显著特点是：文学不再是政治教化的附庸品，而成为抒发个人性情的途径。
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骨、以形写神等，并且形成了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这些新的概念和理论影响到佛教雕塑艺术的创作，使得这一时期的佛教雕塑呈现独特风格特征。
在哲学思想方面，该时期的思想呈现多元化发展，玄学、道教、外来佛教相互结合，使文化艺术日益繁荣。
汉末魏初时陈旧腐朽的儒学思想束缚了人的感情，激起人们的不满，儒学受到极大冲击，于是人们便寻求一种新的思想，玄学由此而生。
它反对腐朽的思想观念，提倡个人的存在价值，并且与清谈成为当时一股强大的社会批评力量，对哲学、美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魏晋南北朝的雕塑详细介绍
魏晋南北朝的雕塑详细介绍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内各族人民，在雕塑艺术领域中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各民族的文化互相交流、融合，有力地促进了雕塑艺术的发展和提高。
晚期：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13 公里处伊水河畔，开凿在东西二山上，又称伊阙石窟，是北魏迁都洛阳后再次开凿的一处石窟。
此后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等续有雕造，唐代贞观至天宝年间(627~756)此处造像活动又曾十分兴盛。
北朝石窟造像在保存下来的石窟雕塑作品中，当属莫高窟十六国洞窟的雕塑和甘肃炳灵寺石窟(永靖县西北，刘家峡上游)169 窟西秦建弘元年(420)的雕塑为最早，这些泥塑作品的形象和表现技法反映出西域传来的影响。
南朝石兽就其形式来说是承袭汉代石兽雕刻的。
尤可注意的是，它的渊源可以上述到古代波斯的雕刻。
这种形式虽然后代不再有，但善于利用整体石材，以洗练的手法表现雄伟的气势，显然影响着唐代陵墓前的石狮形式的创造。
青瓷烧造技术有很大提高，墓中主要殉葬品已用青瓷代替了陶器。
青瓷以浙江越窑质量最高，胎质致密，釉色均匀。
器物类型除生活用具外，鸡首壶、莲花尊、谷仓罐等具有时代特征。
南京东吴墓出土人物堆塑缺罐造型结构复杂，并出现坐佛形象，尤可注意。
莲花尊通体选取取莲花为造型手段，以直径不一的仰覆莲瓣构造型体，厚重而饱满，淡雅光亮的釉色增加了器物的高雅。
北方青瓷烧制不如南方，出现酱褐釉、黄釉瓷器。
北齐墓出土的典釉乐舞扁壶，壶体塑造出多人组成的胡人乐舞，场面欢快而有运动感，再现了胡旋舞的风貌。
第一节东晋南朝的雕塑名家古阳洞，是龙门较早开凿的一个洞窟，它不同于宾阳(中)洞，由皇室集中设计，统一施工完成，而是由贵族达官们分别具名出资陆续雕造而成的。
进深13.50 米，宽6.90 米，高约11.10 米。
正面主像为圆雕的一佛、二菩萨，左右两壁各三层，每层四个大龛(唯右壁下层仅有二龛)，各龛中有释迦佛坐像，或弥勒交脚坐像，或释迦、多宝并坐像。
佛像造型都是笑容可掬的秀骨清像，衣褶稠叠而有规律。
南朝时期的佛造像
Encyclopedia collection 收藏百科103中国南北朝时期始于420年刘裕建立刘宋，止于589年隋灭陈国。
其中南朝（420—589）有刘宋、南齐、南梁、南陈四朝。
在这100多年里，寺庙林立，佛教发达，佛像自然也为数不少，但出土的却很少，有年款的南朝佛像更是罕见。
为此，伪造南朝佛像的较多，将无款的北朝甚至是唐代的金铜佛或石佛添加上南朝年款的情况也不乏见。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诗人杜牧的名句道出了当年建康佛教隆盛的情景。
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发展达到第一个高峰期。
与北朝造像的丰富遗存相比，南朝造像实物资料极为稀少。
目前已知的南朝造像多集中在四川地区，尤其是成都。
在南朝，最富庶的地方就是首都建康(今南京)和四川成都了。
经济的发达，让成都的佛教文化也相当兴盛。
从清末光绪年间开始，成都就曾多次出土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以出土点计有4处，分别为万佛寺、商业街、西安路及窄巷子。
位于成都市青羊区下同仁路126号的南朝佛像遗址发现的大量南朝佛像，足以说明这里曾经有过规模宏大的寺院。
