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概述
从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公元589年约近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北朝，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也有称为中国中古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是一个承上启下，走向繁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在文学思想、文学的题材、体裁以及整体风貌上，都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是同这一时期的时代特点、哲学思想、文艺思潮密切相关的。
一、时代特征、哲学思想与文艺思潮
（一）时代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这近四百年间，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外，一直处于分裂、动荡之中，汉末动乱，代之而起的是三国鼎立。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西晋王朝，至280年灭吴而统一全国，但至316年即由于“八王之乱”而灭亡。317年，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王朝，420年又为刘裕所篡。此后便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北方是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南方则宋、齐、梁、陈几个朝代频繁更迭。这一时期除了西晋的统治时间较长外，其余的朝代均为时较短，最短的萧齐政权不过20余年，王朝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南北对峙带来的相互攻伐，使这一时期战乱不断，少有宁日。战乱使很多人丧生，也带来了饥馑、瘟疫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文人的心态与精神风貌，同时也影响到整个文学创作的主题、题材与作品的基调。因为战争造成的大量的人口死亡，使心灵敏感的作家与文人普遍地感受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命运的多变难卜，人生祸福无常以及生命个体面对多变的时代风云的无能为力，于是，我们便在魏晋南北朝文学里看到了一些集中的文学主题，如生死主题、游仙主题及隐逸的主题。在乱世之中，文人的生活方式或表现为或慷慨悲歌、或任诞放达、或及时行乐，追求声色，而文学风貌也呈现出或梗概多气、或隐约曲折、或绮丽华靡的特点，这些都不能不说和特定的时代背景相关。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社会动荡不宁外，其另一值得注意的特点则是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又称士族（世族）门阀制度。士族或世族，是指高门大族。约在东汉后期，士大夫中就出现了一些世家大族，他们累世公卿，在入仕上，其子弟比一般人更容易获得政治上权利。汉末以后，他们成为一个独立性很强的社会力量。世族的力量在汉末曾一度受到打击与削弱，但到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由于中正官为士族所把持，从而又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至东晋时，由于门阀势力的强盛，一些门阀士族控制了中

央政权而形成了政权由士族与皇权的共治局面，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是这种现象的反映（参田馀庆《东晋门政治》一书）。
士族门阀制度无疑是落后反动的，因为它强化了士族的地位，阻碍了寒族（庶族）出身的士人的仕进之路，加剧了士庶之间的矛盾。而门阀制度作为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特点，对这一时期文学特色的形成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一表现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中，寒士不平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面对士族把持政治权力，不少出身寒族的文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发出强烈的呼喊，形成了一个具有时代性特点的文学主题。左思的《咏史》，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都将他们的不平倾注于诗中，成为这一时期此类文学的代表。其二，士族不仅仅是政治上的高门，士庶的分野甚至更主要的表现在文化上。陈寅恪先生说：“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徵，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唐代政治史述论稿》P71、72）士族在文化上所具有的优越的先天条件，对于形成其在文学上的优长具有重大的影响。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以世家大族为中心的文学家族或文学集团，即与士族的文化承传有关。以世族文人群体为特征而构成的文学集团，成为六朝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因为世族普遍地爱尚文义，其群体趣味与个体性情在文学中多有表露，且能影响其文学思想与创作实践（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两晋时的陆氏家族，刘宋时的谢氏家族，萧梁时的萧氏父子、庾氏父子、徐氏父子等文学家族，即是这方面的代表。其三，士族由于其独特的地位与艺术素养，对其文学创作的主题与艺术趣味也具有重大的影响。由于士族重门风与礼法，大都具有家族的使命感，因而他们的作品中也多有追述或炫耀门第、追叙祖先功德之作。其在艺术上多追求典雅、精工等审美特征，这些都对六朝时期文学风貌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哲学思想
这一时期在哲学思想领域的特点是，思想活跃，各种思潮纷纷兴起。约而言之，则可概括为儒学式微、玄学兴起，佛、道二教广泛传播流行。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在两汉时期一直居于支配地位，它不仅是整个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纲纪，而且也影响着士人的政治生活与思维方式。汉末黄巾起义，不仅动摇了汉朝的统治，同时也动摇了两汉数百年间儒学一尊的地位。面对满目疮痍的社会与紊乱崩溃的纲纪，要重新恢

