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绪判断及其归因研究——儿童道德研究的新动向

道德情绪判断及其归因研究——儿童道德研究的新动向
更新日期：2010-06-26 点击：陈少华
[摘要]道德情绪判断及其归因研究是儿童道德研究中的一种新动向，该研究从另外一个侧面揭示了儿童道德心理与发展的内部动力和一般趋势。

由于研究者们侧重点不同，因而得出的研究模式也有差异，文章对此进行了较详尽的探讨，并试图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道德情绪判断，情绪归因，研究模式
分类号 59.825
1 前言
道德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

作为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核心成份，道德心理及其发展已成为教育发展心理学家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早在本世纪20年代，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首先开创了该领域的实证性研究，此后，这一研究传统为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柯尔伯格继承和发展。

近20年来，西方道德心理研究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研究者们日益将视角转向了儿童的道德情绪发展，他们力图通过研究儿童道德情绪判断及其归因动向，本文将在简明扼要介绍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理论探讨。

2 儿童道德发展的早期研究道
德心理及其发展的早期研究以皮亚杰和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影响最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期的研究成果都得益于皮亚杰的开创性工作。

通过大量的观察和细致的研究，皮亚杰揭示了儿童道德发展经由前道德到他律道德再到自律道德的发展里程。

50年代末期，柯尔伯格进一步丰富、充实了皮亚杰的研究成果。

经过他本人三十多年的努力工作，柯尔伯格建构了一套完整、系统的儿童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模式[1]。

关于儿童道德判断的发展阶段，柯尔伯格将皮亚杰的道德认知理论扩充为三种水平六个阶段，把儿童的道德认识发展划分成前习俗道德、习俗道德及后习俗道德三个基本阶段。

这一研究结果不仅对于相同文化中的儿童道德发展具有普遍性，而且在不同的文化中也获得了广泛的跨文化研究的支持[2]。

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西方道德心理学家们就一直为揭示儿童道德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努力。

从这些早期的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一，对儿童道德发展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于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两个方面，即道德认知方面。

在道德发展理论中，儿童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其二，研究中多采用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情境故事法，从儿童对不同情境的道德推理与判断中揭示道德发展的心理机制。

无论是皮亚杰的对偶故事法，柯尔伯格的两难故事法，还是艾林伯格的亲社会两难情境法[3]，实验中所使用的故事材料都直接取自于儿童的实际生活，因此与一般的实验法相比，这种方法更有可能真实地揭示儿童道德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内部机制。

３道德情绪判断及归因研究
儿童道德情绪判断及归因（Judgement and Attribution of Moral Emotion）研究兴起于70年代末期，该研究一方面继承了早期道德研究的优点，研究中广泛采用与儿童实际生活相联的道德情景故事，研究者们企图探索在不同的道德情景中，一个人对他人的情绪体验，并对使他人产生情绪体验的情景作出原因推论，即对道德情绪盘作出归因：另一方面，与早期研究不同的是，研究者并不注重儿童作出哪一水平的道德判断，他们关注的是儿童作出这种情绪判断的原因，以此找出儿童道德发展的情绪、情感动力。

按照情绪的功能主义理论观点，情绪是一种重要的内部监导系统，它有评价事物和推动行为的作用，不同的道德事件所
引起的情绪反应不同，而人们对情绪反应的预期则可影响到其行为决定[4]，例如，一个人如果预期某行为会使自己感到愧疚，他将放弃这一行为[6]。

因此，从道德情绪判断及归因的角度研究儿童的道德发展，能够更为有效地揭示儿童道德发展的内部机制，这一点已经为大量的研究所证实[5-15}。

儿童道德情绪判断及其归因研究始于“快乐的损人者”（Happy Victimizer）现象。

这一现象表明，年幼儿童对犯过者的情绪体验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在情绪判断中逐渐将道德因素考虑在内，因此这一现象随年龄增长有所减弱。

尽管研究结果表明，“快乐的损人者”现象在儿童道德情绪判断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然而，不同的研究者对此所揭示的判断与归因模式并不相同，有时甚至相反。

3.1模式一：“高兴—难过”——“结果定向—道德定向”
Barden R等人的研究发现，年幼儿童倾向于推断成功的乏过者会体验到愉快的情绪，失败的犯过者会体验到难过的情绪；而年长儿童则不管犯过者的行为成功与否，认为他们都将体验到难过、羞愧或内疚的情绪，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犯过者的积极行为是不被社会所接受的[5]。

据此，Barden认为，儿童对犯过情景中行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是一种由高兴到难过、由积极到消极的二级模式，其道德情绪归因由结果定向向道德定向发展。

这一判断模式后来得到了Nunner-Winkler和Sodian(1988)的实验支持，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最小的被试也了解相应的道德规范，但大多数8岁以下儿童都认为侵害者会产生快乐的情绪体验，而8岁儿童则把情绪的产生与道德标准联系起来，认为侵害者将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难过[6]。

研究者不仅验证了儿童情绪归因由结果定向向道德定向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还考察了突出经验因素、具体获益因素以及动机与结果的匹配关系因素对儿童道德情绪判断及归因的影响。

此后，Arsenio和Kramer从移情角度对“快乐的损人者”现象作了进一步研究。

研究者要求被试对故事中损人者和受害者的情绪都作出判断；然后再对情绪作出五级评定，以考察情绪体验在量上的席位变化[7]。

实验结果表明，8岁儿童中先判断受害者情绪的被试，虽仍认为损人者会高兴，但“高兴”的等级有所降低，而这一效应在4岁儿童中却不明显。

这一结果说明，对受害者的移情能力似乎只影响较大儿童对损人者的情绪判断。

Arsenio据此推断，造成“快乐的损人者”现象的原因是幼儿缺乏与此相关的认知能力，不懂得受害者的不快情绪会对损人者产生影响，使他们也多少产生一些不快情绪。

此外，我国的一些研究者从行为动机与结果的匹配关系上考虑了不同匹配情景对儿童道德情绪判断及归因的影响，实验结果验证了上述研究模式[8]。

众所周知，儿童很早就已经具备了某些复杂的道德知识，他们能够区分道德与习俗[9]。

然而，为什么幼儿的认知性道德知识并没有导致相应的情绪性道德产生呢（如期望犯过者感到难过而不是高兴）？“快乐的损人者”是儿童道德发展中的一种真正普遍现象吗？这一模式将在何种程度上随儿童年龄的增加而降低呢？最近，Lourenco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考察[10]。

一方面，研究者总结了前人的研究经验和成果，全面考虑了道德情绪判断中的各种因素；另一方面，研究者对研究过程作了精心设计，在针对故事情景设计的问题最后设置两个探查性问题，以使儿童有可能对犯过者体验到消极或混合的情绪。

研究结果表明：①在探查性问题出现之前，大多数儿童都认为损人者会体验到积极的情绪，探查性问题出现后，大部分年幼儿童仍认为犯过者会有积极的情绪体验，然而，8岁儿童中则有40%认为犯过者会有消极的情绪体验，20%认为犯过者将体验到混合情绪：②在道德情绪归因方面，4―8岁儿童都以结果定向为主。

随着年龄增长，归因的可变性增多，除结果定向外，还有道德定向、同情定向及外部惩罚定向。

基于此，Lourenco认为，“快乐的损人者”是儿童道德发展中一种较为稳定的现象，幼儿在道德情绪判断及归因中的这种非道德性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儿童认知的制约。

换言之，在道德冲突情境中，幼儿对行为者的情绪判断主要集中于个人利益与
行为后果的关系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