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家个性气质与文学风格的关系

论作家个性气质与文学风格的关系创作个性是文学风格的基础,是文学风格成熟的根本标志。作家的个性气质和作品风格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有着不同个性气质的作家往往会选择不同的题材,显示不同的审美趣味。

正式把“气”的概念引入文艺学领域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的“气”指作家的个性气质的特点所构成的特殊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体现。虽然曹丕强调文气的不同是因人天赋禀性的不同“不可力强而致”的观点存在片面性,但就文章的风格与作家的个性气质的特征之间的关系来讲,

则是有着“不可力强而致”的必然性的。本文主要从“气”,即作家的个性气质入手来探讨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之间的关系。个性气质是指在人的生理基础上,在一定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中形成的一个人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个性气质有强有弱,因人而异,人们在评价人时常说的某人热情活泼、某人沉静敏感、某人粗豪旷达、某人谨慎细心、某人英勇果断、某人柔弱内敛等等,都是指的人的个性气质。春秋时期的孔子把个性气质分为:狂、狷、中、行,认为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中行者依中庸而行。正因为如此,所以同为小说,

有的细腻缠绵、娓娓道来,有的干脆爽快、博大雄浑;同为诗歌,有的清新明丽,有的婉约深沉,有的热情奔放;

同为散文,有的如万里长江波涛汹涌,而有的如一池春水绿意盎然。

文学风格本质上来说是“主观和客观,内容和形式相互交融的有机融合体,他是作家在主观方面的个人独特性在创作过程及其物化的成果———作品中的体现,它不但在作品的形式上,而且在作品的内容上表现出来。”[1 ] 在文学创作中,作家的个性气质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文学创作是一种主体创造性的活动,是作家对现实审美意识的表现。作家具有的个性气质自然而然地投射到他的作品中,形成与其相应的风格。这一点,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家早已作出肯定性的结论。歌德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写出明白的风格,他首先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首先要有雄伟的人格。”[

作家不同的个性气质必然会产生不同的艺术风格,正如屠龙在《王茂大修竹亭稿序》所说的:“士之寥廓者,语远;端亮者,语庄;宽舒者,语和;偏急者,语峭;浮华者,语绮;清枯者,语幽;疏朗者,语畅;沉着者,语深;谲荡者,

语荒;阴鸷者,语险。”[3 ]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指出:“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才性异区,文辞繁诡”。[4 ] 李卓吾在《读律肤说》中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观点,他用音乐来说明不同的个性气质形成不同的风格:“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舒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5 ]可见风格的多样化是艺术家个性气质的各不相同所形成的必然结果。

作家的个性气质和作家的审美趣味是有着一定的联系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有自己主要的兴趣和倾向,在这种

兴趣和倾向的主导影响之下,作家对作品题材的选择必然烙有同一精神的印记,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由于天生气质的不同,作家的感情可能特别专注于一般说来其他人也都赋有着的这一面或者那一面。有的作家特别专注于农村题材,如梁晓声;有的作家特别专注于城市题材,如池莉;有的作家喜好公案类题材,如海岩。可见作家的创作存在着各自所特别专注的题材敏感区,而这一敏感区是为作家的个性气质所制约的。在他们各自的创作敏感区域内,他们获得独到的审美发现,把握和自己个性相应和的表现对象。个性气质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不同作家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气质,因而作家对于各种事物、现象都有着不同于其他作家的独特的感受力。他们特别善于捕捉那些符合自己的个性气质并深深打动他们的那种特殊的事物、现象的内涵和意蕴,使得所选择和描写的对象总是能一定程度上流露和展示自己的生命活力和人性本质。

这方面在不同性别的作家身上可明显看出。女性作家有着女性特有的温柔、细腻、敏感、善解人意的性格,形成了探索女性心理的审美趣味,其作品也大多采用明显的女性化题材。如宋代著名词人李清照,作为一名专门致力于抒情的女词人,把闺情词推向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峰,在词的发展史上有突出的地位。她的词主要抒写离情别绪,着重对女性内心世界做真正严肃的描绘,描写自己对生活的热爱,表达自己对丈夫的真挚感情,词风委婉细腻,简约空灵,一洗过去词作中的妩媚气氛,如她的《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

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作者在词中以女性特有的敏感捕捉稍纵即逝的真切感受,使作品以独特的表现对象呈现出独特的不似于男性作家的风格。在现当代作家中,张爱玲、池莉、张小娴、张抗抗、王安忆等女性作家以其敏感的神经,

