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_介词省略_说和_取消介词结构_论_袁本良

古汉语研究2008年第2期（总第79期）关于“介词省略”说和“取消介词结构”论袁本良（贵州大学 中文系， 贵州 贵阳 550025）[摘 要]“介词省略”说在古汉语语法研究和教学中影响甚广。

近年来有学者对这种说法提出批评,有的学者更进一步提出“取消介词结构”的主张。

文章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评论,认为：对于“介词省略”的讨论，不应混同语法研究中历时与共时、句法与语义的不同层面；“介词省略”说从语义理解的角度来认定句法性质，缺乏科学性；“介词结构”是对汉语语法客观事实的正确认识，“取消介词结构”的主张并不合理。

[关键词]介词；介词结构；“介词省略”；句法；语义[中图分类号] H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442(2008)02-0032-06《古汉语研究》先后发表了方平权先生的《关于介词“于”由先秦到汉发展的两种结论》[1]和孙良明先生的《关于取消“介词省略”说以及“于”字的用法问题》[2]。

拜读之后，在一些相关问题的认识上颇受启发。

这两篇文章虽然主要是讨论“介词省略”说是否有当，但议论所及，却是古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一些值得人们注意和认真思考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汉语史上某种表达方式的变化，如何在语法分析的时候结合语义分析，如何认定介词的作用和地位等。

这些问题，关涉到古汉语语法研究中的方法和原则，同时也关涉到对汉语语法体系的总体认识。

因此，我们愿意也就“介词省略”的说法和“取消介词结构”的主张略陈管见，以就正于孙、方二位先生。

我们相信，这样的讨论将会有助于对相关问题的深入认识。

一“介词省略”说是古汉语语法研究中常见的一种说法。

这种说法渊源有自，传承既久，并因广施于教学而影响甚大。

近年来，“介词省略”说遭遇怀疑和批评。

孙良明先生是批评“介词省略”说最力者，他在多篇论文中反复论证“介词省略”说的不合理性，力图从语法事实和语法理论两个方面对此予以澄清。

孙先生考据语料的踏实精神和长于思辨、锐意求真的治学作风，令人敬慕。

方平权先生根据自己和其他学者对先秦至汉“于／於”使用情况的研究，对孙先生的看法提出了质疑。

方先生认为，既然《左传》、《史记》提供的语言事实说明先秦至汉动词后面介词“于／於”的出现频率明显地呈减少趋势，则孙先生从先秦经典和汉人注释对比中得出的汉语述补结构从先秦V-N变化发展为汉代V-P-N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因而，由此结论而引出的对“介词省略”说的批评也就值得商讨。

方先生慎思明辨，善于问难，同样值得我们钦佩。

这里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对先秦至汉这一历史阶段中动词后面介词使用情况变化的现象应该怎样认识？“介词省略”说跟这一现象有没有联系？何乐士先生曾经通过《左传》与《史记》的对比研究，用统计分析的方法，说明《史记》与《左32古汉语研究Research in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传》相比较，在动词前出现的介词“以”、“与”、“为”、“因”、“用”、“自”等用例有较大增长，而在动词后出现的介词“于／於”的用例则大减。

这一变化表明，“现代汉语句法结构中介宾短语主要位于D（动词——引者注）前的格局大约在两千年前的汉代就已基本形成了”。

在这种变化中，涉及介词“于／於”的，除了“于／於•宾”结构的前移（“谋於桑下”——“於桑下谋行”）之外，不少是动词后表处所和对象的成分不再用“于／於”引进（“次于城濮”——“次城濮”；“说于晋”——“说晋”）。

[10]就此，方先生认为，“于／於”在某些动词后面被简省的现象在先秦就已经开始出现，“汉代文献中这‘于／於’的简省现象就是其发展”。

因此他进一步认为，从先秦V－P－N到汉代V－N这种变化中“于／於”“简省”的事实，正可以支持“介词省略”说的合理性。

[1]我们认为，方先生对于“于／於”使用情况的历时变化现象的阐述大体是符合事实的，但由此而联系到“介词省略”说，却似有牵强之处。

“介词省略”说，用杨树达的话说是“有介字者正例也，省介字者变例也”。

[6]很显然，持这一主张的人是从句式选择的常例和变例来立论的。

因此，这里的所谓“省略”，指的是在共时层面上变例对于常例的省略，而不是在历时层面上后代句式对于前代句式的变化。

这就是说，对先秦至汉某些动词后面介词“于／於”用与不用这一现象的认识，跟“介词省略”说的正确与否并没有关联；用前者来说明后者，就混同了历时和共时两个不同的层面。

前修时贤的研究成果都表明，汉代的V-N并非新出现的句法形式，这种形式在先秦汉语中就有。

历时的发展变化规律，不是先秦的V-P-N形式变成了汉代的V-N形式，而是在先秦至汉这一历史阶段中，V-P-N和V-N两种句法形式出现频率的此消（减）彼长（增）。

这种历时层面的变化，不能用来作为支持“介词省略”说的理由。

孙先生对比先秦典籍和汉代注释书，从“原文无介词而注文加入”的材料出发，得出“V、N 的组合从不用P到用P是汉语语法发展逐渐缜密化的一个方面”的结论，[3]并进而论证“介词省略”说的不可从，说“不能将前代后代倒了过来，说先秦典籍是汉人著作的省略”。

[4][p78]我们觉得，这里的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从先秦的V-N到汉的V-P-N这一变化规律的结论具有片面性。

