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曾国藩裁撤湘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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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曾国藩裁撤湘军的原因
摘要:同治三年(1864)七月 ,湘军主力一举攻克了天京 ,镇压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
农民起义。就在湘军为清王朝剪除内患的盖世大功告成之际 ,湘军首领曾国藩却出人意料地奏请裁撤湘军,由此,人们不禁会产生疑问:曾国藩为何要在功成名就的时候 ,选择裁军之路呢?这个问题有必要探讨。以往的学者只侧重于经济、军事或政治等某一方面。文章在分析湘军的兴起和特点的基础上,力图集各家之长,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入手,给此问题一个比较全面的解答。
关键词:曾国藩;裁撤;湘军;原因
在湘军为清朝剪除内患的大功告成之际,湘军首领曾国藩主动奏请裁撤湘军,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 ,除湘军水师被改编为国家经制兵长江水师 ,鲍超、刘松山等陆营军万余人留存外 ,其他直辖军和所属湘军都相继被裁汰。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曾国藩在功成名就之时为何选择裁撤湘军之路呢?笔者以为曾国藩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一)曾国藩之所以裁撤湘军是害怕“功高震主”,故以裁撤湘军向朝廷表明他的忠心。清政府启用曾国藩,并不想他造就一支事实上已经取代了国家制兵——八旗与绿营的常规部队,而是想沿用乾嘉时期的办法,建立以靖卫地方为主的地主武装——团练,故当曾国藩“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1另立湘军之后,清政府对湘军及其湘军集团是即利用,又猜忌、防范和牵制,并且贯穿于湘军存在的整个过程中。当初曾国藩刚从衡州出师时 ,咸丰皇帝就心存戒备:“文宗以国藩一人兼统水陆军,心忧之,特诏贵州提督布克慎自黄州还,赴其水营,诏湖广总督台涌会其师”2。这是明显的提防与猜疑。1854年10月,湘军攻占武昌后,咸丰帝一时兴起,给曾国藩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就在咸丰帝授职曾国藩之后,一军机大臣便提醒咸丰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3咸丰听后 ,“默然变色者久之”4 ,于是又改变了他的即兴之作。咸丰帝的这一改变,令曾国藩在以后的几年里虽立不少战功,却办事多受牵制,极为不顺,特别是在江西筹措湘军粮饷,接连碰壁,令曾国藩心灰意冷,最后借父死丁忧回籍去了。曾国藩当时曾说:“余前在江西,所以郁郁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预民事,有剥民之权,无泽民之位,满腹诚心无处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第三不能联络
1《曾文正公全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86页
2王闿运:《湘军志》,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23页
3薛福成:《庸庵全集·庸庵文续编》下卷,第8页
4薛福成:《庸庵全集·庸庵文续编》下卷,第9页
绅士,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醋而获咎。坐是数者,方寸郁郁,无以自伸。”5特别是在曾国藩攻陷天京之后,对于这位拥军30万,直接统治和节制江、皖、赣、浙、湘、鄂、闽乃至粤、桂、川的重臣 ,以及控制整个长江水面,拥有半壁江山的湘军集团,更是严加戒备。清廷的措施有二:一是拔擢湘军其他将领,压抑曾氏兄弟,以达到牵制曾国藩的目的。在金陵克服之前,清廷提拔其他将领就包含了牵制曾国藩的意思。而当发生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之事时,清廷便有意偏袒沈,而裁抑曾,从而导致曾、沈不和,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对曾国荃,清廷也有意贬抑。1863 年 5 月,曾国荃升任浙抚,照例可以单折奏事。但清廷以国荃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赴浙就任为借口,加以批驳,令曾氏兄弟惶恐不安。同时,对曾氏的部下 ,不但已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以及仍健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均采取拉拢与扶植政策,使之与曾国藩离心甚至分庭抗礼,达到控制和利用的目的。金陵克复后,清廷又为千余太平军突围一事,追究曾国荃的责任,还追查天京黄金之事,意在敲打曾氏兄弟。二是在军事上布置兵力,形成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包围之势。当时金陵克复后,清廷派官文守武昌,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材分守扬州、镇江 ,据长江下游;僧格林沁屯兵皖、鄂之交 ,虎视南京。这样 ,只要曾国藩及其湘军有异动 ,四面围剿便可展开。