独特的女性气质、细腻的情感捕捉到各个时代的爱情、女性心理的变化,在他们的作品中尽是爱情和生活的至理名言,以细致入微的笔触带给我们真切的、渗入人们心灵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读者在欣赏作品时能猜出作者性别的原因之一。当然,同一性别的作家由于个性气质的不同,审美趣味也是大相径庭的,他们往往会选取不同的题材,从而影响到作品风格。伟大诗人屈原,人性高尚,执著于自己的理想世界,他的《离骚》优美动人,以香花美草歌颂美善与高洁,以荒秽和恶臭来鄙视丑恶与虚假,全诗体现出神圣的浪漫主义风格。三国时的曹操,胸怀壮阔,积极进取,其作品多抒发人生建功立业,风格宏大壮阔、气象非凡。如《步出夏门行》中的《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南唐后主李煜,亡国后待罪于明德楼下过着“日夕以泪洗面”的囚徒生活,受尽人间屈辱和辛酸,失去故国的深哀惨痛使多愁善感的李煜更加忧郁、悲愤,逐渐形成了“哀”的审美趣味,在他后期的词作中,他以不可抑制的肺腑之情抒发了亡国之恨,故国之思: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 (《浪淘沙》)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中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两者的散文都具有视野开阔的特点,但是各自的风格却是迥然不同的,读者接触到他们的作品,便能立即分辨出来。这很大程度上和两人的不同的个性气质带来的不同的审美趣味,从而选择不同的题材相关。读周作人的散文,往往能使我们沉浸于他所构筑的独特的艺术境界,周作人“很看重趣味,以为这是美也是善,而没有趣味乃是一件大坏事。”[他说:“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逆活着。”可见,追求趣味,表现趣味是他散文创作的一贯审美态度。因此,他的作品选择的都是闲适性的题材。有的散文,内容远离尘嚣,不食人间烟火,全是草木鱼虫等自然风物,与世无关,充满人情物理,有着清新疏朗之美,如《: 苍蝇》《、鸟声》《、蛇》《、故乡的野菜》等等。这些散文抒发了他对自然和乡村中各种平凡而又有着自身趣味的动植物的亲切感情,自然朴实而又不经意间透出对人情世故的独到见解,极富情趣。还有一些记叙民风民俗的散文,如:《乌蓬船》、《北京的茶食》、《谈“目连戏”》、《日本的人情美》等等,读来犹如扑面而来的带着檀香的清风,闪烁着原始的、乡土的、古朴的情趣。还有一些是谈论自己或他人对饮食习惯的看法和感受,如:《臭豆腐》、《南北的点心》、《腌鱼腊肉》、《罗汉豆》、《山里红》、《喝茶》等等,这些散文,看似笨拙、苦涩却篇篇流淌着真性情,细细品位,犹如饮多年的陈酿,回味无穷。

周作人的独特的审美趣味和他的个性气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生性和蔼,对人真诚、和气,强调以恕道待人;他读书成癖,对社会事物有独到见解,因此,他早期的散文充满情趣,显得不温不火,非常闲适。并且情理并茂,集趣味、见识、智慧于一体,文章洋溢着中庸、通达、清朗之趣。也就形成了他独特的散文风格。

鲁迅的个性气质虽然也有真挚重情的一面,但是和周作人有着明显的不同。鲁迅个性激烈、深沉、执着、含蓄。他的挚友许寿裳说:“鲁迅的性质,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豪焉坚贞如白玉,懔懔焉劲烈如秋霜。”[8 ]鲁迅曾有过这样的话:“人有怒目而视者,报之以骂,骂者报之以打,打者报之以杀。”[9 ]其个性之强由此可见一斑。由此也带来了鲁迅看重战斗精神、悲剧精神的审美趣味。因此,鲁迅散文都选取批判现实,惊醒国民的题材。他曾说:“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起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又说:“在这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巩固而伟大,不必怎么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致。”[12 ] 这就决定了鲁迅文章的战斗性的总体风格。在《为了忘却的纪念》这篇文章中,他沉痛地悼念了那些英雄伟人,而值得主意的是他是从国家、民族的立场去分析和评价他们的生活价值与历史意义的。其散文集《朝花夕拾》展现了对家乡的风俗、社会各相、清末民初时代剪影,所写的事和人浸透着作者对社会的批判和控诉,在平淡的行文中暗藏着作者明确的褒贬和讽刺。其散文诗集《野草》以抒发内心感受为主,具有哲理性,表现了鲁迅在苦闷和彷徨中求索的心里路程,在作者自我解剖中反映时代尖锐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