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上结构与变迁

《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的经典力作，作者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为核心，在对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修正的基础上，运用交易成本、公共产品、相对价格等分析工具，建立了以经济史的经验性材料为论据的制度变迁理论，从而构筑起包括所有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新经济史学理论体系。

作者认为由于人类受自身生产能力和生存环境的约束，随着人口的增长将导致资源的稀缺，加剧资源利用的竞争，从而要求明确所有权，所有权的建立即激励机制的形成可促进经济增长，但在现有技术和组织制约下，所有权的界定、裁决和行使代价极为高昂，于是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的提供所有权保护和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

国家规定着所有权的结构并最终所有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此外，由于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价值和信念，可以节约个人与社会达成协议的费用，以及约束个人行为的衡量费用，成功的意识形态更能有效的克服“搭便车”行为。

诺思把制度看成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

它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可以在其中相互作用的框架，使协作和竞争关系得以确定，从而构成了一个社会，特别是构成一种经济秩序。

换言之，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的，制度在指导和决定经济活动时起到激励或抑制的作用，决定这一个社会基本的福利和收入分配。

所以在诺思看来，一个可以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可以说正是制度变迁构成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而决定制度变革的主要因素不是生产力及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科学技术，而是人口变动。

以早期人类社会发展为例，起初在资源丰富的情况下，人口可以大量繁殖，但自然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当人口增长一旦达到资源基础被完全利用的程度，那么人口的任何继续增长都会引起狩猎、采集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的下降，人们于是觉得有必要建立一种可以限制资源利用速度的所有权，并为之付出代价。

所有权正是为更合理的利用资源而发展起来的制度。

随着所有权的建立，农业生产逐渐发展起来，按所有权的效率来衡量，原始农业的专一所有权和狩猎的共有权相比具有显著优势。

这样整个过程就是人类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的逐步转变过程，一万年前的农耕发明和经济增长的起点就在这里。

作者主张，农业是发明并不是最重要的，专一所有权引起的激励机制的变化必然会创造出农业。

同样，对于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也可以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予以解释，传统观点一般认为是产业革命推动了经济增长，使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根本改观。

而诺思独树一帜的提出，产业革命不过是经济增长的一种表现形式，经济增长的起源可追溯到前几个世纪产权结构的缓慢确立，该结构为更好地分配社会财富和社会活动创造了条件，为技术创新和扩散提供了刺激。

总而言之，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才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诺思从制度创新和制度变革的角度完整的提出了一套经济史理论，并用这套理论来考察自史前人类的经济生活至现代经济增长的漫长历史。

其推导逻辑可总结为：人口增长导致制度创新，从而产生激励作用，进而推动知识、技术的进步。

有意思的是这一过程恰好与马克思理论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相反，并以人口因素代替了生产力在社会变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可以说诺思打破了传统叙述经济史的框框，真正做到用经济学理论去解释历史，赋予了经济史新的内涵。

而这似乎正是国内经济史研究中所欠缺的。

当然，书中也有一些存在问题，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地方，如对农业起源模型的论述，作者显然忽视了人类对农业知识的积累，预设农业已经是原始人类的可能性选择之一。

国家起源理论也存在缺陷，它完全建基于对古埃及、波斯帝国、希腊城邦、罗马帝国四个个案的分析，而后三个却都是次生态国家，这不能不让人们对它的解释力度表示怀疑。

道格拉斯·诺斯，1920年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942、1952年先后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学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

他是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和抗议者，他开创性地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

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特别是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极大的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在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提出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诸多方面，解释了人类社会的历史。

他本人并因在制度变迁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如我们所知，任何理论的提出和发展都是在一定的“哲学”基础上，伴随着方法论的革命，本书也不例外。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方法在方法上为诺斯对历史材料进行实证分析提供了便利，宏观经济学以及由此而后形成并完善起来的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计量学，所有这些都成为经济史学家分析历史的强有力的工具；新古典理论在理论上为他对历史分析进行归纳提供了“哲学”基础，新古典的价值判断、道德伦理和理论规范成为诺斯新经济史学的理论“精髓”。

关于本书的内容，书名《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给出了一个概括性的说明，根据诺斯自己的论述，“‘结构’一词指制度框架，‘变迁’一词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尽管在书中论及了经济、政治及至社会诸方面的结构与变迁，不过，对此作者均是通过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去解释、说明的。

在本书的结构方面，作者分三篇来论述。

第一篇为理论部分，也是全书的基础和精华部分，在这一篇，作者系统阐述了他的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并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对历史中的经济组织进行了分析；第二篇为历史部分，用制度变迁的理论来分析历史，进而以历史的发展演变来验证理论，本篇分析了两次经济革命及其结果、古代世界经济的变迁与衰落、封建主义的兴衰、近代欧洲的结构与变迁、产业革命和1789-1914年美国经济的结构与变迁；第三篇是理论与历史的结合部分，也是全书的总结部分。

