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讲课讲稿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宰相制度居于核心地位，是连结政治制度各部分的中心环节。

魏晋至宋为调整期。

两汉时期，由于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迅速暴露，宰相制度很快便进入调整期。

调整的核心是，皇权不断集中，相权不断被分割。

但不同的君王有不同的特点和喜好，控制相权也就有不同的办法，因而宰相权力时而强化，时而又被弱化。

第一次调整开始于汉武帝时期内外朝的设立，皇帝开始靠身边的心腹办事机构控制相权，但心腹办事机构日渐坐大后，又形成一个实际的行政中心，分割甚至取代了相权，最后形成了互相消长的内外朝。

在进入调整期后，宰相制也屡有变化，最重要的是多相并存、三省出现。

曹魏时，凡任录尚书事、尚书令及尚书仆射者，便成为宰相，执掌政柄，但这时的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在名义上仍不失为宰相之号。

至两晋时期，中书监、令便取代了宰相的职位。

宋齐梁陈并相沿袭。

这时所谓宰相，除录尚书事、尚书令、仆射及中书监、令外，还有侍中。

北魏、北齐时，因魏晋以来的门下省逐渐发展起来，侍中权柄尤重。

后周改制，以大冢宰为宰相，不久又置左右丞相。

隋朝废三公，三省长官为相，称为“真宰相”。

唐朝前期确立三省制，中后期为中书门下政事堂制。

唐朝是宰相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宰相机构之变化与宰相名称之多变均较复杂。

三省制度是在魏晋南北朝和隋朝时期逐渐形成的，到唐朝才真正得以确立。

在唐代的中枢机构中，真正握有实权的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

尚书省是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构，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其长官称尚书令，左、右仆射为之副。

中书省是秉承皇帝意旨掌管国家机要大事、发布政令的机构，其长官称中书令。

门下省与中书省同掌机要，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其长官称侍中。

凡朝廷有军国大事，则中书出令（决策），门下封驳（审议），尚书受而行之（执行）。

所以人们也简称尚书省是执行机构，中书省是决策机构，门下省是审议机构。

又因尚书省下设有六部，故习称“三省六部制”。

唐初右仆射加“知政事”身份，参加政事堂会议，也是宰相。

中书令迁右仆射，不加“知政事”亦为宰相。

李世民继位后，尚书省的左、右仆射与侍中、中书令均成为宰相。

从贞观元年起，以他官预宰相事便经常出现。

一是以资格较浅的官员加“参议朝政”、“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专典机密”、“参议得失”等名号而预宰相事；二是给一些资格较老的元勋功臣加“平章事”或“同三品”名号，使其可以继续预闻宰相事务。

宋朝正副宰相同设，多相并行，编制也不固定，目的是分散相权。

北宋沿袭唐代后期制度，设置中书门下省。

在北宋前期，中书门下的长官为正宰相，亦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宰相称“参知政事”。

后来参知政事与正宰相基本无差别，使正宰相事权更为分散。

宋太宗后，一相四参或二相二参是常事。

元至清末为衰落期。

因为宰相制度无论怎样调整，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都无法得到彻底解决，所以从元朝开始，宰相制度便进入衰亡期。

金朝罢中书、门下两省，实行一省制，以尚书省总揽政务。

元朝开始是一省多相制，后改为两省多相制，又以中书省取代尚书省。

明朝从废丞相到实行内阁制，使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央官制发生了最重要的变革。

明洪武元年设左、右丞相，丞相之下设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职，为其属员。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挠政为名，杀中书省丞相胡惟庸，废丞相，使六部直隶于皇帝。

