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棉：痴迷于中国留学生研究的专家

周棉：痴迷于中国留学生研究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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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留学生·上旬刊》2016年第01期

人物简介

周棉留学史专家，冯至研究专家，编辑家，诗人；教授，编审；江苏师范大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333学术技术带头人工程”首批入选专家，江苏省重点学科江苏师大中国史一级学科带头人等。著有《冯至传》《留学生与中国社会发展》《中国留学生论》等，6次获得江苏省政府奖、国家辞书奖和教育部奖等，主持教育部重大项目1次、国家重大项目2次等。另有诗歌《石榴籽》《新娘》》等。

每天看书研究，心无旁骛；几十年甘于寂寞，醉心留学生课题研究。这是周棉教授的真实写照。

1989年，一个非常的历史年头，周棉开始把研究目光转向留学生群体。他说：“中国留学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先行者，长期以来上下求索，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跋涉探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于是，就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一些学者彷徨茫然之际，周棉借助扎实的研究功底，以《留学生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一文投石问路，率先开启了“留学生与近代中国”这个漫长的研究之旅。在他的影响下，一批批中青年教师加入留学生研究团队。从2000年开始，他还在《江苏师大学报》上开辟了“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专栏，如今不仅早已是教育部名栏，而且发展成为学术界研究中国留学生课题的重要阵地。

周棉认为，中国留学运动的资料就像个宝藏，值得毕生挖掘。但是，大量的留学史料却少有人整理。于是，90年代他先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地带着团队，主编了中国第一部留学人物工具书《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并把人物姓名、性别、籍贯、留学时间、留学国家、留学学校、获得学位和回国时间，开创性地列成人物简表，“这不仅在人物辞书史上是个贡献”（谢邦宇语），实际上也开创了近年来兴起的人物数据库建设的雏形。接着又开始留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2015年5月，经过八年的研究，他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国时期留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被学界盛赞为中国留学史和民国史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江苏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徐放鸣教授说：“该项目不仅有力推动了民国时期的留学生研究，还可为当代留学生的派遣、回归和录用政策的制定提供参照。”

近日，捷报又一次传来。周棉再次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留学档案的整理与研究”。面对别人的祝贺，他只是说：“也就是一个项目，我又不能轻松了。”

醉心留研，甘于沉寂

《留学生》：这个社会功利而浮躁，中国专门从事留学研究的专家不多，您为何对留学研究感兴趣，您是因何转到这个科研主题上来的？

周棉：对这个问题，有不少专家问过我。这其中有著名的经济史家陈岱孙先生、世界史专家周一良先生，还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徐秀丽研究员，等等。记得20世纪90年代，我在北大开完会后，去拜访陈岱老。他是20世纪初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著名的经济学家，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后还曾任中央财经学院副院长。当时有90多岁了。当我说明来意，介绍是为研究留学生问题来请教时，老先生猛地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周棉同志，你是怎么想起研究留学生的？”周一良先生则误认为我有留学经历，徐秀丽研究员则笑着表示困惑：“徐州在江苏并不是一个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留学生也不多，你们学校也算不上有名气的学校，我就想不通，你怎么研究起留学生了，江苏师大怎么就成为全国留学生研究的重镇了？”

这些专家的不解可以理解。因为从留学生这个课题的多种价值、文化含量和研究的影响来看，似乎确实不该由我、由江苏师大来承担。事实上，我学术生涯的起点也并非留学生研究，而是文学，而且最早是文学使我在学术界获得了好评。具体讲，是那本被孙玉石、谢冕、叶子铭等中国文学界翘楚认为“具有学术永久性”的《冯至传》。当时，国内的《光明日报》等20多家媒体曾评论报道，后被哈佛、耶鲁等20多个国家名校图书馆收藏。