对历史变迁问题的解释，作者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理论存在的缺陷分析，指出个人在试图推动社会变化时所承受的净成本是由他们感到的不公正和异化来度量的。

当个人深信一个制度是非正义的时候，为试图改变这种制度结构，他们有可能忽略这种对个人利益的斤斤计较，当个人深信习俗、规则和法律是正当的时候，他们也会服从它们。

所以变迁与稳定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理论，来解释新古典理论的个人主义理性计算所产生的偏差。

对经济事实上，上述两个目的并不完全一致，第二个目的包含一套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而完全有效率的产权，而第一个目的是企图建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自己收入的最大化，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

这些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

国家基础结构的创立旨在界定和实施一套产权，并指定统治者代理人的权力代表。

由于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与统治者并不一致，因此统治者要设立一套规则以图迫使他的代理人与他自己的利益保持一致。

然而，代理人一定程度上并不完全受统治者的约束，因为存在着统治者权力扩散。

统治者提供的服务有着不同形状的供给曲线，某些服务是纯粹的公共品，而另一些则具有典型的U型成本曲线。

保护的成本曲线与国家的军事技术有关，当保护的边际成本等于增加的税收时，它可以确定一个“有效率”的政治-经济单位的规模。

一个经济包含着不同集团的活动，统治者将界定一套产权，通过监督与测量每个环节的投入与产出，来确保它对每一个不同的经济实体的垄断租金最大化。

投入与产出范围的考核成本将决定不同经济部门的不同产权结构，因而这种产权结构依赖于考核技术的水平。

哪里资源测量成本高于收益，哪里就会存在公共产权。

统治者总存在与之竞争的国家或本国内部的潜在统治者。

替代者越是势均力敌，统治者所拥有的自由度就越低，选民所保留的收入增长的份额也越大。

选民也许会以某种代价转向某个竞争的统治者或支持在现存国家中某个统治者的竞争者。

前一种选择依赖于相竞争的政治单位的结构，后一种选择取决于相竞争选民的相对暴力潜能。

上述国家模型提出了施于统治者的两种约束：竞争约束与交易费用约束。

两者通常造成无效率的产权。

作者把两种约束结合起来解释无效率产权的扩展，实际上，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它推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冲突的。

一个国家的内在是不稳定的，信息费用、技术和人口的变化都是明显的影响不稳定的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统治者终有一死。

提高一个选民集团谈判力量的相对价格的变化，可以导致规则的改变以给这一集团更多的收入，或者，这一集团的选民可以迫使统治者放弃一些规则的制定权。

军事技术的变化是古代和中世纪多元化政府和代议制政府发展的主要根源，而现代国家管理的变化与源于第二次经济革命的相对价格的根本变化相关。

不稳定是一回事，变化与调整的发生过程又是另一回事，产权结构的改变是大集团行动的结果，搭便车有时会妨碍大集团的活动。

搭便车揭示了历史上国家的稳定性，抵触国家强制力的个人成本通常源于对国家规则的漠不关心与顺从，而与压制无关；制度创新通常来自统治者而不是选民，这是因为后者总是面临着搭便车的问题，对统治者来说，既然他没有搭便车问题，他就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以适应相对价格的变化；革命将是由统治着的代理人或由相竞争的统治者或列宁主义式的少数精英发动的宫廷式革命；在统治者是一个集团或阶级代理人的地方，某些成功的规则要设计得使在统治者死后革命或巨变的机会最小。

上述几点有助于解释历史上国家结构变迁及其稳定的大部分根源。

为解决搭便车问题，需要构造一个意识形态理论。

对历史中经济组织的分析，需要结合国家理论来运用交易费用理论。

在这一部分作者首先举例说明市场交换，接着解释企业（或者其他科层组织）存在的原因，然后说明历史上的经济组织。

作者通过举每周去地区公共集市买桔子的例子，说明了人们必须能够度量一种物品的数量，因为它是一种排他性的财产并具有交换价值；信息费用由于买者和卖者大量存在而降低；机会主义受到成员众多的竞争的约束；私人所有者之间通过市场契约转让的产权必须是排他性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仅必须是可度量的，而且必须是能行使的；国家作为第三种当事人，能通过建立非人格化的立法和执法机构来降低交易费用。

作者接着分析了科斯、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以及詹森和梅克林对企业的不同解释，指出，生产费用（来自规模经济）和交易费用两者是科层组织的优势。

由于有组织的经济活动的形式不同，其履约所需的资源费用也不同；这些履约费用由在替代性组织形式中的考核费用和协定执行费用构成。

在执行契约中也存在费用，如对契约一方损失和伤害的考核费用，惩罚规则的制定以及对受损失一方的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