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戏剧翻译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2.2戏剧翻译目的:可演性和可念性戏剧翻译理论家对戏剧有别于其它文学形式,并对戏剧翻译产生影响的一些特点极为关注。这些特点中最主要的是可演性(performability)和可念性(speak-ability)的观点。这两个概念代表了戏剧文本的动作性和口语性,一直以来成为戏剧翻译研究者们争议的对象。Susan Bassnett是一直关注该问题的翻译理论家。
我们认为,戏剧文本的创作或翻译本身就具有两种功能:一是供读者阅读,二是供舞台演出。任何想把戏剧文本硬性分割成阅读文本和表演文本的观点都是不切合实际的。正如希腊戏剧翻译家EkateriniNikolarea所说,事实上在戏剧翻译中,以表演为目的的翻译与以阅读为目的的翻译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而存在着边界的模糊(blurring of borderlines)。这种理论概念的模糊主要归咎于两个原因。首先,语间交际总要依赖各种复杂的过程,这些过程不仅影响戏剧翻译文本的创作,而且影响译文文本的传播和目的语观众的接受程度。其次,不管两者的差别有多大,它们似乎都显露出翻译研究规定法的弱点(Nikolarea 1999: 183-202)。
2.4戏剧文化转换:异化还是归化戏剧翻译者和学者十分关注戏剧翻译文本在接受语文化中的命运,即它们在目的语文化中的亲近和融合。戏剧翻译与其他类型文本的翻译一样都要面临语言和文化的问题,但是在面临与文化有关的问题时,戏剧翻译比其他类型文本的翻译受到更多的限制。这是因为戏剧文化因素的传译需要考虑舞台表演的瞬时性和大众性。因此,“在戏剧翻译中,‘文化移植’是普遍被接受的翻译方法”(Marco 2002:58)。
论戏剧翻译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戏剧翻译是翻译研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戏剧翻译不仅要涉及两种语言符号系统之间的语际转换,还要涉及语言之外的其它许多因素。本文探讨了戏剧翻译研究中的一些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戏剧翻译作品的性质、戏剧翻译的目的、戏剧翻译文本的特点、戏剧文化的转换和戏剧翻译者的地位等。
正如RogerPulvers所指出的,“戏剧翻译时,译者必须一·96·边翻译一边在心里执导着戏剧”(Pulvers 1984: 24)。因此,戏剧翻译理所当然地应反映舞台表演的需求。戏剧翻译者也应该与原剧作者一样,译出适合于舞台表演的戏剧语言,否则其译本便无法搬上舞台。
2.3戏剧翻译文本:完整体还是非完整体Susan Bassnett认为,如果可演性和可念性确实存在,并且是戏剧文本必不可少的因素,那么“翻译者的任务就变得超人性了,因为他所翻译的文本在原语中是不完整的,包含着隐性的动作性文本”(Bassnett 1991:100)。在她看来,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有些人认为解码动作性文本应是表演者的责任,而在翻译过程中这种责任却常常由翻译者来承担。她认为,“文本不是戏剧中完美但不完整的成分,而应该看作是一个整体,它在各种具有独特文化的戏剧发展的特定时刻起着特殊的作用”(Bassnett1991:110)。
Bassnett对可演性问题的明确立场促使其他翻译理论家对可演性和可念性观点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Enoch Brater在《文本中的戏剧》(TheDrama in theText)一书中认为,“戏剧中的大多数材料用口头表达或用耳聆听时,常常要比简单的阅读和无声的理解更具有意义。因此,剧本写成时本身就包含了可演性和可念性的特征。戏剧翻译者应努力在译文中再现和保留这些特征,即使由于种种合理或不合理的原因,这样的特征最后被介入到戏剧交际链中其他人作了各种不同的处理”(Brater1994:86)。
2.戏剧翻译研究的主要问题2.1戏剧翻译作品:文学读本还是演出文本戏剧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形式,它的语言具有文学语言的共性,又有戏剧艺术的特性。戏剧的这种双重性决定了戏剧翻译的复杂性。戏剧翻译作品应该为戏剧表演服务,还是为文学系统服务,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个问题一直成为戏剧翻译研究的主要话题。
法国着名戏剧翻译理论家Patrice Pavis指出,当今戏剧翻译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书面文本翻译与舞台文本翻译。“书面文本翻译与舞台文本翻译常会涉及不同的传播渠道,这决定了它们所使用的翻译策略”。然而,他强调说,“戏剧文本翻译可以被看作是与舞台表演有着内在联系的活动,因此无论是翻译还是表演,其行为是相同的,都是在各符号系统中进行选择的艺术”(Pavis 1992:145-146)。他认为:“戏剧翻译的特点是由戏剧本身的舞台性所决定的。戏剧翻译作品与其它文学体裁的差异就在于它是为表演服务的”。
在谈到可演性的问题时,她说:“可演性这个术语经常被用来描述戏剧书面文本中不明确的,但被认为是存在的隐性动作性文本(gestic text)。……试图解释文本中固有的可演性的定义,只不过是概括性地讨论一下在目的语文本中需要使用流畅的话语节奏。它在实践中的意义就是要求翻译者在特定的情况下判断哪些成分构成了表演者的可念性文本。但没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可以证明可演性可能或者确实存在”(Bassnett 1991: 102)。
