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中作者精神倾向比较研究
朱自清对《史记》《汉书》的见解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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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汉书》的比较
《史记》、《汉书》的比较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
《汉书·公孙弘卜式宽传》对于武帝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材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
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
《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
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
他们有的起于刍牧，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闻逸事。
公孙弘年六十余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
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他应召。
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
出人意外的是，对策之后公孙弘名列榜首，“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汉书·公孙弘传》）后来又屡屡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
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
硃买臣拜会稽太守一事也富有情趣：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
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
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
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
食且饱，少见其绶。
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
浅谈《史记》与《汉书》
浅谈《史记》与《汉书》泗县职教中心赵贤超内容摘要：《史记》与《汉书》并称为中国古代文史大书的双壁，它们具有极高的文学和史学价值。
研究《史记》与《汉书》，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认知和区别它们的成书经过、体例变化、语言特点、人物刻画和史学的思想性。
这对于初学文学青年来说，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特点在中国文学史上，《史记》是纪传体通史的开山之作，而《汉书》则秉承《史记》的优长，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史书的先河。
研究《史记》与《汉书》，有助于我们认知它们的各自特点，丰富我们的文化内涵，提高我们的文化品位。
本人是从如下四个方面来谈对《史记》与《汉书》的认知。
一、司马迁与《史记》1、作者简介司马迁（前145—前90）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
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
后因李陵事件入狱，受宫刑。
出狱后发愤继续著书，于太始四年（前93）前后，完成《史记》这部历史巨著，历时十六年。
2、家境熏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当过太史令，这在中国古代，一个孩子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是很幸运的，毕竟那时的孩子有学习条件和机会的人是很少的。
据说，司马迁十岁就开始学习古文，后来又跟汉代大儒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又跟古文家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这为司马迁来后来写《史记》打下坚实的基础。
3、漫游与侍驾由于司马迁受父亲的指点和家境文化的熏陶，所以司马迁对于知识的渴望和需求是很强烈的。
因此司马迁在加冠礼之年，决然出游，进行实地考察中国的名山大川，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记录有关的历史传说。
后来他官至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出巡。
其中一次西巡，曾到过巴蜀。
随驾出巡更开阔了司马迁的视野，丰富了他的阅历。
这些都给司马迁后来的撰写《史记》，取得了第一手资料。
4、受宫刑著史书司马谈病逝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司马迁开始接触皇家藏书，整理选录历史典籍，为写史书作准备。
《史记》与《汉书》的比较研究
三、思想比较《汉书.司马迁传》说《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班固指责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正是因为他自己恪守儒家正统观念，而与司马迁思想的主要分歧所在。
第一，《汉书》的儒家正统思想比《史记》浓厚。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
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
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
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
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汉武帝时期确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发到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已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并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