（关于这一点，孙先生自己的文章已经谈到[2]）我们想，这一结论的得出当与对研究材料的认识有关。

孙先生认为，V-P-N中的P是V-N结构中隐性语义关系的显性标志，所以V-P-N表意比V-N更为显明。

我们非常赞成这一说法。

V-P-N和V-N自先秦以来一直并存，从表意明晰的角度说，无疑是V-P-N优于V-N。

因此，汉儒在注解先秦典籍的时候，碰到V-N，为了解说清楚它的意思，很自然地会把它换成V-P-N。

（如《吕氏春秋•行论》：“故布衣行此指于国，不容乡曲。

”赵岐《孟子章句》：“布衣之人行此志于国，不能自容于乡曲。

”《淮南子•原道训》：“德施百姓而不费。

”高诱注：“德泽加于百姓，不以为己财费也。

”[4][p70、72]）汉代学者在注释中选择V-P-N，是为了变换句法以说清语义。

这种情况，并不是用后代句法取代前代句法。

因此，尽管这里对比的是先秦语料和汉代语料，但不能简单地看成历时演变的规律。

二是作者既把这一现象看成历时变化的规律，却又以它作为否定“介词省略”说的理由，从时代的前后去说明“介词省略”说的不合理，这里的论证过程，似乎同样有未能分清历时与共时层面之弊。

我们的意见是，对先秦至汉动词后面介词使用情况的认识，既不能简单地说是从V-P-N 省变为V-N，也不能简单地说是从V-N增变为V-P-N；正确的表述应当是V前介词出现频率的增加和V后介词出现频率的减少。

这一演变现象不能作为“介词省略”说正确与否的理由，同样，它也不能用“介词省略”说去加以解释。

前面说过，V-P-N比V-N表意更为明晰。

既然如此，如何解释先秦至汉V后介词出现频2008年第2期33率减少这一现象呢？我们认为，对这一变化最恰当的解释应该是一些学者曾经阐述过的“调节论”。

鲁国尧先生说：“一个句子内的各个组成部分根据相互关系而自动调节，以求构成一个协调、和谐的统一体。

”“在语言里，由于受着句内、句外成分的制约与影响，对近似结构有所选择，从而加以调节，以求协调，不是指某个具体人在说话的时候边思考，边调节，边说话，而是指语言自行调节，使有关成分各得其所，各称其职，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规则。

”[11]鲁先生举《孟子》的“以羊易之”和“易之以羊”为例来说明，这是从共时的角度来讨论的。

从历时的角度说，何乐士先生认为，从先秦到汉“由于动词谓语的不断复杂化，如并列、连动、兼语、动补……等句式的发展，大量表示前提条件的介宾短语如果放在后面，就会与它修饰的对象相隔离”，因此，在这类动词谓语复杂化的句子中，介词短语便需要前移。

这样便造成了V后介词出现频率的减少。

[10]这种语言形式的自动调节规律，想来才是先秦至汉发生上述变化的内在原因。

二方先生认为：“介词省略说有利于进行语义分析。

”[1]对“介词省略”说与语义分析的关系，我们认为要从两方面看。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对古汉语中V-N结构和N状-V结构中语义关系的认识，的确可以借助于加介词的句法形式来进行说明，从而对此类结构中的语义关系获得准确深入的了解。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过去的一些语法论著常有“介词省略”或与此类似的说法。

比如《马氏文通》，“子产使校人畜之池。

——畜之池者，畜鱼于池也。

池指所畜之处也。

”[5][p252]“孟子去齐，居休。

——居休者，居于休也。

休记所居之地，而无介字以间焉。

”[5][p291]又如《中国文法要略》：“省去‘以’的例甚多，有许多作动词的加语用的名词可以在前面加一‘以’字，如：乃效女儿咀嗫耳语。

（史记•魏其传）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厚富也。

（史记•货殖列传）”[7][p51]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语义理解上的说明不能作为认识句法形式的理由。

在先秦典籍中，V-N和V-P-N，N状-V和P-N-V是同时并存、常常可以互为变换的句法形式。

V-N、V状-N既非偶尔出现，P更不是非用不可，所以我们就不应该把它看成是V-P-N、P-N-V的省略。

事实上，对有的句子类型来说，不用介词的情况比用介词的情况还要常见。

比如，名词状语句是古汉语中常用的句法形式，这种句子中的名词修饰动词往往不需要借助于介词。

如上引《中国文法要略》所说“省去介词‘以’”的例子，虽然可以加上“以”字去理解，但实际上通常出现的说法正是“耳语”、“目挑心招”，而不是“以耳语”、“以目挑以心招”。

再以“于”的用法为例，《中国文法要略》虽然说“方所词在后而不用关系词，大多数例句可以说是省用‘于’字”，但同时又说“文言里有一类动词，用‘于’和不用‘于’一样的普通。

我们不能说不用‘于’一定是省略；我们甚至可以说，不用‘于’字的时候，那些动词是外动词，就拿方所词作止词。

”[7][p205]可见，《中国文法要略》的作者虽然也有“省去”介词的说法，但这是从语义理解的角度来说的，“拿方所词作止词”才是对这种句法形式的性质所作的正确认定。

方、孙二先生的文章讨论到“语义介词”的问题。

我们认为，从语义理解的角度说，“语义介词”的分析方法与“介词省略”说有相通之处，因此对于V-N和N状-V语义结构的理解也有一定帮助。

但是，这种说法同“介词省略”说一样，存在着混同句法层面和语义层面的弊端。

二者所不同的是：“介词省略”说的不当之处，是从语义层面的理解出发而得出句法层面的认识，因而未能分清句法和语义两个层面；不过就提法本身而言，尽管并不科学,但所指的是句法层面的现象。

“语义介词”说认为，在句法层面不存在介词的结构体，其语义层面中仍含有表示某种语义关系的介词，这就把句法层面的一种成分——介词当作了语义层面的构成成分，因此，这种34古汉语研究Research in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提法本身就存在混同两个层面界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