我们认为,“可演性”和“可念性”是戏剧翻译者必须考虑的主要因素,它们是区分戏剧翻译与其它形式翻译的决定因素,因为戏剧的生命在于它是为舞台而作,戏剧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舞台表演。如台词与动作的协调、话语的节奏、译文的口语化等都是戏剧翻译“可演性”和“可念性”的制约因素。一方面译文的语言必须与演员的动作相协调,另一方面,话语的节奏要符合情感、动作和剧情发展等诸多因素,要适合演员的表演。
英国着名翻译理论家Susan Bassnett认为,戏剧作品本质上是供人们阅读的文学读本,其翻译文本也同样如此。她把戏剧的文学文本称为“美学文本”(aesthetictext),而将演出文本称为“商业文本”(commercial text)(Bassnett1991:105)。JiriVeltrusk 也强调戏剧文本和演出文本之间的差异。他认为,“所有的剧本,不仅仅是书斋剧,都是供人阅读的,如同小说和诗歌一样。读者面前既没有演员也没有舞台,他面前只有文字语言。绝大多数时候,他都不会将人物想象成舞台形象或者将行为发生的地点想象成舞台场景,戏剧文本和表演之间的区别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在想象中这些都不具有任何意义,而在表演中它们才成为思想的载体”(Veltrusk 1976:95)。
澳大利亚戏剧翻译家Zuber-Skerritt也把戏剧文本和演出文本置于同等的地位。她说:“戏剧翻译可定义为把戏剧文本从一种语言和文化译成另一种语言和文化,并将翻译或改编后的文本搬上舞台”(Zuber-Skerritt1988: 485)。她进一步说:“剧本创作的目的是为舞台演出服务的,因此戏剧翻译的服务对象也应是剧院观众。戏剧翻译既要关注作为舞台演出基础的文本,又要注重戏剧的表演”(Zuber-Skerritt1988:486)。西班牙戏剧翻译家Eva Espasa指出,我们并不否认主要用于书面文本的翻译存在。对于戏剧翻译的这两种观点产生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翻译,一种更接近于书面文本,另一种更适合于剧团的表演。但是,如果书面文本与舞台文本所表现的是不同的但有时又是相融的传播渠道,而不是两种艺术和思想的行为,那么这样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此外,只用于阅读的剧本翻译的理论·95·问题可以在其它以阅读为目的的文学形式的框架内便利地解决,无需作为戏剧翻译的特殊形式加以处理。
其他一些翻译理论家却坚持认为,戏剧翻译文本是非完整体,原文文本和其译文文本都要受导演、演员和各种戏剧因素,如舞台类型、动作、灯光、色彩、服装、道具、音乐和观众等的影响。Zuber-Skerritt指出,“作为表演艺术的戏剧翻译文本主要有赖于剧本在舞台上的最终演出,有赖于剧本对观众的效果”(Zuber-Skerritt1988:485)。SirkkuAaltonen同样指出,戏剧翻译文本的非完整性体现在戏剧交际链中不同人物对相同文本的不同解读。“译者、导演、演员、设计师和技师都会有自己的诠释,然后这些诠释的思想一起合作产生舞台作品,供观众用来作为构建意义的基础”(Aaltonen 2000:6)。Patrice Pavis也认为,戏剧翻译是超越戏剧文本的语间转换,“真正的翻译应在整个舞台表演的层面上进行”(Pavis 1989: 25-41)。
Eva Espasa从文本、戏剧和思想等方面对以上问题作了研究与分析。她说:“从文本的角度看,可演性常常等同于可念性,也就是指要译出表演者能毫不费力可以表达的流畅的文本,可演性是受文本和表演行为决定的”(Espasa 2000:49-50)。Patrice Pavis也认为,戏剧翻译是以未来观众的解读能力和他们在节奏、心理和听觉等方面的能力为先决条件的。这就意味着戏剧翻译要以戏剧观众为导向,译文文本要追求话语的可念性以及与动作的协调性。Pav-is由此得出结论,“戏剧翻译要以‘可演性’为前提,舞台表演总是优先于语言文本”(Pavis 1989:30-31)。
与可演性和可念性一样,戏剧文本不完整性的特点对于戏剧翻译而言是十分重要的。首先,以表演为目的的戏剧翻译与其它文学作品翻译不同,译者不得不受文本以外的多种因素的制约。戏剧交际除了口头表达的语言外,还存在着手势、服装、道具、化妆、布景、音响和灯光等副语言因素。在戏剧表演过程中,语言符号系统必须与其它非语言戏剧表演符号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戏剧翻译的评介标准也不再仅仅是其是否忠实于原文,还要考虑译文在舞台表演中的整体效果。“剧本的完整性不是在于它可以存在于文学系统中供读者阅读,而是通过舞台演出,供观众欣赏;只有搬上舞台之后,译本的创作目的才得以实现”(Nikolarea 1999:185)。
1.引言戏剧翻译是翻译研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戏剧翻译除了要涉及书面文本由原语向目的语转换的语际翻译,还要考虑语言之外的所有其它因素”(Bassnett1985:87)。由于戏剧翻译具有有别于其它文学形式的特殊性,因此戏剧翻译研究一直成为“最复杂又最受翻译研究冷落的一个领域”(Bassnett1998:90)。正如英国戏剧翻译家Gunilla Anderman(1998: 71)所言:“迄今为止,对戏剧翻译的学术关注仍是非常有限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关于戏剧翻译的讨论主要局限于使用规定法的研究方式对戏剧翻译文本进行比较分析,探究译文与原文的等值问题。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戏剧翻译开始朝着描述法的研究方向发展。国外一些翻译理论家和学者开始把戏剧翻译置于戏剧符号的动态系统中进行考察,将戏剧翻译文本置于目的语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近30多年来,对戏剧翻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戏剧翻译作品的性质、戏剧翻译的目的、戏剧翻译文本的特点、戏剧文化的转换和戏剧翻译者的地位等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