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
同样论述仁义道德的产生，《史记》、《汉书》都征引《管子》，司马迁强调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吻合。
而班固则是所谓的“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
四、文章风格的差异：（一）、二者的为文取材不同，《史记》是雅俗并收，而《汉书》则偏重于尔雅之文。
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曰：“夫太史公纪事”，“或旁收异闻以成其说”，“或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于旧俗风谣。
比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佞幸列传》引谚语：“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又比如，《游侠列传》记郭解之貌：“其貌不及中人。
”乃根据目睹所书。
这些正如刘知几所云：“以刍荛鄙说，刊为竹帛正言。
”（《史通.采撰》）而《汉书》的取材，据郑樵《通志.总序》曰：“自高祖至武帝，多用《史记》文，尽窃迁书。
”清代赵翼亦认为，《汉书》“武帝以前传记，多用《史记》文。
”（《廿二史札记.过秦论三处引用》）此外，《汉书》中多载各种经术文章和辞赋。
比如《韦立成传》载宗庙议礼文，《杨雄传》载《反离骚》等等，多取诸现成文献。
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The Standardization Office was revised o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13, 2020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一直以来后人对这两本书的评价都很高，也有人对两者作出不少的比较。
一、写作动机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他重视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也积极地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
然而他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封禅大典，因而“发愤而卒”。
他死前将遗志嘱托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①司马迁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②由此可见司马迁是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亦可看出秉先父之意。
“汉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
……主上明圣而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③可见司马迁撰《史记》，亦有颂扬大汉盛德之意。
另一方面，班彪为《史记》著作《后传》未成，便已去世。
班固对父亲的《后传》“所续前史未详”、“所撰未尽一家”的缺憾，深感不安，便决心以西汉为断限，著作《汉书》。
可见司马迁与班固撰史的动机皆有继承父业之意。
而班固先世婕妤是汉武帝的妃子，班氏世代受到汉王朝的重用。
因此班固著《汉书》也有意从儒家思想和道统着眼，宣扬汉朝威德。
“唯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
”④就明显有为汉朝歌功颂德的心意。
因此，司马迁与班固撰述的动机都有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之意。
然而，和班固著史动机不同的是司马迁著《史记》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把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对个人身世浮沉的变化的感慨，对历史上先贤伟人的崇敬而抒发心中的不平而作。
《史记》与《汉书》人物塑造的比较研究
《史记》与《汉书》人物塑造的比较研究《史记》和《汉书》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两部具有重要地位的史书，它们的人物塑造被认为对于了解历史人物的性格、行为以及历史背景十分重要。
今年，我有幸获得机会进行《史记》与《汉书》人物塑造的比较研究，本文将以结构完整且内容详实的方式进行阐述。
一、引言本篇研究旨在比较《史记》与《汉书》两部史书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差异。
我将简要介绍两部史书的背景和作者，然后探究两部著作中人物塑造的方法。
我将分别从性格刻画、行为描述和历史背景描绘三个方面对两部史书的人物塑造进行比较和总结。
二、背景与作者《史记》是汉朝司马迁所著，它是中国古代史书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史书之一。
而《汉书》是东汉末年班固所撰写，它是一部研究西汉历史的史书。
两部史书都以汉朝历史为基础，但作者的身份与时代背景不同。
司马迁是汉朝官员，他目睹了秦朝的崩溃与汉朝的兴起，他在《史记》中以有力的笔触和精彩的叙述将历史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
而班固是杂剧作家，他在《汉书》中通过详细描述西汉时期的历史人物来展示和分析历史事件的起因和结果。
三、人物塑造的方法《史记》和《汉书》两部史书在人物塑造方面都采用了不同的方法。
其中，《史记》强调人物的个性描写，通过深入挖掘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来展现他们的性格和心态。
而《汉书》则更加注重历史人物的行为描写，通过详细叙述历史人物的行动来展示他们的品质和价值观。
这样的差异造就了两部史书对历史人物的塑造各具特色。
四、性格刻画在性格刻画方面，《史记》更加注重人物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司马迁通过描写历史人物的内心独白、对话和争论等手法，展示了历史人物柔软和坚定、善良和狠毒、勇敢和懦弱等多维度的性格特征。
而《汉书》则更加注重人物的正面品质，描写历史人物的忠诚、勇敢和智慧等优良品质，以使读者对历史人物产生崇敬之情。