废除宰相制后，相权被分于六部，国柄则集于皇帝一身。

明成祖时，在洪武年间设立殿阁的基础上正式设立内阁。

阁臣权力虽比宰相权力小得多，但人们还是习惯把阁臣看成宰相。

清朝从三院长官到内阁大学士，再到军机大臣、总理大臣、内阁政务大臣，宰相权力日趋淡化，皇帝集权则达到极点。

而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中国古代的宰相制也终于走到它的历史尽头。

宋朝宰辅制度探究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经历了“三公制”、“三省制”、“内阁制”之三个阶段变化，从两汉至隋唐，正处于前两个阶段的演变转化过程之中。

司马光等曾简单回顾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宰相制度发展历程，说：西汉以丞相总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

光武中兴，身亲庶务，事归台阁，尚书始重，而西汉公卿稍已失职矣。

及魏佐汉，初建魏国，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

文帝受禅，改秘书为中书，有令，有监，而亦不废尚书。

然中书亲近，而尚书疏外矣。

东晋以后，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与之议政事，不专任中书，于是又有门下，而中书权始分矣。

降及南北朝，大抵皆循此制。

（《长编》卷431）如果要透彻地理解两宋的宰相制度，就必须对这一段历史有个简单回顾。

1、宰相中国古代，“宰相”仅仅是一个通称或俗称，除了辽代以外，“宰相”从来不是正式官名（辽国官职分南北院，有北宰相府、南宰相府，各有左右宰相）。

所谓的“宰相”，是指历代辅佐皇帝处理国家政务、行使中央职权的官员，其职权特点是统领百官、总揽政务。

“宰辅”则是指宰相和他的副手组成的一个核心领导机构。

宰相副手的官称繁多，如西汉的“御史大夫”、宋代的“参知政事”等等，某些朝代将他们合称为“执政”。

所以，“宰辅”也可称为“宰执”，都是指宰相和他的副手们。

2、三公制西汉前期沿用秦制，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为宰相，习惯上被称为三公。

丞相：又名相国，“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汉书?百官公卿表》），事无不统，集政权、军权、财权于一身。

《唐六典》卷一说：“秦变周法，天下之事皆决丞相府。

……汉初因之。

”置两员时分左右，以左丞相为首相。

或更名为相国。

秦始皇尊吕不韦，特置相国，故丞相与相国虽说是一官异名，然以相国为尊，如曹魏时司马师兄弟为相国即此意。

汉文帝时周勃罢，以陈平为左丞相，后遂专置一相。

御史大夫：“掌副丞相”（《汉书?百官公卿表》）。

丞相独置一员时，御史大夫其实就是次相。

《汉书?朱博传》说汉高祖“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总领百官。

”太尉：“掌武事”（《汉书?百官公卿表》），与丞相地位相等。

西汉时丞相权力极大，武事亦属其职掌范围，故往往侵夺太尉的职权，架空太尉。

所以，太尉一职经常空而不设。

据《汉书》统计，汉初至武帝建元二年（前139），任太尉者只有五人，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空而不设。

汉宣帝说：“太尉官罢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修文也。

”（《汉书?黄霸传》）以丞相兼管太尉职事，显然又体现了汉代统治者的治国思想。

上述“三公”是后人对其的一种归纳称呼，其中因太尉不常设，时人则将丞相与御史大夫合称为“二府”。

“三公”之称也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流行说法。

战国以来以“三公”为辅佐天子的最高官吏，而具体所指又众说纷纭。

西汉初期将负有宰相职责的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称之为“三公”，但三公之间地位并不平行，以丞相为核心。

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变革宰相制度，太尉改称大司马、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与丞相合称“三公”，“分职授政”，地位平等，三公鼎立的制度得以确立。

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又将丞相改为大司徒，与大司马、大司空合称“三公”，以大司马居首。

东汉立国，采用了三公鼎立制度，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其后，“三公”官制又有反复改变，所领职事大致相同，皆为宰相之任。

不过，也是从东汉光武帝开始，尚书权力不断扩张，逐渐取代宰相，三公也因此缓慢演变成为一种荣誉虚衔，不再是握有实权的职事官。

至宋代，仍保留三公称号，作为加官或寄禄官阶，大都是对宰辅表示优宠的措施，前期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政和二年（1112）后，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