导致我放下文学转而研究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忧患意识。因为自己是个读书人，从小就受到社会责任、忧怀天下观念的影响。特别是上大学以后，对国内外宏观的情况了解一些，而出身农家，备尝生活的艰辛，时不时地会考虑中国的未来、社会的明天等问题。20世纪80～90年代之交，中国经历了一场重大变化。但是，我坚信邓小平关于十二大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一个字都不准改的讲话，认真考虑知识分子与中国的前途、留学生的作用等问题，觉得不能把学问做在象牙塔里，而是要通过学术的研究，推动社会的发展，而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生，对近代中国的贡献应该肯定。由于这种使命感，我开始考虑改变纯文学的研究方向。

1990年，我在《论留学生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一文的题注里，表明这是自己思考多年的“留学生与近代中国”课题的一部分。发表后，引起了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和茅家琦、李新、谢邦宇、张岱年、蒋广学等专家学者的关注与支持，获得了我校邱明皋、吴汝煜、余明侠、徐放鸣、安宇、杨亦鸣等领导及部门负责人和众多教师的支持。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后来，则得到了姜映梅、李喜所、崔之清、包忠文、陈辽、黄巧华、房德邻、陈红民、周新国、池子华、岑红、华桂宏、周延波、赵惠霞、许睢宁等校内外专家、领导和朋友的支持。这一点非常重要，没有这些专家、领导的支持，我校和我本人的留学生研究是不可能有这样大的规模的。

《留学生》：您多年埋首留学生研究，令人钦佩。原因是什么？

周棉：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个课题对我而言，是太大、太重了；对江苏师大而言，也没有天时地利。之所以能持续进行，就学术研究本身而言，需要远离功利，耐得住寂寞。当然，这还与个人的性情和毅力有关。客观地讲，我身上的浮躁气不多，无论是生活还是研究，都不喜欢凑热闹，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就研究课题而言，自投入以后，特别是从编辑《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开始，我深深地为留学生们的卓越贡献而惊叹，还被他们功勋卓著而长期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又对国家和民族有屈原那种九死未悔的情怀而感动，以致多少次热泪盈眶，以致在感情上能够很投入。因此，虽有因为课题的艰难和沉重而洗手不干的念头，但每一次都是欲罢不能。这一点，我在《中国留学生大辞典》的“后记”中有所记述。还有，我得到了校内外一大批有识之士的支持。

8年拼搏，超额完成

《留学生》：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国时期留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经历了8年漫长时间才完成，请您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概况、项目的意义和价值。

周棉：这个项目不仅是民国留学史料整理的一个专项工程，也是一个极其浩大的民国文化工程。从立项前4年开始到完成，历时8年，其中手写档案、书信和枯黄的报纸辨认、校勘之难实在难以言说，但最终还是超额完成了计划。成果内容分为史料整理和研究论文两部分，总字数达900万字，是原计划的2倍多，其中论文20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全文转载或摘登的达6篇。

在这项成果里，我们首次集中、系统地整理了二档馆的留学档案，又补充了国家博物馆、台湾“国史馆”“中央研究院”等部门的留学档案；首次对民国时期书报上的留学史料和对清华的留学史料进行整理，对欧美同学会等社团的留学史料，对民国时期留学生的书信、日记、回忆录中的留学史料进行了整理，填补了民国时期留学史料整理的许多空白。

我们还发现大量新的留学史料，这些史料不但将有力地推动民国时期留学生课题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深化留学生和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有助于考察晚清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助于为当代留学生及知识分子的研究和使用提供决策依据。

这项成果的研究部分包括留学生与辛亥革命时期有关问题的研究，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学科的创建问题的研究，留学生与民国教育有关问题的研究，等等，代表性的论文如《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哲学学科的创建》《留学生群体与民国时期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欧美留学生与辛亥革命》等，都有一些比较好的反响，有的还被国家规划办列为重要成果在简报上刊出。

喜中新标，再次启程

《留学生》：请您介绍一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留学档案的整理与研究”研究项目。对这个重大项目得以报批您有什么感想？这个项目大概需要多少人、历时多少时间可以完成？有没有困难存在？请您具体谈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