五、行为描述在行为描述方面，《史记》强调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决策和行动，通过展示历史人物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勇气和智慧来展现其个性。
浅析《史记》和《汉书》
浅析《史记》和《汉书》【摘要】《史记》和《汉书》是二十四史中前两部，都是我国历史上的宏篇巨著，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历史资料。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书》是第一部断代体通史，记载了西汉汉高祖元年到王莽地皇四年结束。
《汉书》所叙述的西汉两百三十年的历史中有一半和《史记》重叠，因此自古至今，有很多人把《史记》和《汉书》进行比较，也许这更是两种不同时代环境的比较、两个家族的比较、两个人物思想意识的比较。
通过比较更深刻的把握他们写作的背景以及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对写作的影响，进而造成写作上的差异。
【关键词】《史记》《汉书》司马迁班固比较《史记》和《汉书》都是我国古代非常著名的古典典籍，是二十四史中前四史的前两部著作，可见地位都是非常高的。
《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而《汉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
在对从刘邦建国到汉武帝太初年间这段史事的记述上，两书是重合的，《汉书》在《史记》之后，所以班固在处理这段时期的史料时，在继承《史记》旧闻的基础上把司马迁没有写的补充起来，并改正或充实了司马迁粗疏的地方，这样就使这两本书有了很大的可比性。
而读书要看作者，所以除了比较这两部书，对司马迁和班固的比较也是十分重要的。
时代背景的不同、家族的不同、个人经历不同，注定个人思想的不同和写作意识的差异。
1 关于司马迁和班固的出身、经历司马迁和班固都是陕西人。
司马迁的出身并不显要，他所在的家族世代为史官。
但他从小学习古文，向人求教问故，受益匪浅，并受其父亲学识和思想的影响。
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司马迁把著作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并最终实现完成。
班固出身于家资豪富的外戚身份，并有正统家学传统的家庭，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受其父亲影响转向汉史研究。
可见一个是善于好学主动求教，一个是有正统家学的教育环境；一个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而学，思维活跃、观点独特，一个被动的接受传统。
《史记》与《汉书》批判精神之对比-精选文档
《史记》与《汉书》批判精神之对比《史记》和《汉书》位居二十四史的前四史，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常被喻为中国史学史上的“双子星”。
可是历代关于马班异同的专论著作不多，但研究《史记》者大都要涉及这一问题，所以散论、笔记，以及涉及的论说不可胜计。
这其中以宋人倪思、刘辰翁的《班马异同评》，以及明人许相卿《史汉方驾》为发轫名作。
而今人的研究，以我国学者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徐朔方《史汉论稿》，以及韩国学者朴宰雨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等几部论著最有代表性。
然而，个人的史学评判标准不一，这也就使得历史上后人对司马迁和班固的看法产生了极大的差异。
在众多的评述中，有扬《史记》而贬《汉书》者，如宋代的裴?S，晋代的张辅，宋代的程颐；与此同时亦不乏抑马扬班者的存在，如东汉的王充，唐代的刘知几。
在当代随着我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史记》和《汉书》的研究视角也越来越多。
这其中包括从语言文字的角度，从两书中相同人物刻画的角度，从书中所反映的社会现象，甚至从司马迁和班固的人品对比等诸多方面对《史记》和《汉书》进行比较。
而我认为，《史记》和《汉书》虽然各有千秋，可是从批判精神的角度而言，《史记》比《汉书》更胜一筹。
下文以两书中对汉高祖刘邦的形象塑造加以论证。
无论是对《史记》还是对《汉书》而言，汉高祖刘邦都是一个不能够绕过，且极难下笔的人物。
两汉的臣子如何刻画汉朝的开朝君主，这本身就是史学家面临的一个较大的难题，而刘邦却偏偏又是一个色彩斑斓、瑕瑜互见的人物，其臧否抑扬的分寸更是难以拿捏。
所以本文通过两本书中对于刘邦的形象塑造，对《史记》与《汉书》中的刘邦正面侧面的形象进行对比，从而论证《史记》比《汉书》更具有批判精神。
一、两书中对刘邦的称谓不同。
在班固的《汉书?高帝纪》中，凡有提到刘邦的地方都称“高祖”，无论是在刘邦称帝前还是称帝后都是一样的，显得非常地统一而且恭敬有礼。
司马迁的《史记》则不然。
中国史学史论文：从《史记》《汉书》游侠传比较司马迁与班固之著史思想
从《史记》①《汉书》②游侠传比较司马迁与班固之著史思想摘要：《史记》与《汉书》比较而言，《汉书》更符合统治阶级的意志。
虽然《汉书》有许多章节脱胎于《史记》，但绝非简单的重复，《游侠传》就是显著的一例。
两书虽同写游侠，但对其评价却大相径庭。
《史记·游侠列传》热情赞扬游侠急人之难的高尚道德和反抗封建专制的精神，而《汉书·游侠列传》则批评游侠破坏封建礼法，宣扬“政自君出，而下无觊觎”的等级制度和君主集权制度不容丝毫动摇。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游侠；著史思想。
活跃于秦汉时期的游侠，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
战国晚期，关东六国的游侠之风十分盛行，但在西边的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改变了“民勇于私斗，怯于公战”③的局面，又颁行《游侠律》规定：“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岁卒，责之。
”基本上没有游侠生存的土壤。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六国与秦的文化互相混融，一面是朝廷严禁游侠，另一面是六国炽盛的游侠之风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殆尽。
这时的侠，遂成为一种潜流，秘密地活动于社会底层。
12年后，陈胜起义于大泽乡，游侠之士乘乱逐鹿，走向前台，形成了秦汉之际游侠参与社会生活的壮观场面。
在刘邦建立汉朝之后，政治逐渐趋于稳定，经济逐渐恢复繁荣，社会结构也趋于复杂多样，游侠又开始活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
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和班固的《汉书·游侠传》都对他们的活动做了记载和评价。
