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礼记》的文化地位及其当代价值

谈《礼记》的文化地位及其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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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与核心。孔子所整理传承下来的“六经”，以及后世在“六经”基础上增益形成的“十三经”，则是儒家思想学说最主要的载体。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礼记》系统地论述、阐释了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天道人伦观念、心性教养的途径和原则等。可以说，《礼记》一书最能体现、揭示儒家思想的精髓和核心价值观。

《礼记》一书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广泛、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对于今天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礼记》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礼记》虽然成书较晚，而且不在“六经”之中，但认真考察一下我国古代经学史就会发现，在儒家经典文献体系中，就思想价值来说，《礼记》的地位不仅超越了“六经”，而且也超越了“十三经”中其他十二经。

1. 在濡家“十三经”中，《礼记》一书最集中、最

全面、最系统地记述、阔释了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

众所周知，“礼”是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六经”无一不渗透着浓重的礼学内容。儒家礼学思想的最主要的载体就是“三《礼》” (《周礼》《仪礼》和《礼记》)。而在“三《礼》”中，就思想学术价值而言，《礼记》最为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 儒家礼学历来讲究“陈其数”“知其义”。“数”即是各种礼节和仪式的具体规定，“义”则是各种礼节和仪式所体现的思想内容。而在“三《礼》”中，《仪礼》十七篇所讲述的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八类礼节，基本上都属于“数”的范畴，主要讲述各类礼节具体的行为规范。《周礼》，原名《周官》，是一部记述王室职官制度的著作，按照天官家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个序列，记述了三百多种官职的设置及其职掌，基本上也是属于“陈其数”的范畴。

而《礼记》一书则不仅陈述各种礼的“数”，而且更重要的是阐释、揭示了各种礼的“义”，即阐释、揭示了各种礼所蕴含的思想精神。《礼记》四十九篇，内容非常丰富，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上

至治国方略、社会发展规律，下至家庭伦理规则，在《礼记》中都有专章论述。因此，就思想学术价值而言，可以说《礼记》在三《礼》之中最为重要。正如清代著名学者焦循所说:“《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必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仪礼》。《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礼记补疏·序》)

2.《礼记》在曹魏时期升格为“经”，并在唐代进一步升格为“五经”之一，取代了《仪礼》的地位“三《礼》”当中《仪礼》十七篇出现最早。汉代所谓“五经”之一的《礼》就是指《仪礼》而言。而《礼记》是西汉中期礼学博士戴圣搜集编纂的一部礼学资料汇编，当时还不算“经”，故称为“记”。到东汉末期，经著名经学大师郑玄为其作注，《礼记》的思想学术价值越来越被重视。到曹魏时期，《礼记》便升格为“经”，取得了与《仪礼》《周礼》并列的地位。唐王朝统一天下后，唐太宗便诏令当时的国子监祭酒孔颖达组织有关学者撰写《五经正义》，用以统一全国经学。由于当时普遍重视《礼记》一书，“人皆竞读”，而《仪礼》一书，“殆将废绝”，于是孔颖达等人便将《礼记》升格为“五经”之一，并为其作“正义”(疏)。从此之后，《礼记》便取代《仪礼》，正式进入“五经”之列。

3.《礼记》的《大学》《中庸》两篇与《沦语》《孟子》并列，被尊为“四书”之一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与《论语》《孟子》两书并列，合称为“四书”。在儒家经典中，朱熹集四十年功夫，为这四部经书分别作注，遂成《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并将其结集合刻为《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从而创建了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影响甚大的“四书学”。

朱熹“四书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四书”重于“五经”。他曾经以“熟饭”与“禾”来比喻“四书”与其他经典的关系。他认为“四书”能够直接体现孔孟之道，相当于“熟饭”，而“四书”之外的其他经典则与孔孟之道有所间隔，相当于“禾”，阅读“四书”之外的其他经典则相当于“打禾为饭”。也就是说，“四书”比“五经”及其他经典更为重要。

综上所述，可知从思想价值上来说，《礼记》一书在儒家经典体系中占有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

二、《礼记》的当代价值

我国古代自汉武帝“罢黯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两千余年间，儒家所倡导的“礼”基本上一直被作为“修身”与“治国”的规范。我国自从20世纪初推翻帝制、

走向共和以后，社会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数千年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礼”不仅失去了其作为社会纲纪、社会规范的地位，而且在一次次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冲击下，人们往往把礼学视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一种政治学说，因而对其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其实，儒家倡导的“礼”固然有一些在今天看来陈旧、过时的内容，但毫无疑问其中也存在许多积极的内容。对此，我们理应批判地继承和弘扬，而不应不分青红皂白，全盘否定。

我们知道，一个民族文化的更新，总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更新。抛开昨天，不可能很好地认识今天。要创造和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就有必要对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进行清理和研究。我们应该秉持批判继承的态度来挖掘、弘扬《礼记》中所蕴含的儒家“礼”文化的当代价值，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 从近代以来“大同”“天下为公”和“小康”思想的社会实践看《礼记》的当代价值《礼记·礼运》中，孔子与其弟子子游以答问的形式提出了著名的“大同”社会理想，并进而说明“天下为公”是大同社会的特征，而礼制则是“小康”社会的纲纪。《礼记·礼运》集中体现了儒家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价值。《礼记·礼运》所提出的“大同”“天下为公”和”小康”等政治思想曾被

我国近现代史上三位伟人先后用来表述、阐释自己的政治思想，并以此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

康有为与《大同书》

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曾经撰写了《大同书》来阐发其社会改良思想。康有为依据《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表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由“据乱”进为“升平”(小康)，由“升平”进为“太平”(大同)。显然，康氏在《大同书》中追寻的理想社会，既有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更有儒家“大同”社会的理想特色。

2.孙中山与“天下为公”

孙中山先生在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运动中多次题写《礼记·礼运》倡导的“天下为公”条幅匾额，用以表达其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共和社会的理想。邓小平与“小康社会”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最早使用“小康”这一概念规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后来，他又于1981年明确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概念，并明确讲“小康社会”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2012年底，党的十八大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号召: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2. 从“和谐社会”建设看《礼记》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