能看到南朝佛像的真实面目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成都万佛寺和近年在成都商业街出土的几批石造像。
此外，上海博物馆藏中大同元年（546年）释慧影造佛坐像可谓传世之宝，还有石窟遗留的南京栖霞山和浙江新昌大佛，这些造像对研究南朝佛像的特征和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过南京栖霞山的石窟由于风蚀过甚和后世的破坏、改动，很多都失去了当年的原貌，而浙江新昌大佛寺内的大阿弥陀佛坐像，结跏趺坐，双手作禅定印，身着双领下垂的大衣，是典型的明代服饰和佛像特征，按当年梁朝僧人僧祐规划设计的弥勒大像，应是倚坐像，与今日禅定坐像全然不同，可知是经明代大规模改动过。
南朝可靠的金铜佛像实在太少。
早在清末时，南朝款的佛像就受到金石学家的推崇，伪造或添款的南朝单尊佛像就应运而生。
叶昌炽《语石》中就提到清末的李宝台经常将无款的古佛像加刻南朝伪款的事。
北魏时期佛像的美感不是我们现在能想象的
北魏时期佛像的美感不是我们现在能想象的【石佛造像碑】石造像碑，北魏正光三年（公元522年），高224cm，宽113cm。
背屏中部高浮雕一佛二胁侍菩萨。
主尊佛像圆形头光，外披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祇支，施无畏与愿印，结跏趺坐，袈裟下摆呈三角形悬挂座前。
二胁侍菩萨均为火焰纹头光，戴三叶冠，束冠宝缯平伸下折。
佩戴项饰，披帛在腹前交叉绕膝上折缠臂下垂，外端呈燕尾状。
二菩萨均内手在下持玉环，外手在上握莲蕾，赤足立圆形莲座上。
背屏下部雕刻二护法狮，抬一前肢抚博山炉；上部刻三飞天，一正两侧，飞天披帛裙带飘扬；两侧分别刻比丘尼和供养人像。
此造像碑具有北魏时期的典型风格，雕刻生动，装饰层次表现效果也极为突出，是一件北魏时期艺术性很高的作品。
山东省文化局拨交故宫博物院。
【邸广寿造石思惟像】邸广寿造石思惟像，东魏兴和二年（540年），高59cm。
思惟菩萨面含微笑，脸庞长方，头著宝冠，宝缯上飘，圆形头光。
半跏趺坐束帛圆墩上，体略前倾。
右肘支膝上，手攥长茎莲蕾，用食指支撑面庞。
左臂残缺，残存左手握足。
菩萨下身着裙，裙摆分两层浮雕回曲形皱褶，腿部裙褶单勾阴线呈“U”型。
圆墩下敷设圆形铺地宝装莲华，下为长方体石座。
石座背面阴刻造像记：“大伐（代）兴和二年岁在庚申二月乙卯朔廿三日亲（辛）丑，清信佛弟子邸广寿仰为亡考敬造玉思惟一区（躯），愿亡考上生净妙国土，合家眷属，常居富利，七世同沾，有形齐润，所愿如是。
像主前平乡令邸僧景”。
此像姿态优美，静中含动，展示出菩萨静心思维的神态，有明确纪年，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1954年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
【张相女造铜鎏金像】张相女造铜鎏金像，东魏兴和三年（541年），造像主张相女。
像高15.3cm。
造像分为主尊像和胁侍像，胁侍像足侧处有榫，为分铸后与主像组合。
主尊像二佛，肉髻凸出呈半球状，身著通肩袈裟，手作说法相，结跏趺坐于矩形须弥座上。
主尊左右各有一胁侍，均着比丘装，拱手侍立，神态虔诚。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像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像佛教在东汉时候传入中国，但主要在中原地区，到三国时，由僧人支谦和康僧会先后传入江南。
相传康僧会远游至吴，孙权为之建造建初寺，并令之设像行道。
曹不兴看到西方佛像，便据以绘之。
佛教的传播主要是利用佛经的翻泽、解说和寺院、佛像的礼拜。
而佛像作为佛教宣传的载体，在视觉和感觉上给崇奉者一种威严、慈悲、敬畏的心理冲击，使得佛教的发展更加深入人心。
同时佛像造像的艺术也促进了中国雕塑艺术的发展。
佛教造像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形象，它是人们生活审美趣味和审美倾向的表现载体。
从最初的汉朝时期引进的具有明显西域色彩的佛像，到魏晋时期充满士大夫气质的佛像、再到盛唐丰满、富贵的华丽佛像、宋朝世俗化、生活化气息的佛像，它已经深深烙上中华文化的色彩。