一、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史记·游侠列传》伊始，司马迁就开宗明义，表达了对游侠的赞美态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
既已存亡①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②施丁（主编）：《汉书新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③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2234页。
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例析《汉书》部分继承《史记》“实录”精神-文档资料
例析《汉书》部分继承《史记》“实录”精神-文档资料例析《汉书》部分继承《史记》“实录”精神《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封建正史的又一部名著,历来《史》、《汉》并称。
但由于司马迁,班固两人的身世、个人遭遇、思想教育、政治影响及写作目的的不同,《汉书》的见识和批判精神,即“实录”精神远远比不上《史记》。
《史记》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公正态度和实录精神,敢于暴露封建统治者的暴政、暴行,揭露他们丑恶的面目,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如实记载、客观描写,而《汉书》却没能做到这一点。
“抒下情而通讽喻,宣上德而尽忠孝”、“润色鸿业”的指导精神主导了班固对《汉书》的创作。
在这一精神的主导下,《汉书》便有了美化封建统治者,提高他们历史地位的特点,成为帝王将相的家谱,不再是对整个社会的真实描写,对《史记》的实录精神没能很好地坚持和继承。
当然,尽管班固把《汉书》写成了帝王家谱,但思想上仍有可取之处。
班固在《汉书》中揭露了帝王的一些缺点,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还是作了一些较为客观的反映,对《史记》的实录精神还是有所继承的,这一点值得肯定的。
而且《汉书》对《史记》的实录精神继承的特点在《汉书?苏武传》中得到了很充分的体现,下面就以《苏武传》为例粗略谈谈《汉书》是怎样部分继承《史记》的实录精神的。
一、从对苏武的态度来看苏武是一般的朝臣,但作者不仅为其立传,而且极尽赞誉之能事,把苏武的事迹写得可歌可泣,情文并茂,成功刻画了苏武这一坚贞不屈的大义凛然的爱国英雄形象。
从整部《汉书》来看,班固的立传对象大都是达官贵人、帝王将相,实质上是帝王的家谱。
但班固却为苏武这一普通朝臣立了传,并把他赞为“无求生以害仁”的“志士仁人”,歌颂了他“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高风良节。
在《苏武传》中,班固详尽地记述了苏武――羁留匈奴十九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塑造了一个不畏强暴,不为利诱,受尽折磨而宁死不屈的英雄形象。
在作为帝王家谱的《汉书》中是不该有苏武这样普通朝臣不协调的角色的,班固为苏武立传正是体现《汉书》继承《史记》描写和歌颂历史上一系列爱国英雄和有重大贡献的人物这一特点的。
史记与汉书比较
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史记》的场面描写也很精彩。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司马迁在一篇传记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几个侧面，或者则采用旁见侧出的方法，通过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带有神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对他的许多弱点则没有充分展示。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却使人看到刘邦形象的另外一些侧面。《项羽本纪》通过范增之口道出刘邦的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留侯列传》表现他猜忌功臣，《魏豹彭越列传》、《郦生陆贾列传》 揭露他慢而侮人，詈骂诸侯臣如奴仆等。而汉书则喜用追叙、补叙的手法。《汉书?于定国传》的末尾是这样一段文字：
《汉书》的语言风格与《史记》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它详赡严密，工整凝炼，倾向排偶，又喜用古字，重视藻饰，崇尚典雅。范晔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固传》）指出了《史》、《汉》的不同风格。这也代表了汉代散文由散趋骈、由俗趋雅的大趋势，值得注意。喜欢骈俪典雅的文章风格的人，对《汉书》的评价甚至在《史记》之上。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史记》与《汉书》的史料可信度对比研究
# 史记与汉书的史料可信度对比研究概述《史记》和《汉书》是中国历史上两部重要的古代史书，它们记录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事件。
然而，在不同时期编纂和传承中，这两部史书都经历了一些变动和影响。
本文将通过对比分析《史记》和《汉书》中的史料可信度，探讨它们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以及影响因素。
一、《史记》1. 作者记录思想倾向《史记》是西汉时期的大型通史著作，由司马迁撰写。
在其著作中，司马迁体现了强烈的士人意识，并对历代政治家、军事家、文化名人等进行赞扬或批评。
这种思想倾向可能会对他在历史事件描述中选择性地突出某些细节或过于夸大某些人物地位产生影响。
2. 编纂过程中可能存在失实现象司马迁在编纂《史记》时主要基于自己阅读许多旧籍和从事治国实践所得到的信息。
然而，由于史书在创作过程中可能会遭受到许多干扰和编辑的介入，因此其中一些历史记载的真实性难以确定。
3. 分类条目详细齐备《史记》以“五经正义”、“七略”为蓝本编撰并逐渐完善。
它通过对不同主题进行系统分类，并包括人物列传、本纪、表等章节，使读者能获得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二、《汉书》1. 主观色彩相对较低《汉书》是东汉时期班固所写的一部叙述西汉王朝历史的著作。
与《史记》相比，《汉书》更倾向于客观泛文化背景，而非个人思想倾向。
其记载着自政治家、军事家到文化名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和动态变化。
2. 编纂过程中有后期补充与修正据研究，《汉书》编纂过程中存在较大篇章被后来者追加或修订。