3、三省制相权与帝权是一对既统一又冲突的矛盾。

国家政权的正常运作要求在皇帝的专制之下宰相有效地行使职权，而宰相权力的扩大又必然削弱帝权。

皇帝既依赖宰相治理国家，又对宰相存有疑忌之心，不时地采取各种措施限制相权，把剥夺回来的种种中央行政大权交给自己身边的亲信。

于是，相权就逐步转移，“三公制”因此也就逐渐演变为“三省制”。

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冲突，是宰相制度从“三公制”到“三省制”演变的内在推动力①、尚书省“尚书”的设置在秦朝时就已经有了，《宋书?百官上》说：“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发书，故为之尚书。

”又说：“秦时有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丞。

”所谓的“发书”，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启发文书，即臣下进呈的奏章，皆由尚书开启审读，向皇帝报告；一说是发布诏制，即皇帝下达的命令文告，都经尚书抄写登记，然后颁发。

不管哪种说法，都可以看出：“尚书”是皇帝身边亲近的司秘书之职的官员，或者说是皇帝的私人秘书。

汉武帝强化君主集权，侵夺“二府”的权力，尚书的职权大大扩张，越来越多的相权转移到尚书的手中。

见于两汉史书最早的一例是霍光“领尚书事”，武帝去世后，霍光主持朝政，“领尚书事”成为实际上的宰相。

此后，辅政大臣凡有权处理机密政务者，常常兼有此头衔。

这就发展成为“领尚书事”制度。

“领”，即“治理”之意。

“领尚书事”之外，又有“平尚书事”。

“平”即“评议、讨论”之意，地位在“领尚书事”之下，对尚书事务具有参议、评议权。

西汉的“领尚书事”，除霍光作为特例外，基本上仍然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机构设置也比较简单，只是部分地侵夺相权，处于尚书省的形成阶段。

他们的位置在宰相之下，并没有完全侵夺宰相的职权。

东汉光武帝则收三公之权，交与尚书，尚书的权力再度大大膨胀。

《唐六典》卷1称：“及光武亲总吏职，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府。

”此时，尚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挥了宰相的作用。

尚书的机构和官吏设置也大大扩张，其机构名称为“尚书台”，大约有令一人、仆射一人、尚书六人，称为“八座”，还有丞、侍郎、令史等部门长官。

但东汉尚书分曹不稳定，成员多变化，说明当时尚书组织还处在不断自我完善阶段。

许多史学家指出，东汉以来的三公，不仅仅是名义上或制度上的宰相，而且，在实际权力运作过程中，依然执行着相当部分的相权。

史书上形容的三公与尚书的关系，有被夸大之处①。

这是尚书机构发展和权力形成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尚书与三公的权利还处于此起彼伏的交替状态之中。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西晋。

曹魏后期，司马氏篡权，他们以“录尚书事”的名义总揽朝政，尚书台已经成为真正的宰相机构，尚书台长官也就成为事实上和名义上的宰相。

西晋延续这种制度，三公才真正地成为虚衔，而与宰相职权无关。

西晋还有“八公”的官衔，即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然必须“录尚书事”兼“中书监令”者，始能参与机密，为真宰相。

尚书省的建制、职官、职责，至此已经基本上形成。

②、门下省。

“门下”在古代是一种泛称，与属下含义相近，常常用来指长官的亲信。

但它与皇宫相联系时，意指“宫门之下”或“禁门之下”，即与“禁中”是同义词。

汉代凡入值宫殿、掌管宫内内勤事务的官吏，大都属门下的范围。

随着历朝皇帝加强君权措施的贯彻实行，禁中的决策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

门下省的形成和发展，与侍中一职的演变有关。

侍中，在西汉只是一种加官，没有定员。

这些官员往往是皇帝身边的亲近大臣，很得皇帝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