成为中国雕塑艺术的最精彩的华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像艺术飞速发展的时候，无论在雕塑方面还是在绘画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以上为魏晋时期敦煌石窟壁画带有犍陀罗风格的早期佛教造像这个时期，印度佛教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了深入交流，经过民间工匠的加工创造，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佛像艺术，从而更容易在中国社会发展。
南北朝时期的佛像，一方面具有印度犍陀罗和秣菟罗的特点，但是已经开始汉化，也具有汉文化的风格。
（以上4幅为北魏时期佛像）佛像中国化出现质的飞跃，是完成于东晋的戴逵、戴颙父子。
中国美术史上把他们创作的佛像称作二戴像制。
炳灵寺169窟无量寿佛戴逵，“少博学，好谈论，多绝艺，工书画，尤以擅长佛教雕塑著称”，他努力探索和完善铸造、雕刻的技法表现，改善国外传入的佛像样式，在佛像的雕塑上充分采用中国传统的制作工艺，将中国传统的髹漆工艺技术创造性的运用到佛教形象的制作上，他所创作的脱胎“夹纻行像”世人称为一绝。
戴逵的成就还表现在铜铸佛像上，相传唐代，供奉在洛阳白马寺的一佛二菩萨像即出自戴逵之手，戴逵创造的佛像样式经其子戴颙继承，称为百工之楷模。
炳灵寺169窟壁画米芾《画史》中记载他收藏一幅戴逵的《观音像》“天男相，无髭，皆贴金”。
新乡市博物馆北魏早期铜鎏金佛像考释
【文物博论】 A Theory of Cultural Relics016Vol.125新乡市博物馆北魏早期铜鎏金佛像考释孙静 杜玥 张蒙（新乡市博物馆，河南…新乡…453000）摘 要：新乡市博物馆馆藏一尊北魏时期金铜造像，这尊造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反映了当时佛教发展的历程，为我们了解研究早期佛教艺术的特点和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历史证物。
关键词：新乡市博物馆；北魏时期；金铜佛像；造像艺术新乡市博物馆（以下简称“我馆”）馆藏一尊铜鎏金佛像，这尊佛像风格独特，表情肃穆端庄，线条简洁流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佛像通高8.3厘米，高6.3厘米，座高2厘米，通体鎏金，现鎏金大部分脱落。
像、座连铸，佛结跏趺坐于长方形座上，头部微前倾，挺胸凹腹，双手合拢、拇指相触置于腹前，做禅定印。
肉髻高大，磨光素髻，发髻凸起于额面。
面像长圆，长眼、直鼻，两颐渐收，双肩略削。
身披圆领通肩大衣，衣纹舒朗，自两肩下垂，衣领呈圆弧状，胸前衣纹呈“U”字形，双臂衣纹呈阶梯状，袖端舒展覆盖于双膝之上（图1）。
座正面中部与底边磨平无饰，座前两侧各雕一正面蹲狮，狮子铸出头部和前肢的轮廓，并凸出于底座，狮子头部硕大，张口合齿，下垂胡须。
底座左右及背面皆无纹饰，后背有四层圆弧状衣纹，头后部出一圆榫，应为插背光用，背光已轶失（图2）。
这尊佛像在入馆之初被定为唐代，但因其造像风格与唐代丰满、充满动感和高度个性化的风格大相径庭，很明显，此尊佛像的年代并不是唐代。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十六国与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并相继公布了一批相关资料。
其中，以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所藏后赵建武四年（338）鎏金铜佛像（以下简称“建武像”）和河北隆化县民族博物馆所藏北魏泰常五年（420）弥勒造像（以下简称“泰常像”）最具代表性，而我馆所藏佛像，与两者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通过与两者的比对，大致可以推断我馆所藏佛像的年代。
1 与建武四年像比对建武四年像现藏于旧金山亚洲艺术馆，是现存已知的最古老的中国纪年佛像[1]。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中的“玄学之风”———从思惟菩萨到魏晋风骨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中的“玄学之风”———从思惟菩萨到魏晋风骨发布时间：2021-04-20T10:29:05.473Z 来源：《文化研究》2021年5月上作者：陈玥含[导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与后来唐代的健康肥满、雍容大度、绚烂华丽的佛教造像或是汉代的雄朴相比皆大有不同。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削瘦超脱、潇洒俊逸和秀骨清像，更像是中国道教中的隐士，表情中透露着对于人世的轻视与淡漠，反映了魏晋时期社会的动荡不安和人文觉醒。