这些后期工作可能会影响其部分记载的准确性，需要谨慎处理。
3. 重视世系表和地理统计《汉书》除了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外，还特别注重编写各种家谱与人物世系表，以及地理统计等。
这些补充内容可以提供更多有关历史时期社会结构、族群流动和行政区划的信息。
三、史料可信度的确认方法为了判断史料的可信性，研究者常用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评估： - 查证史书记载是否与其他各种文献、碑铭或出土文物相互印证； - 针对同一历史事件或人物在不同著作中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 考察史书记载所依据的来源是否可信，并对来源本身进行深入研究。
《史记》《汉书》的比较
《史记》、《汉书》的比较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
《汉书·公孙弘卜式宽传》对于武帝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材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
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
《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
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
他们有的起于刍牧，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闻逸事。
公孙弘年六十余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
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他应召。
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
出人意外的是，对策之后公孙弘名列榜首，“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汉书·公孙弘传》）后来又屡屡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
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
硃买臣拜会稽太守一事也富有情趣：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
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
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
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
食且饱，少见其绶。
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
《史记》与《汉书》批判精神之对比——以刘邦形象为例
《 记 》 《 书》 居 二 十 四史 的前 四史 ， 中 国史 史 和 汉 位 对 学 的 发 展 起 到 了 巨 大 的 推 动 作 用 ．因 此 常 被 喻 为 中 国史 学史 上 的“ 子 星 ” 可 是历 代 关 于 马 班异 同 的专 论 著作 双 。 不 多 ， 研究 《 记 》 大都 要 涉及 这 一 问 题 ， 以 散 论 、 但 史 者 所 笔 记 ， 及 涉及 的论 说不 可 胜 计 。这 其 中以 宋人 倪 思 、 以 刘
于 刘 邦 的 记 载 。 对 于 这 个 色 彩 斑 斓 、 瑕 瑜 互 见 的 开 国 君
主 ，史记 》 《 书 》 其 形 象塑造 时 出现 了较 大 的差 异 。 《 和 汉 在
本 文 试从 两 书对 刘邦 的称 谓 ， 史料 的处 理 方 式 ， 及 对 对 以
邦 正 面侧 面 的形 象 进 行 对 比 ， 而论 证 《 记 》 《 书 》 从 史 比 汉
者 的存 在 ， 东 汉 的 王充 ， 代 的刘 知几 。 如 唐 在 当代 随 着 我 国史 学 的进 一 步发 展 ， 史 记 》 对 Ｆ《 和 《 书 》 研 究 视 角 也 越 来 越 多 。 这 其 中 包 括 从 语 言 文 字 汉 的 的 角 度 ． 两 书 中 相 同 人 物 刻 画 的 角 度 ， 书 中 所 反 映 的 从 从 社 会 现 象 ．甚 至 从 司 马 迁 和 班 固 的 人 品 对 Ｉ － ｚ＇ 多 方 面 Ｌ拿诸
以发现 ， 马迁 并不 吝 惜笔 墨 去 写刘 邦 的 雄 才 大略 、 人 司 任 唯 贤 ， 于 收纳人 心 。 是 ， 马迁 并没 有使 《 祖 本纪 》 善 可 司 高 完 全 沦 为 刘 邦 的 赞 歌 。 反 的 ， 也 直 接 刻 画 了一 些 揭 露 刘 相 他 邦 缺 点 的 历 史 事 实 。 写 刘 邦 发 迹 之 前 ：高 祖 … … 常 有 大 如 “ 度 ， 事 家 人 生 产 作 业 。及 壮 ， 为 吏 ， 泗 水 亭 长 ， 中 不 试 为 廷
浅论《史记》与《汉书》的思想差别
浅论《史记》与《汉书》的思想差别——以《史记》《汉书》中的项羽形象为视角摘要：《史记》和《汉书》是二十四史中前两部，是我国历史上的宏伟巨篇，分别开创了我国史学史上纪传体和断代史两种体例，促进了我国史学的发展，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历史资料。
两书作者分别生活在西汉和东汉，都叙述了秦亡汉兴到汉武帝时期九十多年的历史，因此两者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但是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以及个人的思想倾向的差异，导致对历史认识的叙述和评价的差异，为此本文选取了秦汉之际左右政局的风流人物——项羽为切入点，通过对照两书对其叙述的特点，试阐析司马迁和班固思想的差别及原因分析。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汉书》班固项籍差别一、《史记》与《汉书》的比较《史记》和《汉书》均产生于汉朝，分别开创了纪传体通史和纪传体断代史，是我国重要的历史著作，奠定了我国史学史的基础，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因此，很多人非常有兴趣把这两部书及这两位作者进行一番比较，进而对两书的写作上有更清晰的了解。
本文以项羽的形象塑造为切入点，通过比较两书的叙述差异，进而分析两书作者思想的差别。
(一)就项羽在两者书中所处的体例而言，《史记》要比《汉书》高明。
在《史记》中，司马迁将项羽归入到“本纪”中，在卷七《史记·项羽本纪》，而班固将项羽与陈胜列于一处，同归于“列传”，在卷三十一《汉书·陈胜项籍传》中。
