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曾国藩裁撤湘军的原因

试析曾国藩裁撤湘军的原因
摘要：同治三年（1864）七月 ,湘军主力一举攻克了天京 ,镇压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
农民起义。

就在湘军为清王朝剪除内患的盖世大功告成之际 ,湘军首领曾国藩却出人意料地奏请裁撤湘军,由此,人们不禁会产生疑问:曾国藩为何要在功成名就的时候 ,选择裁军之路呢?这个问题有必要探讨。

以往的学者只侧重于经济、军事或政治等某一方面。

文章在分析湘军的兴起和特点的基础上，力图集各家之长，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入手，给此问题一个比较全面的解答。

关键词：曾国藩；裁撤；湘军；原因
在湘军为清朝剪除内患的大功告成之际，湘军首领曾国藩主动奏请裁撤湘军，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 ,除湘军水师被改编为国家经制兵长江水师 ,鲍超、刘松山等陆营军万余人留存外 ,其他直辖军和所属湘军都相继被裁汰。

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曾国藩在功成名就之时为何选择裁撤湘军之路呢？笔者以为曾国藩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一)曾国藩之所以裁撤湘军是害怕“功高震主”，故以裁撤湘军向朝廷表明他的忠心。

清政府启用曾国藩，并不想他造就一支事实上已经取代了国家制兵——八旗与绿营的常规部队，而是想沿用乾嘉时期的办法，建立以靖卫地方为主的地主武装——团练，故当曾国藩“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1另立湘军之后，清政府对湘军及其湘军集团是即利用，又猜忌、防范和牵制，并且贯穿于湘军存在的整个过程中。

当初曾国藩刚从衡州出师时 ,咸丰皇帝就心存戒备:“文宗以国藩一人兼统水陆军，心忧之，特诏贵州提督布克慎自黄州还，赴其水营，诏湖广总督台涌会其师”2。

这是明显的提防与猜疑。

1854年10月，湘军攻占武昌后，咸丰帝一时兴起，给曾国藩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

就在咸丰帝授职曾国藩之后，一军机大臣便提醒咸丰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

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

”3咸丰听后 ,“默然变色者久之”4 ,于是又改变了他的即兴之作。

咸丰帝的这一改变，令曾国藩在以后的几年里虽立不少战功，却办事多受牵制，极为不顺，特别是在江西筹措湘军粮饷，接连碰壁，令曾国藩心灰意冷，最后借父死丁忧回籍去了。

曾国藩当时曾说：“余前在江西，所以郁郁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预民事，有剥民之权，无泽民之位，满腹诚心无处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第三不能联络
1《曾文正公全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86页
2王闿运：《湘军志》，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23页
3薛福成：《庸庵全集·庸庵文续编》下卷，第8页
4薛福成：《庸庵全集·庸庵文续编》下卷，第9页
绅士，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醋而获咎。

坐是数者，方寸郁郁，无以自伸。

”5特别是在曾国藩攻陷天京之后，对于这位拥军30万，直接统治和节制江、皖、赣、浙、湘、鄂、闽乃至粤、桂、川的重臣 ,以及控制整个长江水面，拥有半壁江山的湘军集团，更是严加戒备。

清廷的措施有二：一是拔擢湘军其他将领，压抑曾氏兄弟，以达到牵制曾国藩的目的。

在金陵克服之前，清廷提拔其他将领就包含了牵制曾国藩的意思。

而当发生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之事时，清廷便有意偏袒沈，而裁抑曾，从而导致曾、沈不和，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

对曾国荃，清廷也有意贬抑。

1863 年 5 月,曾国荃升任浙抚，照例可以单折奏事。

但清廷以国荃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赴浙就任为借口，加以批驳，令曾氏兄弟惶恐不安。

同时，对曾氏的部下 ,不但已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以及仍健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均采取拉拢与扶植政策，使之与曾国藩离心甚至分庭抗礼，达到控制和利用的目的。

金陵克复后，清廷又为千余太平军突围一事，追究曾国荃的责任，还追查天京黄金之事，意在敲打曾氏兄弟。

二是在军事上布置兵力，形成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包围之势。

当时金陵克复后，清廷派官文守武昌，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材分守扬州、镇江 ,据长江下游;僧格林沁屯兵皖、鄂之交 ,虎视南京。

这样 ,只要曾国藩及其湘军有异动 ,四面围剿便可展开。

当湘军攻陷天京，完成了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之时，清政府对这一支已达 30 万兵力的剽悍之师疑惧日深，对其统帅曾国藩更加戒备，采取各种措施加以防范。

熟悉历史的曾国藩当然知道清廷的用意何在，为了表示他对清廷的忠诚，他采取了裁撤湘军、自剪羽翼的办法，求保晚节。

其实 ,作为一个对清廷忠诚不贰的理学家，早在几年之间，就开始思考退路了。

1858 年，他写信告诫曾国荃说：“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

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蹙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时，或致连累弟等，惟无事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