湖北省武汉市美术学院陈玥含 430000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与后来唐代的健康肥满、雍容大度、绚烂华丽的佛教造像或是汉代的雄朴相比皆大有不同。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削瘦超脱、潇洒俊逸和秀骨清像，更像是中国道教中的隐士，表情中透露着对于人世的轻视与淡漠，反映了魏晋时期社会的动荡不安和人文觉醒。
关键词：魏晋玄学、佛教、秀骨清像引言纵观中国上下5000年历史，每个朝代的艺术品都有各自的特点，是当时审美的精神产物。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与后来唐代的健康肥满、雍容大度、绚烂华丽的佛教造像有很大的区别。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中的特点是削瘦超脱、潇洒俊逸和秀骨清像。
除了身着佛教服饰外，看面部更像是中国道教中的隐士，表情中透露着对于人世的轻视与淡漠，以及透着看破红尘、洞察一切的神秘微笑。
在佛教造像中展现出了道教的精神风貌和审美情趣这一点很好的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动荡不安和玄学兴起对人们的影响。
一、佛教与玄学的交汇玄学和佛教交汇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三点。
从外部环境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矛盾尖锐，政权更迭极其频繁。
在这样大规模的历史动荡中，人们对长期以来信奉的信仰产生了动摇，儒学失落，新兴的学说与观念随之而来。
“有晋中兴，玄学独振。
”在动乱的年代中，儒家思想中的“兼济天下”难以实现，魏晋的名人逸士们便转变为“独善其身”。
玄学这种以探寻自然和生命为主题，高度关注个体的生存和发展，探求理想人格和个体的哲学思潮产生了出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工艺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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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艺美术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工艺美术
列女古贤图屏风漆画（之三局部
楚莊樊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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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工艺美术
第二节 金属工艺
六朝的金属工艺，以铜、铁、金、银为主。由 于战争的影响，冶铁发展，大量用于兵器以及农 具。随着佛教兴盛，铸铜造像兴起，工艺制品远 不及秦汉，在冶铁铸造和工艺技巧上颇有发展， 尤其是将金属工艺与佛像艺术相结合，有雕塑家 直接参与，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一、制铜工艺 从历史的发展角度而言， 其金属工艺是一个衰 落的时期。 1、种类：日用铜器较少，只有铜洗、铜奁、铜 熨斗、铜炉等，大体都是汉代的传统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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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工艺美术
供养人像刺绣 北魏 长49.4，宽29.5厘米