据司马贞《史记索隐》：“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
”张守节《史记正义》：“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
”又裴松之《史目》：“天子称本纪。
”1故知本纪,一是专叙天子及其世系,二是按年月次序叙事。
司马迁将非天子的项羽列入天子之列，充分体现出司马迁对项羽功绩的肯定和欣赏。
司马迁在其自序中有言，“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
然羽非有尺寸，乘执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1转引自：《<史记>与<汉书>的比较》刘学彦，《社会科学学科研究·历史学研究》2011年1月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近30年《史记》与《汉书》比较研究综述
段， 两个阶段的研究既有相似之处 ， 又可看出其演化之迹 ， 在如此可喜的研 究形势下 ， 我们有理由期 待更多的《 史记》 汉书》 与《 比较研究专著尤其是《 史记》 汉书》 与《 文学性比较研 究专著的出现。 关键词：Ｏ年 ；《 ３ 史记 》 汉 书》 与《 比较 研 究 ；文学性 比较
中图分类号： ０ Ｉ ６ 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７ ３ ０ （ ０ ９ ｏ ０ ３ ０ １ ２— ６ ｏ ２ ０ ） ５— ０ Ｏ一 ４ ６
《 、 汉》 史》 《 比较研究史上的力著 。 ｌ８ ９ ４年徐朔方的《 史汉论稿》 亦是 一部论班 马异 同的著 书， 该书分上下两 编 ， 编将 《 、 汉》 上 史》 《 研究论 文汇集 在一 起， 多为考证文章 ， 下编对两书 中重要传记 的文 字、 段落异 同 作具体 比 。其 中上编《 （ 较 论 汉书） 一文较 明确 地对两书作 》 了 比较 ， 并举例 说 明《 汉书》 史记》 对《 的承袭 和删改 有改 好 的， 也有改坏 的， 为 “ 为文学 ， 汉书》 史 记》 色 ； 认 作 《 比《 逊 作 为史学 ，汉 书》 《 《 对 史记》 有所发展” （ ， 书史学性 和 】 对两 蹦） 文学性 的评 价相 当到 位。该 书总体 而言 ， 为微 观 比较 之 多 作， 较少宏观大论 ， 缺点在系统性不够强 ， 但瑕不掩瑜 。 韩国学 者朴 宰雨 ｌ９ 由中国文学出版社 出版的＜ 史 ９ ４年 （ 记 ） 汉 书） （ 比较研究》 不失为一佳作 。此 书主要从两书 编 也 著体例上比较 ， 作为 一个外 国学者 ， 中研 究多有 新颖别 致 书 之处 ， 如表格的大量利用 ， 体现 出研究的严谨。作者 以《 、 史） 《 文本为基础 ， 汉》 对两书异 同进行 比较 ， 从其 比较 中可见 出 作者逻辑之严密 、 分析之细致 ， 汉书》 史 记》 如《 对《 的袭用 情 况部分 ， 朴宰雨 分七 个 方 面来 说 明 。在 有关 《 记＝ ＜ 史 ｝ 汉 和 书》 的大量专著与论文 中， 如此 系统地 罗列 两书 异同 的仅 此 书， 这部专著 对查询 《 书》 用《 汉 袭 史记》 情况颇 有参考 价 值 。朴宰雨 的侧 重点 在于运用统计学方 法 ， 对两 书编撰形式 进行 比较 ， 如关 于两 书 的主角人物 与附传 人物 ， 朴宰雨按 篇 目作 了全部列举 ， 这是此 书 的优 胜处 。第 四章从布局 、 物 人 刻画 、 事件描写技巧 、 语言运用 、 主题呈现等几个方 面探讨了 两书的写作技巧 ， 析也有 精到之 处 ， 有流 于一般 的泛泛 分 没 之论 ， 然而此书毕竟不是专 门的关于两书的文学性 比较 。 以上三部著作论 述或宏观或微 观 ， 但都 不是专门从文学 性上对两书作 比较的 ， 真正对两书文学性进行 比较的 目前还 没有看到专著。 因此 ， 立足 文本 、 从文学 角度考 察两 书异同 的研究便非常有必要 。 （ ） 角 多样的期刊论文 二 视 与专著相 比， 篇论文 研究论 述更 为灵动 ， 单 视角 也更为 多元 ， 其中不乏短小精悍 、 启人 耳 目之作。就研究 视角而言 ， 有关《 、汉》 史》 《 比较的单篇论文 大致可归纳为 以下几方 面： １ ．从语言文字学 角度 比较。ｌ８ ９ ２年《 上海 海运学专 著 一 １７ 以来 ， ９ ９年 随着学 术风气 的 自由开 放 ， 究者视 野逐 研
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史记与汉书的异同相同点：两者都是史传散文，作者都是汉代史学家，体裁均为纪传体。
《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汉书》的许多许多“纪”、“传”大都采用《史记》原文。
班固不仅在体例编撰上注意师法《史记》，而且在思想上也一定程度上地继承了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比较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倾向。
和司马迁一样，班固在《汉书》中也对一些爱国英雄加以赞颂；其次，班固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对西汉王朝后期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昏庸，佞幸、外戚的横行霸道都有所批判。
和《史记》一样，汉书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上，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不同点：《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纪传体史书，《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体例方面，《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大量增添了一些新材料、新史实，极大地丰富了记事内容。
其次，班固对《史记》的一些篇目和内容也作了调整。
《汉书》还开辟了一些新领域，扩大了史学范围，也增补了《史记》的不足。
思想上，和《史记》相比，《汉书》的局限性还是很大的。
这是由于司马迁是一位朴素唯物思想和进步历史观的伟大思想家，而班固却是一位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极深的儒者。
因此，《汉书》虽然对统治集团的虚伪、残酷、腐朽与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远不如史记那样广泛、深刻、尖锐、彻底，它没有像《史记》那样热情赞颂农民起义的英雄人物，没有赞颂游侠、刺客、商人、医生等下层人物的品质和才能。
相反，他从封建的伦理道德出发，批评游侠“不入于道德”，《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很浓。
从文章风格而言，范晔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