当湘军攻陷天京,完成了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之时,清政府对这一支已达 30 万兵力的剽悍之师疑惧日深,对其统帅曾国藩更加戒备,采取各种措施加以防范。熟悉历史的曾国藩当然知道清廷的用意何在,为了表示他对清廷的忠诚,他采取了裁撤湘军、自剪羽翼的办法,求保晚节。其实 ,作为一个对清廷忠诚不贰的理学家,早在几年之间,就开始思考退路了。1858 年,他写信告诫曾国荃说:“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蹙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时,或致连累弟等,惟无事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6天京合围之后,曾国藩更敏感地感到清廷戒备的影子,认为“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打算“藏热收声,引谦谢事,拟于近日毅然行之”。7他还说:“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8所以,他下定决心:“万一金陵克复,拟即引退,避贤者路,非爱
5《曾文正公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360页
6《曾文正公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348页
7《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岳麓书社,1994年版,卷43
8《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岳麓书社,1994年版,卷4
惜微名,而求自全也。”9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当天京克复,曾国藩便开始了裁撤湘军,自剪羽翼的行动,且动作很快,从而赢得了清廷的赞赏。
曾国藩生活的时代,“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仍然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在此环境下,曾国藩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的教育,有浓厚的“忠君”思想。在京城为官时,他“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10。理学经世派的“匡时济世”情怀,使他一直恪守忠君敬上的人生信条。他对朝廷的忠诚是发自内心的,是出于一种历史文化的认同。他不像行伍出身的纠纠武夫,毫无信仰可言,他受恩愈重,对朝廷愈加忠诚,总是思图回报。曾国藩在受到清廷的重用之后,就多次表示:“一介贫窭,身跻六曹,且兼摄两职,若尚不知足,再生觖望,则为鬼神所不许。”11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 ? ……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矣。可以说“尽忠报国”是曾国藩以儒生特起从戎的书生儒将对清政府的基本态度。清廷对汉人官僚的歧视和猜忌,曾氏非不深知,但由于强烈的忠君思想作用,他并没有也不愿意接受他的心腹们所出的取清廷而代之的劝告,为万全计,在剿灭太平军之后,终于决定裁撤湘军,以保持忠臣的晚节,落得个“善终”。裁撤湘军是曾国藩的明哲保身之策。
(二)湘军具有很大独立性,朝廷不易节制,对朝廷造成了很大威胁。曾国藩创建湘军,一方面下决心“不用营兵”,“尽募新勇,不杂一兵,不滥收一弁,扫除陈迹,特开生面”12,完全不用营兵,而按照“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13的标准自主在社会上招募兵员,采取层层招募的办法,先设将,由将招兵,兵随将走。这样,弁兵的进退弃取皆由长官决定,各级军官便成为大帅的私属,士兵亦成为军官的私兵,军队的实权也就不再为清朝中央政府所有,而逐步落到统兵将帅的手中。于是,兵为将有取代了兵为国有,从而一改清代世兵制的传统,而开近代募兵制之先河。另一方面实行兵饷自筹。兵饷供应是兵权的标志,军队由谁发饷,谁就实际掌握了军权。以往清朝的各级武装力量皆由中央政府供饷,兵权也无疑为国家所有。曾国藩编练湘军,由于清政府国库空虚,除少数款
9《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岳麓书社,1994年版,卷7
10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页
11《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岳麓书社,1994年版,卷30
12《曾文正公全集》,岳麓书社,994年版,第346页
13王闿运:《湘军志》,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4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