这是刺绣佛像的供养人部分，原绣已残为几块。图示的主体是五个女 性供养人，题名尚存，右方为比丘尼，袒右肩，左肩低蓝绿色偏衫，身 着红袈裟，其左方的四人右起依次为元嘉的母亲、妻子和两个女儿，她 们头戴紫褐色高冠，身着窄袖对襟长衫，其上的花纹为红或褐色的桃形 忍冬和卷草忍冬，下有绿或黄色的长裙曳地，是孝文帝改革服制前的鲜 卑贵族女装。这幅佛像是在黄褐色丝织物上以辫绣针法绣出的，针针相 接，十分紧密，绣地几不可见，色彩颇丰富，用工很多。在佛家看来， 布施物越精工，信仰便越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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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夹纻造像 用漆灰造形并用麻布粘贴作为漆胎，在战国、两 汉时已经流行。六朝时期，佛教盛行，教徒们为了传 播教义，为了扩大宗教的影响，开始利用夹纻工艺来 造佛像，以便于装在车上游行。这种佛像比铜像轻便， 又比泥佛像坚固，一时极为流行，称之为“行像”。 晋代的戴逵就以制作夹纻像而著称。他曾为南京瓦棺 寺制作夹纻像五躯，与顾恺之的维摩诘像、狮子国 （斯里兰卡）的玉雕佛像，称为“瓦棺寺三绝”。夹 纻像，后世又称为“干漆像”、“脱空像”、“搏换 像”、“脱纱像”、脱胎像“等。
各朝代佛造像的时代特征
各朝代佛造像的时代特征在佛教诞生约三四百年后，中华祖先经西域将佛引进中土，至今已经有两千载。
中国的佛教文化，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已经深深融入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宗教信仰、生活习惯、日常言语之中。
佛教教义中因果、因缘、追寻极乐世界的思想，同传统的儒、道思想一样，共同成为中国人的信仰。
中国历史悠久，各个朝代文化不同，雕刻艺术也随之千姿百态，雕刻艺术品更是各有特色，以下是中国各个时期的佛像特征：（一）十六国时期佛像特征 1.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遗留至今的多为金铜佛像，并且大多是青铜。
2.佛像头部为束发式高肉髻，小型佛像以磨光式肉髻居多，并且无发纹；大型佛像多为分绺式，并且有分组状发纹。
3.背光一般为同心圆形。
4.眼大横长呈杏仁状，目光平视，鼻梁高挺。
容貌端庄清秀，神情平静温雅。
佛座一般为造型简单的四方台，或者是四足束腰须弥座。
（二）北魏时期雕像特征佛像特征 1.头部多为磨光式或分绺式肉髻。
2.面相方圆，但略瘦，额头较宽，大眼横长。
3.身着通肩式或袒右肩式大衣，呈U型或V型对称分布，衣纹深刻线条隆起。
4.佛像或坐或立于四足台座上，背光多呈莲瓣形。
5.头光为圆形，外面莲瓣一周。
菩萨像特征1.脸型方中带圆，头挽高髻并戴冠，眼大，鼻高，唇薄，面相端庄慈祥，身体匀称。
2.上身袒露下身穿裙，肩披帔帛，锦带下垂交叉重叠，样式较为烦琐。
3.神情安详，姿态自然。
造型颇为完美，毫无做作之感。
北魏后期雕像特征佛像特征： 1.面相清瘦，脸型呈汉人特征，额头高宽，眉清目秀。
2.肉髻较高，发髻除磨光和浅水波式外，又出现了螺发，并且发髻拳卷以右旋式居多。
3.大衣有通肩式和袒右肩式，但更流行的是南朝文人士大夫的褒衣博带，衣下摆褶皱重叠，线条流畅细腻。
4.身材比例协调，体态修长清瘦，给人飘逸洒脱之感。
5.铜佛像多体小量轻，石雕像增多菩萨像特征： 1.面庞丰润，容貌秀丽，头戴宝冠，宝冠多为发髻冠或花瓣式冠，束冠的宝缯自然下垂，不像前期往两侧飘舞。
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
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编源自 /朱慧敏期的佛像文化往往混杂着道家文化、
早神仙方术和神话故事。佛像文化真正 意义的出现应该在 3 世纪中期以后， 即十六国时期。
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是从公元 304 年刘渊 及李雄分别建立前赵及成汉政权起，至公元 439 年拓跋焘灭北凉，北魏统一中国为止。一百多年 间，入主中原的匈奴、羯、氐、羌、鲜卑等相继 建立过很多国家，混战和屠杀严重影响了当时北 方社会的发展。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通过丝 绸之路，佛教开始在黄河流域发展并兴盛起来， 金铜佛造像开始大量涌现。
到了朝鲜半岛。
