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包拯的清廉官德和现代启示

试论包拯的清廉官德及其现代启示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更应引以为戒。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充分表明了廉政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华夏五千年文明浩浩荡荡，历史上优秀的廉政文化比比皆是，也曾涌现出一大批敢于为民请命，刚正不阿，不惜丢官罢职的直臣廉吏，这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被百姓誉之为“包青天”的包拯。吸收和借鉴传统廉洁文化的优秀成果，对于推进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包拯其人

包拯（999年至1062年），北宋庐州人（今市肥东县），字希仁，宋仁宗时天圣朝进士，先后历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判官，京东、、路转运使，府知府，御史中丞，三司户部副使等职。嘉裕六年（1061年），任枢密副使（副相），后卒于位，谥号“孝肃”。

包拯仕宦二十余年，为政领域从地方到中央，涉及民政、监察、理财、军政及外交各方面。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经文学艺术作品的不断加工、敷演、提炼，包拯成为最著名的清官代表，被百姓神化为“包青天”，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能与文圣、武圣相匹敌的人物，[1]受到广泛的尊崇甚至顶礼膜拜。在包拯为官的时代，当时通过科举取士而涌现的“名卿钜公”中，有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轼等等，包拯只是其中并不显赫的一位，名

声地位和政绩都不及他们，但却在身后赢得了不虞之誉，

究其原因，我想还是与包拯的清廉官德有很大关系。

二、包拯的清廉官德

老百姓口中的“包青天”，不是偶然形成的，它有其

历史的依据，纵观包拯的一生，他所形成的“包拯精神”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民为本，体恤民情。民本思想是我国古代先

贤提出的治国理念，历史源远流长，自从西周初期周公提

出“以德配天”，“敬天保民”以来，“民之所欲，天必

从之”的观念将国家的命运与民心向背联系起来。儒家先

哲提炼和升华了这种民本思想，提出了“仁政”、“王

道”学说。包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和熏，他认为“民

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2]如果“大本不固，则国家从何而安哉”！[3]因此，他主“薄赋敛、宽力役、救灾患”，[4]“大缓吾民以安天下”。[5]从这一理念出发，包拯经常深入民间，体察百姓疾苦，为民请命，并极力主节省国家费用，要求减冗吏，减冗兵，减修建，省奢侈。包拯还将这一理念体现在立法上,并落实在其司法、执法的实践中。他认为立法应当贯彻“公私利

济”，“于国有利、于民无害”的原则，并以此来修改旧法，制定新法。他上奏朝廷，要求减轻灾害地区与贫困地

区的田赋，对重灾区要罢除一切无名科率，减免百姓对官

府的积欠，并开仓济贫等。

（二）清正廉洁，不徇私情。包拯在初入仕途时，就写下一首“明志诗”，诗曰：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6]

这也是包拯流转下来的唯一一首诗，可谓吉光片羽，却成为包拯一生为官做人的光辉写照。这首诗是写在包拯任端州（今）知州郡守府第的墙壁上的，据《宋史》记载，端州因出产“端砚”而闻名天下，常要向宫中进贡。包拯就任以前的郡守，都借此机会额外索取，以赠权贵，数量有时超过进贡的数十倍。包拯到任后，便命工匠严格按进贡数制作，自己不持一砚归。包拯死后，宋仁宗亲自到包拯家中参加祭奠，看到包拯“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饭食，虽贵，如初宦时”，更是感慨不已。当时朝廷对他的评价是“识清气劲，直而不挠，凛乎有岁寒之操”。吴奎在包拯《墓志铭》中称其“峻节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白始及终，言行必一。”北宋名臣欧阳修尽管与他政见有所不合，但对他的品格操行依然敬服赞佩，称其“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7]

包拯不光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家人、亲属要求也是非常严厉的，他在晚年时立家规:“后世子仕官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家风》中就说到：“龙图懿九州颂，孝肃家风万世传。”[8]而对于自己亲属作奸犯科的，包拯也绝不轻饶。包拯是庐州人，他在任庐州知府时，包氏家族的一些亲朋故旧以为可以仗势为所欲为,结果被包拯不留情面地申饬一番。包拯的堂舅犯了法，他亲自审讯，重重地处罚了堂舅。京剧有一出传统戏《铡包勉》，就是依据包拯处罚亲友的史实所编。

（三）不畏权贵，严惩腐败。包拯痛恨贪官，他曾给宋仁宗上过《乞不用赃吏》的奏折。包拯在奏折中说:“臣

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对贪官、赃官，要“不以轻贷，并依条施行，纵遇大赦，更不录用”，以使“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矣!”[9]为了施行这一原则，包拯不惜犯颜直谏。当时,宋仁宗的宠妃贵妃的伯父尧佐屡受恩赏、加官晋爵，甚至于一日之间连授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制置使四项官职，主管全国财政大权，他在任职期间，欺上瞒下，玩弄权术，鱼肉百姓。对此，包拯极力反对，曾三次上疏弹劫他，尽管宋仁宗执意庇护尧佐，最后也不得不免去所担任的官职，包拯也为此得罪宋仁宗被调离京城达四年之久。又如包拯任监察御使时，曾经连续参掉两个乱纪的高官。一个是江南西路转运使王逵，他巧立名目，刻剥百姓，逼得人们逃入山洞。为此，包拯一连七次上奏弹劾他，迫使皇帝罢了王逵的官。另一个是转运按察使可久，在任期间贩卖私盐一万多斤。

（四）明察善断，制止冤案。包拯在处理案件时非常重视逻辑推理等司法技术的应用，表现出了高超的洞察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据《宋史》记载，包拯颇善鞠狱，他的司法技能在最初踏上仕途任天长知县时就体现了出来。一天，有一农民的牛舌夜间被人割去，告到包拯那里包拯就对那农民说，你回去把牛宰了拿到市场上去卖，割牛舌的人就会出来了。农民半信半疑的回家按包拯的话去做了。第二天有人状告这农民私宰耕牛，包拯说：“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于是，盗惊服，只得承认是他割的牛舌。

包拯认为,要实现清明的政治,要真正做到以法公断各种诉讼案件，各级长官的选择就非常垂要。精选慎择是包拯一贯的主，他极力反对县令和地方官吏的轻授轻任。在摆拔任用官员中他特别反对两种人：一是苛虐之人，二是赃滥之人。针对当时酷吏严刑造成许多冤狱的情况，包拯主加强司法监察。他曾给宋仁宗上《请令提刑亲按罪人》的奏折，批评国家虽设“按刑之司”（类今检察院），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