”6天京合围之后，曾国藩更敏感地感到清廷戒备的影子，认为“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打算“藏热收声，引谦谢事，拟于近日毅然行之”。

7他还说：“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

”8所以，他下定决心：“万一金陵克复，拟即引退，避贤者路，非爱
5《曾文正公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360页
6《曾文正公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348页
7《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岳麓书社，1994年版，卷43
8《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岳麓书社，1994年版，卷4
惜微名，而求自全也。

”9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当天京克复，曾国藩便开始了裁撤湘军，自剪羽翼的行动，且动作很快，从而赢得了清廷的赞赏。

曾国藩生活的时代，“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仍然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在此环境下，曾国藩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的教育，有浓厚的“忠君”思想。

在京城为官时，他“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10。

理学经世派的“匡时济世”情怀，使他一直恪守忠君敬上的人生信条。

他对朝廷的忠诚是发自内心的，是出于一种历史文化的认同。

他不像行伍出身的纠纠武夫，毫无信仰可言，他受恩愈重，对朝廷愈加忠诚，总是思图回报。

曾国藩在受到清廷的重用之后，就多次表示：“一介贫窭，身跻六曹，且兼摄两职，若尚不知足，再生觖望，则为鬼神所不许。

”11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

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 ? ……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矣。

可以说“尽忠报国”是曾国藩以儒生特起从戎的书生儒将对清政府的基本态度。

清廷对汉人官僚的歧视和猜忌，曾氏非不深知，但由于强烈的忠君思想作用，他并没有也不愿意接受他的心腹们所出的取清廷而代之的劝告，为万全计，在剿灭太平军之后，终于决定裁撤湘军，以保持忠臣的晚节，落得个“善终”。

裁撤湘军是曾国藩的明哲保身之策。

(二)湘军具有很大独立性，朝廷不易节制，对朝廷造成了很大威胁。

曾国藩创建湘军，一方面下决心“不用营兵”，“尽募新勇，不杂一兵，不滥收一弁，扫除陈迹，特开生面”12，完全不用营兵，而按照“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士气者为上。

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13的标准自主在社会上招募兵员，采取层层招募的办法，先设将，由将招兵，兵随将走。

这样，弁兵的进退弃取皆由长官决定，各级军官便成为大帅的私属，士兵亦成为军官的私兵，军队的实权也就不再为清朝中央政府所有，而逐步落到统兵将帅的手中。

于是，兵为将有取代了兵为国有，从而一改清代世兵制的传统，而开近代募兵制之先河。

另一方面实行兵饷自筹。

兵饷供应是兵权的标志，军队由谁发饷，谁就实际掌握了军权。

以往清朝的各级武装力量皆由中央政府供饷，兵权也无疑为国家所有。

曾国藩编练湘军，由于清政府国库空虚，除少数款
9《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岳麓书社，1994年版，卷7
10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页
11《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岳麓书社，1994年版，卷30
12《曾文正公全集》，岳麓书社，994年版，第346页
13王闿运：《湘军志》，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463页
项由户部指拨和外省协济外，其所有饷需几乎全部自筹。

当军饷由国库供应，将士得到口粮和赏赐后会深感皇恩浩荡，思想如何报效国家；一旦兵饷自筹，军队就成为了统兵将帅的私产；即使由户部指拨和各省协济的款项，亦由统兵将帅发放。

这样，当弁兵的粮饷名为公费实则出自将帅的私恩时，他们感恩图报的对象，也就只能是湘军的统兵将帅和各级长官而不是国家了。

于是兵权和饷权就合二为一，落到统兵大员手中。

曾国藩创建湘军，各级将官不由朝廷任命，而是各将帅自行选择任命，补授实缺虽必须由朝廷批准，但亦主要决定于大帅的密奏保举，故各级将领名义上是朝廷命官，实际是统兵将帅的私党，因而在湘军中讲究私谊死党、同乡同学关系，逐渐发展成为以一个将领为中心的武装集团。

由于上述原因，湘军中养成了一种风气，除非招募、选拔过自己的顶头上司，其他人无论官职大小、地位高低，皆拒不从命。

所以，不仅湘军以外的人不能对它进行指挥，即使湘军内部亦须节节钤束，层层下令，谁都难以指挥下级部队。

但凡不是招募和选拔自己的军官担任指挥，打起仗来就弃之不顾，以致使湘军将领皆不敢带领别人招募的部队打仗，一旦指挥易人，军队就必须重新改编，另行选募，否则不能作战。

这样的军队虽受到忠君教育，但很大的独立性。

朝廷指挥不易这就对统治者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引起了他们的疑虑。

(三)湘军自身素质的蜕变，是迫使曾国藩果断裁撤湘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湘军兴起后的确给晚清政府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为平定太平军力下了汗马功劳。