复整个的安宁稳定与秩序，新的地主阶级的统治者必须寻找一种更为切实、更行之有效的治国之术。汉末乘时而起的曹操即提倡法治，用人唯才，至于选拔“不仁不孝，而有汉国用兵之术”（《求逸才令》）的人，同时作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曹操的这些措施又加速了儒学的衰落。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中说：“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起，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学问为本，专以交通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馀。”即指曹操的措施所带来的思想的变化。儒学一尊的地位一旦打破，人的思想一旦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于是便出现了思想界的活跃局面，各种“异端”思想便流行起来。鲁迅即说这时“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儒学式微的同时，则是玄学的兴起与佛、道的流行。
玄学兴起于魏晋之际，而盛行于两晋，其内涵虽在魏晋及两晋有所变化，但总体看，它是魏晋时期所形成的一种不同于以前的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玄学的产生，实缘于魏王弼、何晏等人对《老》、《庄》、《易》及《论语》等的注释（王弼有《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何晏有《论语集释》等），因此，玄学的形成实和老庄思想颇有关系。到东晋时，玄学又吸取了佛学的一些成分，进入新阶段。但不论如何，玄学与汉代盛行的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相比，它更带有思辩性，这从当时玄学所涉及的一些命题即可看出（如圣人有情无情问题，本末有无问题，声无哀乐问题、养生问题、言意关系问题等），这些带有强烈的思辩性的问题，打破了汉代以来繁琐经学的统治，对于解放人的思想、活跃思维都起了重大作用。而玄学中一些命题的辩析探讨，反过来也影响到文学创作风貌的变化，如玄学崇尚虚无、贵自然、辩形神，对于文学创作中追求自然神韵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阮籍的发言玄远，嵇康的清新脱俗，陶渊明的任真自然，都不能不说和玄学的影响有关。
除了玄学的兴起外，这一时期另一值得注目者乃佛、道二教的流行。
佛教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此后在中国生根、变化、发展，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并溶入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佛教发源于公元前六至

五世纪的古印度，为释加牟尼所创。史载：“汉哀帝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国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这是关于佛经传入中国的最早的时间记载，至汉明帝永平八年（65年），帝梦金人而遣使至天竺求法，十年天竺僧人竺法兰，迦叶摩腾以白马驮经至洛阳，明帝为建白马寺。桓帝时大月支僧支谶来到洛阳，译经典，此后，又有安世高来华。他们先后译出佛经小乘经典，佛教渐见流传。至魏晋南北朝，又有支谦、康僧会、竺法护、道安、鸠摩罗会、法显、昙无谶、真谛等众多僧人，翻译大量佛经。这些佛经不少是由外来的印度或西域僧人与汉人共同翻译的，而在共同翻译过程中，增进了中外思想、语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佛教的传入，带来了中国政治、思想、经济、文学、音乐、美术、雕塑、音乐习俗等一系列的变化，其中这一时期佛教流行的最主要标志，并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者，乃在于佛、玄、儒的交流及大量的佛寺的创设。中国的寺院有相当一部分即创设于魏晋南北朝。据统计，梁时有佛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仅建康就有佛寺700馀座；北魏末，寺院有3万馀座，僧尼二百馀万人；北齐僧尼二百馀万人，寺院4万馀座。就文学而言，由于佛教的流行，玄与佛合流，不少文人大都研习佛理并与僧人交往，这对于丰富文学思想以及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有很大影响，其主要者，一曰使中国文学中想象更丰富。二曰使中国文学的故事性加强。三曰天竺声韵理论影响了中国音韵学的产生，进而影响到诗歌格律的形成。四曰丰富了中国语言与词汇。五曰丰富了文学观念。
与佛教相比，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约产生于汉末，相传张道陵为道教创始者。与佛教追求寂天不同，道教的主旨在于追求人的精神自由与长生不死，并通过炼丹、吃药等来达到其目的。葛洪《神仙传》记张道陵云：“张道陵者，沛国人也，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晚乃叹曰：‘此无益于年命。’遂学长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药皆靡费钱帛。”除炼丹、吃药外，道教也讲究养生、医术本草。就炼丹吃药来说，道教对统治阶级颇有吸引，而讲究养生、医术本草则对平民有吸引。它求仙而不否定世俗，求长生而不否定享乐，既有很大的虚幻性，又有很强的现实性，所以，道教自产生以后，不论在上层社会还是普通民众中都不乏吸引力。因此，在佛教流行的同时，道教也在社会上广泛地传播开来。
道教的求长生、慕神仙以及炼丹、服食等，对魏

