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武帝的文治和毁誉

浅谈汉武帝的文治和毁誉

11中文2班吴意晟

农民起义，汉王朝屹立。起义带头人刘邦是一个出身草根、毫无政治背景的近乎市井之徒的人。正因如此，他有一种阶级的包容性，他的集团拥有比较宽泛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刘邦集团乘项羽等大诸侯动乱纷争之际，取得全国政权。

这个新王朝似乎不具有任何法理和伦理的正统性。开创之初，就陷入了极端不稳定之中。自高帝、吕后至文景的五十年间，内部变乱不断。外部则匈奴交侵，社会深隐危机之中。直到汉武帝的降生，这位班固称之为“雄才大略”的人物，才为这个皇朝开辟了崭新的局面。

在汉武帝的一生所为之中，尤其可圈点的是武帝的文治功绩。同时，关注武帝，个人的品性与历史纠葛的探讨同样不可缺失，所以其毁誉的过程同样引人思考。

秦始皇有“焚书坑儒”，汉武帝则“独尊儒术”。

早在窦太后去世前，汉武帝就暗中行事，设五经博士，为尊儒大势打下基础。即位之初，汉武帝举国推选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一介书生董仲舒，写下《天人三策》，石破天惊，脱颖而出。从此，本为民间一家的儒学被指定为官方思想，与政治、皇权紧密相连。

之后，汉武帝创建太学、乡学，设立举贤制度，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官制度。从秦代到汉初，选拔人才多用的是军功爵制；到了汉武帝时代，逐渐转变为察举征辟制，从根本上解决了大汉人才匮乏的局面。

汉武帝一反祖宗定法无为而治，尊儒术以约束官吏，效法家严惩贪官，王道霸道，交替为用。而其中尊儒兴教，创立太学引得天下人聚义一堂，都城之下，十之八九有触太学之优，给予后世深刻影响。若无此举，儒家学说不过是被坑过的一套，华夏文明得不到如此大的开拓，学而优则仕也无从谈起。然而，后世不乏对《天人三策》，对“独尊儒术”深恶痛绝者，他们的批评和反对并非毫无道理。

儒家思想对于中国政治的负面影响，在于“独尊儒术”将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迷信道德至上、教化万能，力图建设一种道德自律型的政治。这种重自律轻他律的思路，必然导致强权至上，个人专制。曾经的天朝上国，就这样一次次与民主政治失之交臂。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始终无法走出“人治”的泥潭，摆脱因人兴废的历史惯性。

从古籍中探查儒家对民众心理：中国人不得不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扮演好自己的道德角色。如此，权力崇拜、君尊民卑、官贵民贱、奴性心理年深日久，“救世主”和“清官”情结愈加浓厚，甚至反过来成为昏君和贪官孽生的土壤。儒家对人才素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家把“道德”作为衡量人才和录用官员的决定性条件，将“从政”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然而，能有幸为官的是极少数，得明君而施展抱负者，更是十无一二。绝大多数士人郁郁终生。名为知人善用，多少人为之贻误终身。

汉武帝时代内在的儒家统治思想，表现出来，是中央集权体制。秦始皇首创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是，秦朝短命，未能设计一整套执政方针。西汉王朝，到了汉武帝，彻底肃清了诸侯王分裂势力，极大地巩固了中央政权，并影响了后世千年之久。

针对此情况，司马迁击节称道！在《淮南衡山列传》中，太史公曰：淮南衡

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元鼎五年，汉武帝又以诸侯酎金（祭祀太庙时诸侯助祭的献金）成色不足为由，一次削去106名诸侯的爵位，至此，高祖刘邦所封诸侯王，削捋殆尽。秦行郡县，不王不藩，是真正社会政治学意义上的封建体制。刘邦建汉之时，首封异姓诸王，后封同姓诸王。从政治体制的发展着眼，无疑是一种社会的倒退。继而，吕后大封诸吕，终酿祸乱。因此，直到景帝朝，乃有吴楚七国之乱。而汉武帝采纳主父偃建议，令诸王推恩以封子弟，大力削藩，平淮南、衡山二王之反，夺列侯一百零六人之爵。汉武帝上接秦始皇，行郡县以推行国家政令，此后两汉四百年，虽有外戚、党锢之祸，但无藩镇之患。

在此之后，晋又封藩，乃有八王之乱。唐初鉴于前辙，王而不藩，安史之乱后，肃宗又大事封藩，终以藩镇割据，断送唐朝。宋仿唐初，王而不藩，故两宋无藩镇之祸。明太祖立国，复大封诸王领藩地，终有燕王朱棣靖康之役，赣王朱辰濠之叛乱。明世宗以藩王入承大统，追赠生父，闹成著名的大议礼，随之明亡。清朝力惩前失，王而不藩，定制亲王不出国门，故有清一代未有藩祸。由此可见，古来帝王，由秦始皇至清代宣统，正统偏安者共二百余人，真正懂得国家政体并善以此治国者，不过秦皇、汉武、宋太祖、清圣祖四人而已。不仅如此，汉武帝在强化中央集权上多方探索，利用酷吏打击权贵即其大手笔之一。打击不法豪强与贪官污吏，势在必行。但是，酷吏政治走到极端，难免会带来各种后遗症。酷吏王温舒，嗜血成性，杀人为乐。汉代处决犯人，以十二月为限。春天到来，不能再杀人了，王温舒迎风感慨：如果让冬天再处长一个月，我的事（处决犯人）就办完了。（会春，温舒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司马迁对此直言不讳：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

另一方面，汉武帝的晚年因骄奢淫逸而被后人认为是其毁誉的半生。但是，从毁誉的故事中看来，汉武帝是第一个用“罪己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开辟了一条帝王的反思道路。

征和四年，汉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甚至表白内心悔意。这就是《轮台罪己诏》。这份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敢于罪己，置自己过失于天下舆论中心，汉武帝无疑是第一人！至此，后代皇帝犯了大错，也会下“罪己诏”，公开认错，展示明君姿态。

不过封建执政者的“罪己”往往有收买人心之嫌，但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汉武帝首开“罪己”先河，错而能改、爱憎分明。从中，我们似乎可以一窥这位大汉霸主复杂的内心世界。直言敢谏的汲黯曾批评汉武帝：皇上杀人太多，即使平日信任的人，也不予宽恕，这样搞下去，天下人才早晚都会被杀光。汉武帝不为所动，漠然一笑：何世无才，只是人主没有识得人才的慧眼，如果能够辨明人才，何必担心天下无才？（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谕之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就是这样一位视人才如草芥的汉武帝，一方面又极端地爱才、惜才。

自古中国封建专制体制下，人才使用有两大弊端：一是任人唯亲，只用自己熟悉亲信的人；二是论资排辈，必须按“三十九级台阶”，一级一级往上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