但盛极必衰，这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一条重要规律。

经过十数年的南征北战，至 1864 年 7 月攻陷金陵后，湘军已由极盛走向衰败，出现了许多弊端。

罗尔纲在《湘军兵志》中将其概括为六点：一为将士厌苦行间；二为沾染官场习气；三为缺额严重；四为骚挠之事时有发生，“以致归民有官兵不若长毛之叹”;五为将士以军营为传舍，任意远，投效他处；六为重蹈八旗绿营兵败不相救的覆辙。

在攻克金陵之事后，湘军更形“强弩之末”，失去原有的旺盛战斗力。

曾国藩指挥湘军进犯太平天国时，对天国居民极端残暴。

早在他出省顽抗太平军之前，他要对起事农民必须“草薙而擒洗之”，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

出省作战后，其凶恶残暴变本加厉。

李元度在江西作战时，所部弁勇杀掳焚淫，四者兼备。

曾国藩指示李元度说:“各属民未厌乱，从逆如归”，希“无惑于妄伤良民，恐损阴鸷之说，斩刈草菅。

……大局或有转机”14。

在安庆保卫战期间，1861年夏，曾国荃将菱湖诸垒中出降的太平军七八千人悉数斩杀，事后，曾国荃自己也吓得神魂不安。

曾国藩写信
14《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五，第41-42页
给曾国荃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此贼……流毒南纪，……虽使周孔生今，断无谋不诛灭之理。

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15。

到了太平天国晚期，曾国藩对太平天国居民的凶狠残暴，发展到了灭绝人性的程度，采用了灭绝人寰的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以防止太平军卷土重来。

自从曾国荃等攻陷太平天国的安徽省根据地后，湘军的三光政策，把好端端的安徽摧残成“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相率废业，死亡载道”16。

攻陷天京后，湘军更是大开杀戒，以致天京城内血流成河。

湘军的蜕变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批评。

更令曾国藩感到害怕的是，哥老会势力开始在湘军内部蔓延。

“湖南会匪，其源盖发于蜀，根株最深，蔓延最广，当事者苟幸目前无事，相与漠然置之 ,属吏承风，益怀观望，或更粉饰其词以闻。

”17可见，湘军内部早有结盟的现象。

而直接促使湘军士兵加入哥老会的原因则在于名利分配、占有的差距太大。

我们知道，曾国藩虽主要是以“忠义血性”治湘军，但并不排除以名利相诱导，即“得官的得官，得赏的得赏”18。

湘军尽管在攻入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后大肆烧杀抢掠，所得钱财不少，但仍存在着赏罚不一、欠饷过多的问题。

那些来自乡间的农民，虽不奢望都能升官，但对于发财的信念一直没有改变，他们大功告成之后仍不能得到实惠，故心理很不平衡。

加之 ,有的湘军将领处事不公，亲疏远近之分较为明显，所以就使得部分湘军加入哥老会，结盟、闹饷、抗官，乃至起义的事件也就时有发生。

面对发财的将士思归，没有受利的士兵加入哥老会的趋势大增，曾国藩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快裁撤湘军。

他在给朋友的书信中说：“最要者兵勇十万，欠饷已逾五百余万两，若不急筹遣撤，将来愈欠愈多，资遣愈难，后患无穷。

”19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全湘军的大节，才能保全他本人及所有“功臣”们的富贵平安。

如使湘军成为叛军，那么他的千秋名节、一生抱负，将付之东流。

总之，出于种种原因，曾国藩在攻陷天京之后，就裁撤了这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叱咤一时的军队。

曾国藩因湘军而立足于晚清，也因湘军招致了许多猜忌。

湘军的出现和裁撤都是一种必然。

湘军的兴起是出于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

当平定太平天国之后，统治者所认为的最大威胁已经消失，故湘军的裁撤又提上了日程。

湘军在中国近代史占有重要地位，虽被裁撤，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

湘军平定了太平天国，使得
15《曾文正公六种·家书》第三册，第79-80页
16《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1，第44页
17郭振墉《湘军志评议》，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23页
18《曾文正公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第453页
19江世荣：《曾国藩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9页
大清王朝又得以苟延残喘了半个多世纪。

而且湘军也迈开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脚步，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朱东安：《曾国藩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曾文正公全集》 [M].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版
[3]、王闿运：《湘军志》 [M].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版
[4]、王定安：《湘军记》 [M].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版
[5]、郭振墉：《湘军志评议》 [M].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版
[6]、罗尔刚：《湘军兵志》 [M].中华书局：1984年版
[7]、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中华书局：1984年版
[8]、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
[9]、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10]、朱德裳：《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版
[11]、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岳麓书社：1987年版
[12]、黎庶昌：《曾国藩年谱》 [M].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