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都有很大影响。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游仙诗以及作品中所呈现的生命意识与主题，莫不与道教的流行与影响有关。曹操有《气出唱》三首及《精列》，郭璞有《游仙诗》十四首等，均是其代表，也有一些诗中对求仙表示怀疑的，如曹植诗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曹操云：“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等等。这些诗不论是正面的希企求仙，还是反面的否定神仙的虚妄，都反映了神仙之说对文人的影响。这种长生求仙，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对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王瑶《中古文学论集·文人与药》）是否可以说，这种觉醒了的生命意识是道教神仙之说流行的原因之一，而道教神仙之说的流行，也加强了人的生命意识的进一步觉醒。道教影响于文学的另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它对中国文想象力的刺激。儒家是重功利的，重实用的，很少有神奇的怪诞不经的想象，而道教因为求仙，描绘了一幅美妙的仙界，这对于文人想象力的开发，对于文学作品中富有浪漫主义的艺术境界的描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三）文艺思潮
魏晋南北朝时期哲学思想的活跃，也带动了这一时期文艺思潮的活跃。其主要特征，有以下数端：
1、这一时期文学批评著作大量涌现。文学批评著作的大量涌现，是文学思想、文学思潮活跃的最直接、最显著的表现之一。在先秦两汉时期，没有专门论及文学创作与批评动的著作，那一时期人们对文学的看法，大体沿袭汉儒论诗的“诗教观”，即所谓文学是用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教工具。但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论著大量出现，并已摆脱了两汉的儒家诗教观的束缚，涉及到了文学的地位，文学的风格特征及其与作家才性的关系，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文学创作与时代关系、文学的文体特点，文学批评与批评的原则、方法、态度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有代表性者如《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学总集也体现了一定的文学思想，如《文选》等。
2、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就文学批评的概念、术语，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一些特定的范畴。如“风骨”、“风韵”、“形象”、“意象”、“兴会”、“兴象”等，也开始探讨“意与象”、“形与神”等的关系。这些前所未有的概念、术语的出现，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内容，同时，它也标志着这一时期对于文学内部规律探索的加强。
3、这一

时期在文学创作上所体现出的文学思潮也极为活跃。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从东晋“玄言玄理”再到刘宋“山水清音”，从齐梁“新体”再到梁陈宫体，文学的风尚、题材、风貌的潜衍流变，无不呈现出这一时期求新求变的文学风貌，也折射出文学思潮的活跃。
以上这些表现都是前此的文学史所未曾有的，而这正是文学走向自觉的表现。
二、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历程
魏晋南北朝文学约四百年，其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建安、正始文学、两晋文学及南北朝文学。
建安、正始文学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至魏咸熙二年（公元265年，也即晋武帝泰始元年）。其中可细分为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建安文学自建安元年至魏明帝末（景初三年239年），这一时期的文坛主要作家以曹氏父子即“三曹”为中心，包括集中于他们周围的“建安七子”以及女作家蔡琰等一批作家。这是一批在汉末动乱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亲身经历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经历了在动乱时代民生的苦难，因而大都既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又具有务实的精神与通脱的作风与态度，其作品大都呈现出高扬理想，忧时伤世，充满个性，富有悲剧色彩的特征，这种特点也即后世所称的“建安风骨”。刘勰曾概括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正始文学自齐王曹芳正始元年（240年）至魏末（264年）。“正始”是齐王曹芳的年号，自240至248年，但文学史上的正始文学，一般也将正始以后至魏末包括在内。这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掌权后为篡魏而形成的政治上的恐怖局面，引起了文学面貌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文人以“竹林七贤”（七贤指阮籍、嵇康、阮咸、山涛、向秀、刘伶、王戎）为代表，而作家则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面对政治上的高压与黑暗，他们内心极为苦闷，便以老庄的“自然”为武器对抗司马氏所提倡的名教，作品大多表现为对礼教的虚伪的揭露与对黑暗政治的抗议。就整个风貌而言，他们的作品没有了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歌唱，而代之以韬晦遗世与忧生之嗟。但就精神实质而言，正始文学仍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与建安文学有其相通之处。
两晋文学又可分为西晋与东晋两个阶段。西晋文学以太康时期为主，呈现出短暂繁荣的局面。太康是武帝年号（280—289），这一时期经济呈现上升局面，文学上出现了以“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为代表的作家群。太康文学呈现出对繁缛、对仗等形式美的追求，逐渐丧失了建安文学的风骨，但在语言运用上也有一些新的探