十六国时期金铜佛像的特点 公元 439 年，北方地区进入北魏政权的时 代，金铜佛的样式迅速发生了改变，原先便于游 牧生活流动性方便拆解的小金铜佛像销声匿迹， 可以固定安置用于礼拜的“大像”成了北魏佛像 最显著的特征。金铜佛造像也由原先的“分铸组 装”变成了通体一铸而成。北魏时期的佛像在美 术风格上，也从单体造型中挣脱出来，表现手法 日渐多样化，为后世佛教美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十六国时，北方盛行坐禅，所以大多为佛坐 像，且均着通肩式大衣，胸前及前襟部衣纹呈Ｕ 形或Ｖ形，衣纹断面呈浅阶梯状，尤以两臂部分 纹路深刻，表现层次明显。除此之外，佛像表情 平静，大眼呈杏仁状，目光平视，佛坐于四方形 台上。一般正面雕双狮，中间有水瓶花叶，或者 作汉式博山炉，炉两侧有供养人。可以说，十六 国佛像是含有犍陀罗佛像因素的中国式的佛像。 十六国时期的佛像特征前后延续了一百多 年，较为明显，容易辩证，是学术界公认最早的 有明确纪年的、单尊的、以礼拜供养为目的的佛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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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金铜佛像标准器 十六国时期的小金铜佛像是目前所能见到的 中国境内最早的单体佛造像，用铜铸造，再鎏金 而成，美术风格受到西北印度犍陀罗和中亚的影 响。中国黄河流域、朝鲜半岛三国时期、日本飞 鸟时代的早期单体佛造像，无一不是材质、体量 大小都极其类似的“小金铜佛”。这一现象应该 是受到佛典规定的“三十二相”影响。5 世纪以 后，随着石雕技法的普及，石窟寺开始被开凿， 用石材雕成的佛像才逐渐取代小金铜佛，并影响
北魏泰常五年金铜弥勒禅定坐像考略
【 摘 要１ １ ９ ７ ６ 年１ １月， 在隆化县征集到一批 三尊金铜造像 ， ＿ ｇ － 中一 尊刻有铭 文和明确纪年 ， 是 目前我 国发
现 的北魏较早 时期有确切 纪年的铜造像 ， 对北魏 时期金 铜造像 的分期 、 断代及定 名均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 ， 同时
也是 难得 的佛教 艺术珍 品。
等： 《 献县第 ３ ６号汉墓发掘报告》 ， 载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 ：
《 河北省考 占文集》 ， 东方出版礼 ， １ ９ ９ ８ 年， 第２ ４ １ ～２ ６ Ｏ 页；
ｅ．
大葆台汉墓发掘组 ： Ｅ 京大葆 台汉墓》 ， 文物出版社 ， １ ９ ８ ９
［ １ ２ ］ ａ ． 同［ ４ ］ ｂ ； ｂ ． 同［ ４ ］ ｂ 。 ［ １ ３ ］ 蒋若是 ： 《 论西汉四铢半两钱》 ， 载蒋若是 ： 《 秦汉钱
的佛教 艺术 珍 品 。 １ ９ ７ ６年 ｌ １ 月 ，河 北 省 文物 管 理处 的郑 绍 宗来 到 隆化 县开展 文 物调查 ，在 与县文 物 管 理 所 的孙 慧君 一 起 到距 县 城 南 ２ ０公 里 的 四道 营村做 文 物普查 时 ，在 供销 社废 品 收购 站 的废 品中拣选 到 两尊 铜佛 像 ，按供 销社 提 供 的线 索 ，又 在三 道营 村村 民 肖普 家征集 到
尊带有铭文的铜造像 。 据 当事人讲 ， 该批佛
像是 １ ９ ７ ５年修 ２ ５ ７省 道时 ， 在村 东 山采 石场 砬 缝 中发 现 的 ， 当时共 有 ７尊 ， 除征 集 到 的 ３
尊外 ， 其他 ４ 尊不知去向。 现将馆藏的这三尊
造 像 的细 部特 征介 绍如 下 。 １ ． 泰 常 五 年刘 惠 造 弥勒 佛 像 通高 １ １ 厘米 ， 像高 ８ ． ８厘 米 ， 座长 ４ ． ５厘 米 ， 宽２ ． ４厘
延和元年鎏金弥勒佛像艺术风格分析
延和元年鎏金弥勒佛像艺术风格分析作者：杨晓波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24年第08期摘要：文章主要对延和元年鎏金弥勒佛像的服饰、姿态、发髻纹饰、背光和台座等方面进行了艺术风格分析。
认为该佛像展现出早期关中地区佛像艺术与南朝艺术融合的特征，揭示了北魏初期汉地文化艺术对佛教造像艺术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阜阳市博物馆；金铜佛像；弥勒；佛像艺术DOI：10.20005/ki.issn.1674-8697.2024.08.030延和元年鎏金弥勒佛像（以下简称“延和像”，图1）于1966年7月出土于阜阳市颍泉區邵营乡，现为阜阳市博物馆馆藏一级文物。
该佛像由主佛、二胁侍、背光及底座组成，通高19.5厘米，重535克，通体鎏金。
主佛跣立于束腰仰覆莲台座，左手施无畏印，右手施与愿印。
佛像面呈椭圆形，束发结成球状发髻，顶髻饰纵向直线发纹，杏仁状大眼，鼻梁高大与额头连成一线，大耳垂肩，略带笑容。
