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前期为何屡次迁都

商朝前期为何屡次迁都？
商汤灭夏之后，定都于亳，亳成为商朝的政治经济中心，但在商王中丁之后商朝屡次迁都，其迁都次数之多，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商王中丁之时迁都于隞又做嚣，河亶甲迁于相，祖乙迁于邢又叫做耿，此后又城庇，并迁都于此，南庚时迁都于奄，即今天曲阜，盘庚之时迁都于殷，至此商朝已殷为中心，政权稳定下来。

如此频繁的迁都对于政权的稳定是一个打击，那么为何商朝会出现如此频繁的迁都现象呢？
商朝建立后首先迁都的商王是中丁，中丁迁都于隞，《史记》记载：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

可见，自中丁时商朝出现王位之争，这就是商代历史上“五代九王之乱”，这次长时间的王位之争一直持续到阳甲之时。

阳甲之后继位之君是盘庚，也正是从盘庚开始定都于殷之后，商朝都城基本稳定下来，此后的二百多年商朝政权也相对稳定。

由此看来，商朝前期屡次迁都与商王朝内部的政权争斗有一定关系。

商朝自商汤建国之后实行的继位制度是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相结合的方式，这种继位方式是表明亲亲的统治思想模式。

这种继位模式与周朝实行的嫡长子继承制度相比还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是一种不成熟的继位制度。

这种继位模式必然导致王位争夺。

但商朝前期商王朝已经实行这种制度，政权也相对稳定，但为何自中丁开始出现屡次迁都？
商朝前期自商王雍己时商朝衰弱，商朝的这次衰弱致使地方方国诸侯的不朝见，《史记》记载：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是为帝雍己。

殷道衰，诸侯或不至。

商朝力量衰弱，竞至诸侯不朝。

可见商朝对于全国的控制力量还是较弱。

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大戊二十六年，西戎来宾，王使王孟聘西戎。

而大戊时是是书上所认为的商朝的复兴阶段。

《史记》记载：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是为帝太戊。

帝太戊立伊陟为相。

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一暮大拱。

帝太戊惧，问伊陟。

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

”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

伊陟赞言于巫咸。

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

帝太戊赞伊陟于庙，言弗臣，伊陟让，作原命。

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

根据史书上记载此时商朝应该处于强盛之期，但商朝确放下中原正统之尊，在西戎来宾确派人西聘，有“宾”和“聘”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西戎势力之大，以至于在商朝内部强盛之时也不得不承认西戎政权的存在，这在奴隶社会一直视周围为蛮族，不列入“人”类来说可以看出商朝当时势力与西戎相当，并受到西戎的威胁。

大戊死后，其子中丁却突然迁都于隞，可见中丁迁都离开祖先的百年之都亳，必定是受到严重的威胁。

这种威胁被认为是王位争夺带来的。

因史书上说“自中丁到阳甲发生九王之乱”，这是《史记》认为的观点，这种观点是否可信？从中丁继位并顺利迁都来看，这似乎站不住脚。

中丁若是能顺利迁都可见当时其王位已经得到巩固，在其王位得到巩固之时为何还要迁都，而且中丁之父大戊时期商朝强盛，在继承父亲留下的丰富遗产上，在其王位巩固后根本无需迁都，且亳经过百年发展成为商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为王位争夺而放弃百年之都，
且是在王位稳固好迁都似乎不太可能，而且《尚书》对于此时商朝的历史记载上却无“五代九王之乱”的确无从查找，《尚书》之是记载：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

此时的“大虐”为何，《尚书》没给出具体说明，一些人也只是根据《史记》记载将其认为“五代九王之乱”。

其能迁都说明其王位已定，若其王位不稳定则其根本没有能力完成迁都大业。

可见，在王位稳定时再进行迁都似乎是不可能的。

还有说法认为商朝迁都是因为洪水所致，《尚书》记载：今我民用荡析离居。

商朝定都于亳，亳在黄河流域黄河流域，一直受黄河水患威胁，但此时经过大戊时的强盛迁都并且还是多次迁都这似乎与水患无关，这也只可能是促使商朝前期屡次迁都的客观因素之一，但并不是决定因素。

另一种说法认为商朝迁都是为了根除骄奢淫逸之风。

《尚书》记载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

乃既先恶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时憸民，犹胥顾于箴言，其发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长之命。