索，尤其是左思对门阀制度的抗议、抒发寒士不平之鸣的诗歌，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富有光彩的亮点。
东晋文学起自晋室南渡（317年），终于刘裕篡晋（420年）。自魏晋以来，在哲学思想领域所兴起玄学，至西晋时盛极一时。降及东晋，玄风仍盛而不衰，加之佛学流行，玄佛合流，整个文坛为玄风所笼罩。这种风气影响到文体，使得玄言诗占据文坛长达百年之久，因此东晋除了玄言诗外，无可称道者，惟晋末陶渊明的出现，才为东晋文坛带来了新的气息而成为东晋文坛之异彩。
自刘宋起迄陈末，为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南北政治对峙为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的主要特点。而南朝文学可注意者，一是刘宋时期由玄言向山水题材的演变，所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也。其中这一转变中，谢灵运贡献尤大。其对山水自然美的表现以及对艺术形式上华美精工的追求，将汉魏古诗带到了一个更成熟的境地，带来了中国诗歌的又一新变。同时之鲍照，则以乐府诗的创作为主，高唱对门阀制度的抗议与不满，成为这一时期又一有突出贡献的诗人。
萧齐政权虽历时不长，而诗歌也有新发展，值得注意者，一是沈约、周顒、王融、谢眺等在诗歌声律、用事、对偶等方面的探讨，共同创立“永明体”，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向近体律诗发展的过渡。其次是谢眺等山水诗人在形式上变革谢灵运之“大谢体”，为山水诗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三是由于这一时期帝王对诗歌创作的倡导参与，使诗歌创作上出现浮艳轻靡的倾向。
梁陈两代发展了齐诗中的浮艳倾向，演变为宫体诗风。梁陈宫体诗多表现宫廷生活，多写女性容貌、体段、姿态及咏物，追求艳丽，成为轻艳诗风的典型代表，也多为后代诗论家所诟病，成为后来改革的对象。
在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的文学发展不平衡，当南方以文彩风流而著称时，北方的文坛则显得较为荒凉，但由于南北的对峙并没有隔绝彼此的文化交流，文人的来往，文献的传播，也影响着北方，因而北方的文学也缓慢发展。不过北方作家多企羡南朝之文彩，故北方多有摹仿南方之痕迹。如“北地三才”之邢邵、魏收、温子升等。而真正给北方带来起色的还要数被滞留于北方的庾信与王褒等。北方文学值得称道者，一是北方之民歌，质朴自然，刚建有力，二是散文著作，如《颜氏家训》、《洛阳伽蓝记》、《水经注》等，南北方不同的文学风貌，在对峙中交流，在交流中渐渐融合，至隋统一而使得这种交流、融合大大加强，终而至唐朝时形成了一种文质并焕的文学新局面。
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地位

自整个中国文学史观之，魏之南北朝文学有着极重要的地位。这是一个充满新变的时代，一个充满开拓与创造力的时代，一个许多新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文学题材与体裁、文学风格与表现方式产生的时代。这近四百年间，涌现了一幕幕生动的、活泼的文学景观，可以说，没有这一时期文学上的孕育、蕴酿，就没有后来文学史上的更为恢宏、壮丽的繁荣景象。对于这一阶段的文学地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第一，它使中国文学摆脱了政教观念的束缚，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的独立价值与地位被充分地认识与肯定了，文学的个性（抒情性）加强了
第二，随着文学的自觉，对于自身的特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一些内在规律的认识更为深刻、丰富了。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一个时代对文学自身作过如此深入、细致的探索，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
第三，文学的题材、体裁更丰富了。山水题材、田园题材、游仙题材乃至宫廷题材、边塞题材都出现了，而且奠定了后来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五言诗逐渐兴盛，成为中国诗歌史影响最大、创作量最多的一种诗体，七言诗在形成中。骈文、骈赋也大大发展，达到了高峰。小说这一文体也有了一定基础与规模，出现了志人、志怪两大类。
凡此，都为中国文学进一步发展与繁荣奠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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