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通智慧的阿育王寺碑

融通智慧的阿育王寺碑

作者：张蔚

来源：《文化交流》2014年第10期

佛学在江南的传布与发展，深、广、远，尤其对唐末吴越以来的文化有很大的影响。在位于浙江省境内的全国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院中，我以为明州（宁波）阿育王寺的几通遗存至今的唐宋碑刻，如《阿育王寺常住田碑》《宸奎阁碑》和《妙喜泉铭》颇能说明这一点。

许多寺院的唐宋碑刻早已淹没在历史尘埃中，仅留下碑文使人空自叹息，遑论更多连碑文也未留下的了。《常住田碑》为唐碑，由万齐融撰，主要记录统治者赐予阿育王寺常住田的情况。本由徐峤之书写的原碑已毁，但因明州刺史于季友邀剡越间隐士范的重书，不但将经典又凝于坚石，让后人知悉本不载于史书的范的其人及其“天骨俊逸”的书法，并且引出一段次韵相和的佳话，为经典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常住田碑》是典型的正统寺碑，前序后铭，洋洋洒洒数千言。通篇碑文洋溢着大唐盛世儒释道融合的气象，以佛语起，以道语终。“我闻语寂灭者……谈逍遥者……”分别阐述了佛道两家对于“无欲则刚”的极端相似的理念。佛家有度脱生死的寂灭之境，中国的道家同样有精神绝对自由的逍遥之境。但是人活在现世，不论精神多么超脱也无法摆脱肉体的基本生存需要，尤其是粮食的供给，故而碑文紧接着便从上古传说引出封建社会的农本思想。佛家要普渡众生，不能空谈义理。人在本质上具有相同的局限，比如生命在自然面前是如此渺小，比如没有粮食生命便无法延续，在这里佛家与儒家传统思想有着共同的契合点。中国自古倡导的“民以食为天”与佛家“众生皆等”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竟是这般出奇的一致。佛家作为外来文化，在中土发展千余年还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正因具有这些与中国本土文化共同的根基，佛法之兼收并蓄可见一斑。

中华文化是包容性极强的文化，她以大度开放的姿态接纳佛教，最终将其吸纳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也逐渐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学艺术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因其自身华梵兼备的特殊形式在文学史与艺术史上显现出别样的韵味，在《常住田碑》的碑文中便有体现。此文中梵语佛语的运用比比皆是，例如“全身踊出，僁如多宝之音；一爪圆开，宛是楼那之相”、“向使输柯王昧巴连之因，初微此塔；迦叶佛晦阎浮之迹，殆旷兹山”，这些便是使用华丽的骈文辞藻与梵语佛语相结合来盛赞阿育王寺和佛祖舍利塔的神圣。同时，市民生活也因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常住田碑》反映了其中一方面，如田地的开垦。此碑的初衷是记录统治者赐予阿育王寺常住田的情况，也记录了一部分市民因寺院占有土地而改变的生活方式，例如“初湖之左右，夹壤二区，榛梗始艾，菑畬粗立。僧徒理胜，力未赡农，童牧因闲，私窃种艺”、“与法言沙门，俗姓喻氏，贞己密行，惠心苦节，今屈知墅任，垂将十年”，可见，佛家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扎根之深影响之远。

阿育王寺的另两块碑均由宋代士大夫撰文并书。《宸奎阁碑》是苏轼在浙江任上时留下的唯一文墨实物，此碑文作于元祐六年（1091），记述阿育王寺住持怀琏禅师深受仁宗皇帝喜

爱，受赐颂诗十七篇的殊遇。宸奎阁正是为收藏御赐颂诗而建。碑文中各有一段称颂仁宗皇帝仁德之心与怀琏禅师持律之心的文字。与一般称颂统治者的文字不同，苏轼是从佛法的角度其实也是儒家“民贵君轻”的入世角度来看待的，认为并非一味出重资扶助僧尼、营建寺庙便是对佛教的推崇，真正的仁善是能够体会民间疾苦，设身处地地为百姓的切身利益考虑，如果最终能够受到百姓的拥戴，方与佛家所谓的“善”达成一致。

而怀琏禅师作为禅林高僧更是严于律己，“上尝赐以龙脑钵盂，琏对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坏色衣，以瓦铁食，此钵非法。’使者归奏，上嘉叹久之”。佛教倡导心灵升华，却也认为只有回归本性，通过内心的历练达到精神上的澄澈，而在物质上如衣食等方面则一切从俭。对怀琏来说，自己虽身为住持，但在佛法面前与其他人并无二致，龙脑钵盂是皇帝赐给他以显示其尊贵身份，但他并不需要这样的与众不同，并认为这与他正在修行的佛法是相违背的，于是便毫不犹豫地当着使者焚毁了赏赐之物。这种精神似乎与《孟子》中阐述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有着异曲同工之意，佛法的宽博在此处即为又一力证。

《妙喜泉铭》为南宋张九成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所作。妙喜泉是当时阿育王寺的住持大慧宗杲为缓解寺院高地无水的困境而开凿的其中一口新泉，因大慧宗杲号妙喜，故以此为名。张九成是大慧宗杲的居士弟子，此时正值他前往阿育王寺拜访宗杲禅师，便有了这一寺碑由来。张九成对于佛法用功颇深，从《妙喜泉铭》的开头一句便可体会其用心：“心外无泉，泉外无心。是心即泉，是泉即心。”佛法中认为心外无物，世间一切现象都是由心产生的，张九成将这一佛理具体地运用到妙喜泉上。当时就有个对佛理外行之人对此产生怀疑，问道，这开凿泉眼的心是宗杲禅师的心，而这口泉是开凿在育王山上的泉，为什么两者会合二为一呢？张九成用最浅显的理论来说明，“妙喜未来，泉在何处？妙喜来止，泉即发生。心非泉乎？泉非心乎？”但是张九成觉得自己这个理论也许并不一定正确，所以最后他又说“谓余未然，妙喜其决之”。文人皆清高自负，但地位显赫如张九成对自己的见解也并非那么有把握，他想听听大慧宗杲对他所作解释的评价或者对此他怎么看。这种心情倒是让我想起了唐代诗人朱庆馀在《近试上张水部》里怯怯地问话：“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原来在某些时候，佛学竟然有着与科举同等的威慑力。

本来《妙喜泉铭》到这里就该戛然而止了，碑石上刻就的应该也仅只张九成的这番话而已，但是大慧宗杲的回答实在精妙，以至于最后《妙喜泉铭》和《宗杲重说偈》被合刻为一碑。宗杲禅师从三个方面层层深入，首先对张九成的心泉合一的观念进行评价；其次强调泉和心本就是不同的两样东西，“泉即是泉，难唤作心。心即是心，决定非泉”；最后又提到“泉乎心乎，亦非弃捐。拟议思量，十万八千”。作为两个人佛禅观的对话与不同表达，《宗杲重说偈》与《妙喜泉铭》对照着展示，使世人能够体味智慧之光。

颇具佛法禅意的寺碑又何止这三通？我们细细阅读那些能带给我们某些启示的寺碑，徜徉在高古的韵致里去领略包容吸纳佛学的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