在商朝迁都于奄即今天曲阜后，统治阶层出现了骄奢淫逸之风，这与当时商朝在新都经济得到发展有关，而这种骄奢之风是否在其他地区是否存在还无从而至。

迁都因为戒除骄奢之风也是站不住脚的，商朝盛行人殉、人祭之风，可见自皇族至于大臣各阶层都处于骄奢之风之下，迁都视为戒除骄奢之风是不可能的。

游牧说。

自夏朝开始，中国农业已相当发达，已超过牧业、狩猎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

在商朝墓葬礼还发现了石镰等生产工具，可见当时农业已很发达。

且在记载商朝的文献中多次提到与农业有关的文字。

如《尚书·商书·汤誓》中“舍我穑事而割正夏”的穑就是农业收割的名词。

可见当时农业是商朝，乃至整个商朝统治区内的诸侯国农业成为了主要的生产部门。

可见此说不成立。

与游牧说相对照的是游农说。

夏、商、周时期农业发展普遍相对落后，直至战国时期才出现了新的生产工具铁制农具。

但这之前石制工具依然是整个农业生产的主要部门。

当时的农业出入刀耕时期，一地土壤肥力消失必然会迁往另一地，但从商朝前期的几次迁都来看，短短九王时期，再加上盘庚，共十王迁都六次，并且祖乙时期就迁都两次，由今河南迁到今山东地区，可见此时如此频繁的迁都并不是因为农业，而是其他原因。

因为国都是国家的统治中心，在迁都问题上不可能如此轻率。

即使考虑到农业发展也会在选址上充分考虑地力状况。

因此，农业说并不成立。

对于如此的频繁迁都，结合后代迁都原因，似乎只有一种可能，外部威胁的存在。

这种外部威胁应该有两点：内部诸侯国的威胁和来自异族的威胁。

内部诸侯国由于其自身力量上的原因，一时可以对抗中央政权，但其自身力量有限不可能在当时出现大的威胁，至使中央王朝迁都。

并且中央王朝统治者，作为上天的代理人，其权威在商朝前期，尤其是在商朝这个笃信神权的王朝内，在前期诸侯国不可能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统治。

从东周王朝可以看出这一点。

因此，商朝前期能迫使如此频繁迁都的只有外部力量的存在，也就是异族的威胁。

异族的威胁是存在的，正如《竹书纪年》上记载：大戊二十六年，西戎来宾，王使王孟聘西戎。

可见当时西戎作为一政治势力的存在已经不容忽视，尤其是在夏、商、周时期一直视蛮夷为“非人类”，将其列为荒服之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态势下，可见商朝采取如此举措足见西戎已形成对于商王朝严重的威胁。

再从商朝迁都路线上看，商王中丁之时迁都于隞又做嚣，河亶甲迁于相，祖乙迁于邢又叫做耿，此后又城庇，并迁都于此，南庚时迁都于奄，即今天曲阜，盘庚之时迁都于殷，隞、相、邢这三都都在河南省境内，庇、奄在山东省境内，其迁都路线明显是自西向东，可见当时商朝收到了西部的威胁，这种威胁很有可能就是来自西戎。

西戎实力不容小视，其灭西周，知道东周秦国时期才最终消除其威胁。

盘庚时将都城迁到殷，而《尚书》记载殷也是故都亳的一部分，可见当时的统治者一直对故都怀念。

并且《尚书·商书·盘庚》记载：我王来，既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

“刘”在古代是一种兵器，可见当时商朝君主迁都是让人民免于战争威胁，这种战争不是简单的王位争夺战，应该是外部战争，这与周的先王古公亶父迁于岐山的原因颇为相仿。

《史记》记载：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

熏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

已复攻，欲得地与民。

民皆怒，欲战。

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

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

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

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

”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

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

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

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

作五官有司。

当时古公因受到西戎的威胁而去豳适岐山。

可见当时商朝的统治者应该也是为了逃避来自西戎的威胁而屡次迁都。

在商朝的势力恢复后必将重返故都。

盘庚之时，商朝在奄地发展迅速，正如《商书·盘庚》中说社会形成骄奢之风，这也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下才形成的。

此时，商朝势力增强有能力重返故都，因此盘庚之时重返亳，即殷，殷此时为亳的一部分，重建国都。

因此，综合后代的东周迁都、东晋迁都、南宋迁都及金宣宗迁都汴梁都是由于严重的外族入侵，后外族威胁所致，采取远避的苟安之策。

可以，认为商朝的屡次迁都也应该是由于西戎的威胁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