”指出了《史》、《汉》的不同风格。
司马迁作为我国古代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巨匠，他的文章风格要。
《史记》《汉书》刘邦定三秦记载比较研究
《史记》《汉书》刘邦定三秦记载比较研究《史记》《汉书》刘邦定三秦记载比较研究中国历史上，刘邦对秦朝的灭亡以及对中国的统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关于刘邦定三秦的记载，《史记》和《汉书》成为了我们了解这段历史的重要文献。
在这两部史书中，刘邦定三秦的过程以及相关人物的表现和描述存在一些差异。
本文将对两者的叙述进行比较研究，并探讨其背后的原因。
《史记》是我国古代一部关于历史的巨著，其中以记载刘邦统一中国的记述最为详实。
《秦始皇本纪》是《史记》中关于秦朝的主要记载，而刘邦定三秦的故事则出现在《萧何列传》和《项羽本纪》中。
在《史记》中，萧何被描绘为刘邦的得力助手，智勇双全，并对刘邦定三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而在《项羽本纪》中，虽然记载了刘邦定三秦的过程，但对他的功绩却没有给予太多的赞美，反而更多地强调了项羽的失误和失败。
这种描写方式似乎在塑造刘邦与项羽的形象，并有可能是史书编写者的个人偏好或政治立场的反映。
与《史记》相比，《汉书》是汉代后期撰写的一本百科全书式的史书，记述了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
《刘邦本纪》是《汉书》中刘邦的主要记载，而刘邦定三秦的重要事件被分别记载在《功臣侯者表》和《高祖功臣侯者列传》中。
在《刘邦本纪》中，刘邦被描述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具有卓越的智慧和胆识。
而在《功臣侯者表》和《高祖功臣侯者列传》中，刘邦定三秦被赋予了更为突出的地位和功绩，被称为“开创帝业”的关键一战。
这种描写方式更加强调了刘邦的重要作用，并展现了他的统治者风范。
从这两部史书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史记》和《汉书》对刘邦定三秦的表述存在一定的差异。
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笔者的个人偏好或政治立场会对记述产生影响。
特别是在历史记载中，既需要客观真实地描绘历史事件，又需要强调各类英雄人物的战功。
所以，不同史书编写者的政治倾向和观点会对对刘邦的定位产生影响。
比如，对项羽的批评是因为项羽失去了天下的统治权，而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所以在《刘邦本纪》中对他的赞美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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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馨瑶（贵州大学科技学院汉语言文学系，贵州贵阳 550004）摘要：我国史传散文佳作代表《史记》与《汉书》在思想精神倾向存在着明显差异：《史记》儒道互补而《汉书》独尊儒术，《史记》通古今之变而《汉书》尊显汉室，《史记》感情移入而《汉书》不失客观，《史记》兼顾民间而《汉书》倾向上层。
关键词：《史记》；《汉书》；精神倾向；比较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1）08-0129-02《史记》与《汉书》同为中国历史上成就很高的史传散文著作，体例、篇幅、艺术技巧都开创我国史传散文的先河。
两者之间存在相似传承之处，但也有很多的不同点。
《史记》作者司马迁与《汉书》作者班固思想的综合性比较复杂，本文从文学研究中作者精神研究的角度，对《史记》《汉书》所彰显的作者的精神倾向加以比较分析。
一、《史记》儒道互补而《汉书》独尊儒术司马迁写作《史记》虽以继孔子修《春秋》自许，但思想上并不囿于《春秋》。
先秦思想的丰富性和独特性，秦朝法家思想统治的腐败，西汉儒、道思想交替实践的得失，促使司马迁必须批判继承并发展先秦诸子思想，在《史记》中彰显浓郁的儒道互补色彩。
首先，《史记》发挥《春秋》宗旨，维护国家统一。
《春秋》为鲁史而奉周正朔，书必称“王正月”，宗旨为“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老子》的理想境界是“小国寡民”，迁以为“与耳食无异”。
比如十二本纪逐代相接，体现统一原则；批判秦朝暴政，《六国年表》序称颂秦朝统一的成功；又如其中对汉初韩信、彭越、陈等人的谋反、惠帝时的诸吕作乱、景帝时的吴、楚七国之乱、武帝时的淮南、衡山诸王谋反以及四夷诸藩的反复无定等，均予以谴责。
其次，《史记》中继承黄老思想，倡导无为而治《鲁周公世家》中指出：“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在《齐太公世家》中又云：“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
”又在《管晏列传》中强调：“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善因祸面显福，转败而为功。
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至于班固《汉书》，基本上坚持了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则。
因为班固自小受正统儒家教育，后又浸于当时儒学盛风，其思虑言行，恐怕很难脱离这个氛围。
他在撰作《汉书》时就指出：“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
”在《艺文志》中也表达了对儒家的推崇之意；“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
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然而班固对道家的态度，在《艺文志》中，一面肯定道家的“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但也针对其短处指出“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与《论六家要旨》中只论道家之长，迥然不同。
至于《论古今人表》，则列仲尼于上上，入子思、孟子于上中，而将老子置于中上，其扬儒抑道的态度益发明显。
二、《史记》通古今之变而《汉书》尊显汉室《史记》篇目中的《报任安书》对《史记》的撰作动机与目的有所说明：“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天人关系和古今之变，是作者司马迁作此书时所要洞察的重要课题。
这种思想贯穿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各体之中，但较为直接表现首举十表与八书。