三重圆形项光，下端内收三重椭圆形身光，着通肩式袈裟，衣纹呈多层“U”形。
二胁侍菩萨皆磨光高肉髻，跣足立于主佛背光两侧，莲瓣形项光，面部方圆，双手合十，身着对襟式广袖襦裙，袖、裙向下外展，飘至身后脚下。
背光为莲瓣形，顶部稍向前弯曲，高14.1厘米，宽7.9厘米。
正面细线阴刻稀疏单头火焰纹及摩尼珠，有边阑。
佛像、背光、底座分铸，再以铆焊法接合。
背面阴刻发愿文为：“延和元年五月初四日，弟子邵景伯为亡父母居家眷属敬造弥勒像一区，愿世安隐。
”5行33字，楷书，字迹清晰。
1 年代分析延和像发愿时间为“延和元年五月初四日”，未提及国号。
我国使用“延和”作为年号的中原王朝分别为公元前92年西汉的汉武帝、432年北魏的太武帝及712年的唐睿宗三个时期。
目前，无论是文献还是考古资料，都已经证实佛教最早传入中国时间应在两汉之际，西汉时期还没有佛像出现。
《新唐书·本纪·第五卷》记载：“五月……辛巳，大赦，改元曰延和。
”据干支纪日推算，唐睿宗改延和为年号时间为712年5月13日，这个日期晚于延和像上的发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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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通高77厘米，是一组包括一立佛、二立菩萨、三思惟菩萨、四供养菩萨、二力士、十一飞天、二博山炉、二狮子的大型造像群。俄上刻有正光五年选弥勒像记，是北挠背光飞天式金钢佛像的代表作。主像立于双层四足方座上，背有透gt火焰纹舟形背光，背光外像为十一飞天。裙带飞舞、飘之欲升的飞天给整个造像以轻巧空灵之感。立佛面露微笑，宽博大衣的下摆衣裙向外扩张成色尼状。褒衣博带式佛装及秀骨清像则是孝文帝汉化改革以后的结果。全像结构复杂，铸造稿细、华美，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至今所发现的北魏前期的金铜佛造，基本上全是小型作品，大者高约几十匣米，小者高仅几厘米。虽然古代典籍记载中，皇亲国威、贵族及地方显赫者造大型金铜佛像者比比皆是*但历经沧桑，多数没能保留至今。
1955年，河北满城县孟村出上了一件金铜佛立像，系北魏前期即垦兴五年(471年)的作品。像高35．2厘米，现藏于刚L省博物馆；像穿袒右架嫂，依袍角甩于左肩部，右手施无畏印，佛立于覆莲台上，台下为四足方座*四周刻有花纹和供养人等。舟形背光的外绦不是平滑线，而是随火焰纹的凸起而呈现变化。这件作品是出土品中较大的。山东博兴县出土的一批金钢佛像(参见《山东博兴出土北魏至隋锅造像队《文物》1984年第5期)，高均不过20厘米。如1983年出土酌北魏太和二年(478年)王上造释边多宝并坐侣，通高仅14．8厘米。该像二佛高肉警，着圆领通肩大衣，结砌肤坐，手作说法印，亦火焰纹背光，束腰颅弥座下为四足床。据说，在释迎宣讲《法华经》时Pb大地巾涌出宝塔，塔中现出了多宝如来佛，口中称赞释边的说教。这类二佛并坐的形象就是法华经中“见宝塔品”内容的生动写照。北魏时期，表现释边多宝二佛并坐的石刻、铜铸的像很多，二像或惧是着通肩大衣，或但是着袒右架缓；但也有少数作品为一像着通肩大衣，另一像则着袒右绥缓，统一之中显出变化。
传世的北魏前期金铜佛像，其题材除坐佛、立佛外，还有释迎多宝并坐侣、菩萨、弥勒等。
日本根津美术馆收藏有孝文帝延兴五年(475年)二拂并坐侮和太和十三年(48g年)二佛并坐像*两保的释迎、多宝佛均为结砌肤坐，着通肩衣，作禅定印。四足束腥高方座，仍为古式，头部比例较大，面容却似柔和含笑的童子形。另外，日本东京田泽坦氏收藏的太和二年(478年)张卖造弥勒像，造型风
1978年在山东诸城发现一件北魏太和甘年(496年)王女明造金铜佛像。通高12．5厘米，通体疆金。佛结蜘跌坐，高肉昏，长面，略带微笑，着圆领通肩大衣，一裙带甩于左臂之上。舟形火焰纹背光，圆形头光，束腰须弥座，座下为四足床。铭文为“安乎县人门伯定王女明造像太和甘年七月十五日”。这件作品也是北魏后期金铜佛像的代表。
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北魏迁都洛阳，并推行汉化政策．上层社会风气由质朴转向追求优雅招致．世风大变。南朗造像细腻秉美的风格亦影响到北方，金铜佛造伤中原来造型质朴、形体微胖之风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强调装饰、秀骨清像、神采飘选曲风格。具体说来7A形背光变细变高，头光内饰莲霸，火焰纹采用汾浮雕，佛座的四足亦变高变窄，出现仰覆圆蓬座。佛装中褒衣博带、内着侣棍支者增多，逐渐脱去印度穿来的袒有理奖。这种中国土大夫式佛装的普通出现，表明中国式金钢佛像的成熟。此外，菩萨装出现宝5a垂肩，饰项圈、理珞。而被帛则交叉于腹部后再反翻悬肘披肩至于体侧，大裙的下摆密榴向外扩张*北魏后期的这种造像风格对其后的东魏、北齐酌造像产生了较大的影内， ‘
