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文仲与柳下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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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文仲、柳下惠与孔子

摘要: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数称臧文仲、柳下惠”,可见臧、柳二人对孔子有一定影响。但在孔子眼中,柳下惠既“贤”又“仁”,而臧文仲却是“不仁”、“不知”,他的“蔽贤”、“妨贤”造成了柳下惠的“三黜”,官居下位,不得志。孔子用自己的道德标准如此评价二人,让柳下惠成为后世的道德典范,而臧文仲却成了“不仁”、“不知”,颇有不公。

关键词:臧文仲;柳下惠;孔子

从史料来看,臧文仲与柳下惠二人皆为鲁国大夫,同出自鲁国公族,同是鲁孝公的五世孙。他们的品德在孔子之前都曾受到众人的尊崇,但臧文仲更为突出。鲁国执政仲遂和季孙行父都曾把他的话引为名言,襄公时的鲁执政叔孙豹更因臧文仲立言于世,称他为“死而不朽”的人。[1]但是,孔子却认为臧文仲是“不仁”、“不知”之人。相反,孔子却极为推崇柳下惠,认为他是“贤人”。经过孔子、孟子及后世学者的极度渲染,柳下惠成为后世人心目中“坐怀不乱”的道德典范。孔子从自己的角度和需要,对两人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评价。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两人曾有过几次正面交锋,但大多数都在称赞柳下惠。那不妨通过他们各自的政治生涯,去找寻他们的道德品质以及孔子如此评价二人的理由。

臧文仲即臧孙辰,姓臧孙,名辰,谥号“文仲”。春秋时著名的鲁卿,世袭司寇,执礼以护公室。其祖为臧僖伯(即公子驱),是鲁孝公的儿子。历仕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四世。臧氏家族是仅次于三桓的一个世家大族,从臧文仲开始,臧氏家族逐渐兴盛,长期活跃于鲁国的政治生活中,是鲁国世家中享世禄最久的家族。臧文仲在为政的五十多年中,为了鲁国的稳定与发展,积极奔走于各强国之间,为鲁国找寻最好的盟友,这也充分展现出了他出众的外交能力和卓越的政治才能。

在春秋霸主迭起的时代,鲁国为求自保,不得不周旋于各强国之间。臧文仲为政之初,针对齐鲁两国的实力对比,果断地采取强齐之援,据《国语·鲁语上》记载:臧文仲言于庄公曰:“夫为四邻之援,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国之艰急是为”。鲁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6年)鲁国遭遇大饥荒,臧文仲此时出任鲁卿,则主动请命告籴于齐国。在到达齐国后,向其君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齐人归其玉而予以籴”(《国语·鲁语上》),从而帮助鲁国顺利度过饥荒。可见,臧文仲处处以鲁国利益为出发点,即使面对强大的齐国仍不屈服。后来,虽然又有晋国和宋国等国相继称霸,但鲁国仍坚持以“强齐之援”为主,再为鲁国选择最适合的盟国。

在《国语》、《左传》等先秦文献的相关记载中,不难发现他是一个明礼、崇德、尊君、重民、尚贤的人。[2]臧文仲出身于鲁国公族定会去遵守鲁国国君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的周礼。就在他“告籴于齐”时,别人对此不解,他却说:“国有饥馑,卿出告籴,古之制也”(《国语·鲁语上》)。可见,他认为这是一个臣子所必须做的,不需要君主的吩咐。后又有执政正卿季孙行父师事臧文仲,向他学习“事君之礼”,臧文仲认为:“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

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左传·文公十八年》)。可见,国君在臧文仲的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可亵渎的,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去明礼、尊君。在许多时候他的话语直接影响着当权者的决策,可见在他的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一直在鲁国扮演着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臧文仲是叔孙豹和范宣子口中的“不朽”之人,是季孙行父等鲁国大夫学习的榜样。但孔老夫子却悖于前人批评他,认为:“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左传·文公二年》)。对于身处于“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孔子来说,以维护周天子的统一天下和重建文、武、周公之业为己任,自然不会推崇思想上与他背道而驰的臧文仲。

“下展禽”,展禽即柳下惠,臧文仲与柳下惠同为鲁国大夫。臧文仲官居司寇之职,而柳下惠只是士师,属于臧的下属。因此,在孔子看来,当时掌权的臧文仲的“蔽贤”不举,是致使柳下惠“三黜”,长期处于下位,不得重用,甚至穷困潦倒的重要原因。所以孔子指责臧文仲的行为是“窃位”:“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论语·卫灵公》)事实上,臧文仲并不是妒贤嫉能之人,相反,在僖公三十一年,晋文公解曹地以分诸侯时,臧文仲由于听取了重馆人的劝告,提前到晋,得到了大片土地,“获地于诸侯为多”。臧文仲认为这是重馆人的功劳,为此,臧文仲为他请赏,使得“一言辟境”的重馆人出于隶而变为大夫。可见,他也是崇尚贤能的,而不是孔子眼中的“蔽贤”、“妨贤”的“窃位”之人。

另外,“废六关”、“妾织蒲”违背了孔子所坚持的重农思想。关于“废六关”,《孔子家语》正作“置六关”。“六关”是臧文仲为鲁国执政大夫时设置之关,设置目的是为了向过往者征税。[3]杜预为其做注曰:“塞关、阳关之属凡六关,所以禁绝莫游,而废之。”孔颖达疏曰:“民以田农为本,商贾为末,农民力以自食,商民游以求食。贾谊说上曰:‘今驱民而归南亩,则蓄积足矣。’杜称‘末游’者,谓此末技游食之民也。‘司货贿之出入,掌其治禁’,是所以禁绝末游者,令其出入有度。今而废之,使末游之人无所禁约。”[4]

“妾织蒲”,在《孔子家语》中作“妾织席”,即织席。杜注曰:“家人贩席,言其与民争利。”孔颖达疏曰:“《大学》云:食禄之家,不与民争利。”显然“废六关”、“妾织蒲”违背了孔子的重农思想。臧文仲废除关禁,鼓励人们离农从商,使末游之人侵害农民;家人从事贩卖,与民争利,等等行为刺激了孔子。所以孔子便视此为“不仁”的行为。[5]

“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则更加受到孔子的批评。“作虚器”是指臧文仲私蓄大蔡之龟,并作室以居之之事。孔子说:“臧文仲居蔡,山竹藻悦,何如其知也?”(《论语·公冶长》)臧文仲养大龟,并且又给大龟盖一座庙这都不是问题,关键是他错就错在“山节藻棁”,他把斗拱雕成山形,短柱上绘以水草纹饰,这些都是天子宗庙的装饰。因此,一向提倡周礼的孔子肯定会站出来抗议:“臧公犯了和管仲一样的错误,管仲尚且难逃指责,况臧乎?”儒家重礼,如此僭越礼制,不管你地位如何都要一视同仁。因此,孔子抓到了臧文仲的把柄,并一再的对他进行批评。[6]

同样据《国语·鲁语上》记载,当时有一只名叫“爰居”的海鸟停于鲁国都城东门外好几天,臧文仲令国人进行祭祀。这一举动遭到柳下惠的批评。柳下惠认为“无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他提出了圣王制定祭祀礼节的原则是“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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