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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介素养研究文献综述

（专业姓名学号）

摘要：文章主要以国内媒介素养研究状况为本体对象，试图厘清媒介素养由欧洲引入中国的历史脉络，媒介素养概念本土化的过程与成果，媒介素养研究内容的发展过程，媒介素养研究意义的探讨源流，国内媒介素养的五大研究主体的状况以及媒介素养研究的个案新趋向。通过文章初步认清中国媒介素养研究所处的地位与方位，以期为进一步的研究作一简单的回顾性综述。

关键词：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教育大众传媒大学生传媒人农民公民

引言

媒介环境的不断解构与重组，使得21世纪的新媒体环境所成为了一个引导并决定着人们生活与思想观念的拟态环境。面对媒介声势浩大的舆论进攻，作为一个现代人，以何种方式、何种心态与何种角色接触、面对与探讨媒介所传达的信息并理性地厘清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的区别，已经成为了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全新素质，即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它与科学素养、人文素养一样式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一种基本人文素质。当代中国媒介素养的研究主体可以大体分为五类，即媒介从业人员、大学生、青少年、公民以及农民。不同的研究主体体现出不同的媒介素养要求，在学术研究领域也呈现出不同的话语构建型态。另外，一些针对事件本体的媒介素养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成为审视媒介素养的一类新的视角。

1．媒介素养概念与内涵

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是一个舶来词。而从中国语境来看，素质一词最早出现于古代汉语《尔雅·释鸟》一文：“伊洛而南，素质，五彩皆备，曰翠。”现代汉语所用素质一词，实际上来自于日语的“素质”（soshitsu），而日语的“素质”，则是意译了德语的Aulage 一词，原意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特点。素质，注重人的本性，素养是素质的同义词，不过素养一词更强调养成和培育，强调通过学习以后达到的知识积累、认识水平以及实践活动。[1]

从大量文献资料来看，中国国内学者对“媒介素养”的概念并不存在很大的争议，意见比较一致。国内学者的概念推理一般都是立足于引进国外优秀概念的基础上的，因而关于媒

介素养的概念应该首先从国外概念的介绍开始。

1859年，英国的教育科学部在将传媒素养纳入正式教学体系时，把传媒教育作了这样的定义：“媒介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更积极，更有批判性的媒介使用者，他们将媒介产品的更大范围和多样化并为此作出贡献。”；美国媒介素养研究的专门机构对传媒素养作了这样的定义：“媒介素养是一种能力，用这种能力来接触分析和评价大众媒介中锁传递的诸多复杂信息。”；美国著名传媒素养研究者詹姆斯·波特（James Poter）在其1995年出版的著作《媒介素养》一书中说：“媒介素养是一种观察方法，即当我们置身于媒介中时，为了解读我们所遇到的信息时主动采用的一种方法。”；传播学的鼻祖施拉姆也曾经特别指出：“……大众的基本责任，是运用一切可能性，使自己成为机警而又有鉴别力的阅听大众。……进一步的责任，乃是鼓励对媒体展开睿智的批评……最后，他们应学习如何来运用媒体。”[2]国内最早由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卜卫发表的一篇系统论述媒介素养教育的论文——《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将媒介素养引入到中国传播学视野下[3]；张开等人认为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的各种讯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思辨性应变能力，以及创造和制作媒介讯息能力：也再可简化为获取、分析、传播和运用各种形式媒介讯息的能力[4]；陈先元认为大众传媒素养是指现代社会中的一般公众对于传播媒体及其传播信息的认知、解读、批评和利用的整体素质及实际能力，是大众对于传播媒体锁从事的信息传播这一社会现象的基本诉求及基本看法，实际上反映了社会个人和社会传播机制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5]。

总体来看，各位学者都一致认为没媒介素养是一种能力，即认知、鉴别和使用媒介的能力。

关于媒介素养的内涵，则有着不同的视角与落点。陈先元教授认为大众传媒素养可以在两个层面进行考察。首先，就个人层面上来说，大众传媒素养是人的基本特征，是人格因素；其次，就群体层面而言，大众传媒素养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社会机制。构成传媒素养的基本要素是一定的知识积累，核心要素是把握传媒的基本特点，关键要素是追求现代社会的新鲜信息[6]；还有许多专家学者不是从内涵的实际角度去阐述，而是从不同媒介的角度来总结媒介素养的不同内涵，他们是指知解所有大众媒介信息的技能，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报刊和网络。其中、电视和网络最为重要，也最受关注[7]。张开的《大众媒介素养概论》一书就是从不同媒介的不同素养内涵去挖掘和分析解读的；其他角度诸如林爱兵对传媒素养的内涵进行了细分，区分了传者素养、受者素养、媒介素养和媒体素养等概念；谢金文则把媒介素养分为认识大众传媒和参与大众传媒两个部分；张冠文和于健则认为媒介素养还包括“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素养”[8]。

归纳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媒介素养的内涵应该包括认识大众传媒、参与大众传媒和使用大众传媒三个部分。

2．媒介素养的意义

中国学者在研究文章中一致同意，实行媒介素养教育不仅对公众个人而且对全社会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众传媒素养论》认为消除信息传播的负效应从社会体制的层面上来说，需要健全法律；从经济动因来说，应该规范市场；从社会道德水准的层面来说，应该提升大众传媒的素养水平。大众传媒素养，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指标，而是大众整个文化素养的有机组成部分[9]。

张开在《大众媒介素养概论》中提出对于呈几何级数暴涨的信息，受众必须进行选择地识读、理解、记忆和传输。受众对媒介的认识，对媒介的选择与接触，对媒介传播内容的甄别与判断，对媒介的运作和使用直接关乎人们社会生活的质量，尤其是关乎青少年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媒介素养引领受众穿越“信息迷雾”并朝着良性的轨道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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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保卫则从民众的需求、形势的需要和媒介批评的诉求三方面强调实施媒介教育大众化具有特殊的意义。“它能使普通民众掌握媒介传播的相关知识与技能，从而知道怎样运用媒介更好地为自己的劳动、学习、生活以及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服务，使自己真正成为媒介的主人，成为媒介的主动驾驭者，而不至于只是充当媒介传播的被动接受者。”[11]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吴廷俊和舒咏平认为实行媒介素养教育是为了“满足信息社会人们对传播沟通空前巨大的需求。适应社会结构、生活形态的巨大变化；在现代中国社会，由于经济发展与时代变迁带来巨大的社会变化，人们所处的社会结构与生活形态也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各种变化均指向了对传播素质教育的需求。”[12]

总之，专家学者们都从系统论的角度以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去考察了不同主体媒介素养的习得对于社会、个体与群体的不同作用，但这种作用与影响始终是正向的发展性的。

3．媒介素养主体的研究

主体媒介素养，简单地说就是这些个体或群体使用、分析、评估、驾驭媒体信息的能力。对这种群体能力的研究就是主体媒介素养研究。在当今中国媒介素养研究领域，主体媒介素养研究仍然占到了很大的比重，并且愈发显示出实证的倾向。

胡连利，王佳琦的《我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的缺失与进展》一文中给出了2004-2006年媒介素养各主体研究的文本数量比重表格：[13]

图1. 2004-2006年媒介素养各主体研究的文本数量比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