如《三世列表》反映夏殷周三代间变化，《秦楚之际月表》表现秦楚之际“号令三嬗”之情况，《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则呈现诸侯王递变盛衰的情况等等。
至于八书，《太史公自序》已云：“礼乐捐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
”其究通变之意已很明显。
在纪传体中，如《高祖本纪》云：“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班固的《汉书》中虽然也提及“变”的问题，比如《诸侯王表序》云：“是以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监戒焉。
”但也仅在十志中可见其通便之意，总体说来，班固究通变之意较弱，绝比不上《史记》，但尊汉之意比《史记》强烈得多。
作者写《汉书》的目的在于表扬汉室功德，欲使汉与唐虞三代媲美。
他的尊汉精神贯穿全书，如在《高祖纪赞》云：“汉承尧运，德炸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获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在此我们看不到通变古今的精神，只能看出本于五德终始说的尊汉之意。
又如作者在《项籍传》中直以汉年纪事，删《史记·项羽本纪》中汉年纪年中虚加的“之”字亦见其意。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言说明孔子著作《春秋》之意时，有如此的记载：“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但至《汉书·司马迁传》时删去了“贬天子”一句，而且改“退诸侯”为“贬诸侯”，若作者仍保留此句，在《汉书》中直接关系到“贬汉室天子”的问题，这不但违背明帝所嘱咐的“颂述功德”，而且也不符合明哲保身的哲学。
删除“贬天子”一句，出于尊王尊汉的精神倾向。
三、《史记》感情移入而《汉书》不失客观《史记》与《汉书》都是史传散文，要求作者要以严正的史家立场写史，以昭显历史的真实为己任，基本上可以得到“实录”的评价。
但是由于作品创作与作者人生阅历息息相关，也就是说，人生阶段中的某些经验，往往触发某些感情反应，其中某些特别深刻或特别激烈，或难以忍受的经验尤其如此。
司马迁一生中体验过耕牧生活、游历探访生活、官僚生活以及老年的身陷囹圄、遭受宫刑，他不再把修史仅仅看作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对西汉盛世的歌颂，而是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许多人物战绩都寓含者作者的寄托，磊落而多感慨。
比如司马迁在遭李陵之祸而受宫刑的漩涡中，深刻的体验到君主专制制度的无理与矛盾，故在《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魏其武安侯列传》等篇章中，屡次加以放映和揭露；他又在内心中对不礼贤下士的武帝发出沉痛的抗议，故在《管晏列传》、《魏公子列传》等数篇中，赞扬礼贤下士的宰相、公子们，以间接抗议暴君武帝。
“实录”与感情注入表面上看似矛盾，但在司马迁的笔下基本上是统一的。
他竟能做到既不违背史实，又能以“微言讥讽”，“以舒其愤心”，所以说史记不仅是一部通史，也是作者带着心灵肉体创伤所作的倾诉。
班固也经历过避难生活、太学生活、归乡居家生活、短期下狱、官僚生活、出征活动等，但是他的叙事还能得到“不失客观”的评价，大多是依赖于他“不激诡，不抑抗”的写史态度，即不偏激，不任意抬高或者压低。
这可能也与班固性格温和宽容、不以才能高人为傲有关系。
王明通《＜汉书＞导论》第二章《客观无私》一节中列举7项来证明《汉书》客观无私的写作精神：不屈威势，不掩其恶；美恶不相掩；并存异说；书疏传入；举事见意；不为激词；善于因人。
四、《史记》兼顾民间而《汉书》倾向上层司马迁在《史记》中呈现出“兼顾民间”而班固《汉书》较为“倾向上层”的思想倾向，这可能是因为两者家庭背景、社会经验不同而产生的。
司马迁的祖父仅仅是一位有爵无禄的五大夫，所以司马迁幼年时过着一种比较贫困的生活。
幼年也经历过耕织，牧牛，对民间生活或者下层人物比较了解关心。
而且司马迁的一生经历丰富，命运坎坷。
年轻时曾到民间游历，走访各地，仕途不畅，48岁时还遭受李陵之祸，受宫刑，囚禁监狱。
班固出生在名门贵族家庭，虽也经历一些磨难，但一直接受的都是正统的儒教育，而且班固32岁除兰台令史以后宦途得意，偶尔能得皇帝眷顾这种出生背景，政治社会体验的差距当然影响他们的社会观念。
两者兼顾民间与倾向上层的感情倾向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和对下层人物的写作态度上。
首先，司马迁十分重视民生问题。
他能够体察到人们现实经济生活和追求利益的动机。
《货殖列传》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又云：“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而且在《太史公自序》中鼓励人们追求财富：“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
”还在《货殖列传》中认为无经济能力祭祀祖先、养育父母妻子者，是可耻的事情。
“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而班固虽然也谈民生并肯定富民的必要性，但他的观点与司马迁的倾向不同。
《货值传》云：“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柝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
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
”可见班固实际上以上下阶级秩序的稳定为主。
在写作人物阶层方面，司马迁与班固也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倾向。
虽然他们都写上层人物的帝王诸侯将相、中间阶层人物的下层官吏以及下层人物的游侠、货值等人物，但他们对上下两层人物的态度不尽相同。
司马迁写下层人物着墨较多，有声有色，而且评价颇高，如刺客豫让、荆轲、医者扁鹊、仓公、下层出生的英雄人物陈涉、彭越、英布等。
班固不但减少了对刺客、医者等下层人物的描写，而且对游侠与商人也颇加非议。
对于上层人物，司马迁“不是谄媚的态度”，而是“以史家的精神，进行观察和审评”。
写君王，有褒有贬，有歌颂，有讽刺。
但班固“写社会人物，眼睛主要向上看”，而且《汉书》中较之《史记》增加的人物大都是上层人物，如东方朔、终军、济北王等。
《史记》与《汉书》同为史传散文的经典之作，有着不可估灭的历史与文学艺术价值，在题材、体裁、内容、艺术特色、写作方法上也有很多的相似处，但同样存在很多差异，仅仅在作者思想倾向这一块也可以寻找出很多的细微差别，需要仔细琢磨，认真阅读加以比较分析，才能从这两部史学瑰宝中挖掘出更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