下面举例具体加以说明：
1983年山东博兴出土一件北纪景明元年(500年)石景之造金钥佛像。通高13．4厘米，为释边多宝并坐。二佛皆着圆领通肩大衣，绍6g肤坐，高肉骨，面容清瘪秀美。莲搏状背光，上有钱浮雕火焰纹，并有一化佛；束腰须弥座下为四足床，铭文为“景明元年二月六日，佛弟子石呆之为之父母造像一躯”。这是一件典型的北魏后期秀骨清像作品。
日本东京艺术大学藏有一件南朗后朔的作品，也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这件金钢菩萨立像造于陈太建元年(569年)，22．4厘米，像顶有冠，右手执杨柳于胸前，左手提净瓶，婴珞从服前分开．蚊帛随两肩披下，赤足立于冠蓬台上，台下床座并置双狮。有桃形束腰项光，随项光的转折置以化佛。背光后及慷后身上有铭刻：牧建元年……徐大智为自身造佛·。…．”。从形象上看，此仅完全是菩萨，而镕文却称为僳，甚是有越，值得深入研讨。
南朝、北魏的金铜佛像艺术
更多十字绣图案
南朝佛造像的材料较少，金铜佛像中以来文帝元嘉十四年(437年)韩谦造坐佛和元嘉二十八华(451年)刘圆造坐佛最为重要。前考高29．2厘米，后者高29．3厘米，二考皆为举身舟形背光，饰以火焰纹，施掸定印，着通肩农，坐于束腰须弥座上，座下为四足方座。衣纹也是垂中平行的线条，有超的是，两袖之下朗衣纹忽成斜线，与上面的垂线平行，产生铝落变化，更增添了线条的韵味。此二佛嫁面容俊秀优雅，创作手法细腻、柔美，与北方造像的雄伟强烈的风格形成鲜明对照。但在形制、服饰上的一致则反映了南北方遗像的诸城、博兴及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河南等地多有出土。造像的题材与传世品大致相同，主要有坐、立佛像，释迎多宝并坐像和观世音立像等。据造像的形制及艺术特点，以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造像举身舟形大背光，阴线线刻火焰纹，佛像身变乎直，立像两脚赂外擞，高内铝，面相方中带圆．短颈齐肩，昔通肩大衣，衣格自身体中心线的左右对称刻出，作施无畏、与愿手印。菩萨则袒露上身，下着大裙，胶帛绕两磅后垂于体侧。佛座的基本形式为束腰四足方座，四足短粗稳重*这些特点部与十六国后期的造像有不同程度的相似，可见前者对后者的继承与发展。
更多十字绣图案
格、衣纹服饰也与上述很律美术馆藏品相似。这些纪年较早的金铜佛像在形制、造型特点等方面与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虽有不同，也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表明二者密切的继承关系。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馆藏有一件没有纪年的金铜佛立像。该像系北魏前期的作品，高14L 5厘米，是目前已知古代金铜佛像形体最大考之一。如此巨作，不要说至今尚无出上品可与之媲美，就是诲内外的传世品也无出其有考。这件作品的造型及艺术特点，与该馆所藏的太平真君四年金铜佛像十分接近。从波状发纹、通肩架绘上细密的衣纹到莲台都很相似，推测它们的年代应大体一致。可倍的是蓬台下面的方座及背光已失。不过，这件作品使我们领赂到了大型金钢佛像的风采，是一件相当珍贵的佛教艺术杰作。
北魏金铜佛像除出土品外，还有许多精美的传世品。其中纪年较早考，一为太平真君元年(44D年)朱雄造坐佛像，一为太平真君四年(443年)范申造立佛像。
后者像高53．5厘米；系日本京都私人收藏。佛立于低圆莲座之上，下为四足床座，两腿分立。面部线条圆润丰满，微露笑容。肉譬丰圆，阴线刻出的头发有橙陀罗艺术风格的余韵，耳垂很长。助体着通肩大衣，用双线条表示衣纹的隆起，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作与愿印，双手掌心向外，掌中有清晰的网络即三十二相中的网经相。双脚与双手的动势体现出雄挥的意超。面部和衣纹密集，体现出某些印度和中亚的因素，从整个造像来看，则显示出吸收外宋因素而不断演进的趋势。该像造于太平真君七年(446年)灭法之前，不同于灭佛之后的云岗石窟备造像，6得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