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程改革基本理念

新课程改革基本理念新课程改革基本理念“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是新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它意味着以下三层含义：第一，关注每一位学生。

关注的实质是尊重、关心、牵挂。

第二，关注学生的情绪生活和情感体验。

要求教师精心设计教学内容、教学过程，使教学过程成为学生一段愉悦的情绪生活和积极的情感体验，帮助学生树立学习的自信心。

第三，关注学生的道德生活和人格养成。

教师不仅要充分挖掘和展示教学中的各种道德因素，还要积极关注和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各种道德表现和道德发展，从而使教学过程成为学生一种高尚的道德生活和丰富的人生体验，帮助学生建立爱心、同情心、责任感。

下面，就课程观、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过程、学习方式、教师角色等方面阐述新课程改革的几个重要理念。

一、确立“课程是经验”的新型课程观。

课程观决定教学观，并因此决定教学改革的深度、广度。

而新课程改革奉行的课程观是：在学校教育环境中，旨在使学生获得促其身心全面发展的教育性经验体系，这意味着：1、课程是一种经验，强调体验。

这意味这课程的内容和意义在本质上并不是对所有人都相同的，在特定的教育情境中，每一位教师和学生对给定的内容都有自身的理解，从而对给定的内容不断进行变革和创新，以使给定内容不断转化为“自己的课程”。

2、课程是一种过程，强调参与与生成。

教师和学生不再是外在于课程，而是课程的有机构成部分，是课程的创造者和主体，他们共同参与课程开发的过程。

换言之，课程不仅包括知识，而且包括学习者占有和获取知识的主体活动过程，所以说，自然即课程，生活即课程，自我即课程。

二、关注学生作为“整体人”的发展。

“整体的人”包括两层含义：人的完整性与生活的完整性。

人是一个智力与人格和谐发展的有机整体，生活的完整性表明人与世界的其它构成——自然、社会是彼此交融的有机整体。

1、谋求学生智力与人格的协调发展。

传统课程忽略乃至割裂了儿童的整体性。

一方面，把学习等同于“读书”，读“专家编的书”，特别是几本要考试的“书”，而忽略了非学术性知识，如儿童的生活环境、经验、阅历，从而导致了学生片面发展。

另一方面，机械单向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割裂了个体知识学习和精神构建。

A、制定国家课程标准，替代一直沿用的教学大纲，为学生的经验进入课堂打开了方便之门。

B、课程标准把“过程与方法”作为“知识与技能”、“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同等重要的目标维度加以阐述。

2、追求个体、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A、个体生活在自然中，生活在社会中，个体与自然和社会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美国教育哲学家杜威说：“只有建立起各种事物联结在一起世界，才能形成完整的人格。

”B、新课程突破学科领域的束缚，强调儿童的生活和经验回归，把自然、社会与自我作为课程资源来开发。

三、构筑具有生活意义的课程内容。

1、增强课程的生活化。

2、凸现课程的综合化。

四、营造师生共同成长的教学氛围。

1、教学应关注人。

2、教学应重过程。

3、教学是师生交往、积极主动、共同发展的过程。

4、教学过程应强调建构性、生成性和多元性。

A、知识是主动构建的，而不是被动接受的。

B、生成性是当前新课程在教学展开过程中提倡的新理念，强调课程要通过参与者的行为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生成性”因素往往是判定一堂好课的重要标准。

C、多元性。

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提出《多元智力理论》，“差异是一种资源，一种财富。

”五、恢复学生在知识生成中的合法身份。

（学生的自主性、独立性、能动性和创造性）1、确立新型的知识观，视知识为一种探索的行为或创造的过程。

2、倡导个性化的知识生成方式。

六、确立“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课程的开发者和研究者”的新型教师角色。

新课程改革的五大基本理念《国民教育阶段九年一贯课程总纲纲要》提出：“展望21 世纪将是一个资讯爆炸、科技发达、社会快速变迁、国际关系日益密切的新时代。

因此，跨世纪的九年一贯新课程应该培养具备人本情怀、统整能力、民主素养、乡土与国际意识，以及能进行终身学习之健全国民。

”这就是所谓的五大基本理念：一是人本情怀方面，指了解自己，尊重与欣赏他人及不同文化等；二是统整能力方面，指理性与感性、知与行、人文与科技的调和与统一；三是民主素养方面，包括自我表达、独立思考、与人沟通、社会服务、负责守法等；四是乡土与国际意识方面，包括乡土情、爱国心、世界观等；五是终身学习方面，包括主动探究、解决问题、资讯与语言的运用等。

新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一）国际视野与中国特色本次课程改革是在世纪之交的背景下进行的，也是在世界各国进行课程改革的形势下展开的，这种形势要求新课程必须置于国际视野中进行规划和设计。

首先，组织学术力量，充分研究主要发达国家的课程改革经验，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法国、德国、韩国、俄罗斯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教育与课程改革经验，从中吸取值得借鉴的内容与方式。

其次，组织专家有重点地考察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泰国等的教育行政机构、教育研究与评估机构、中小学和幼儿园，寻求国际背景与中国特色的结合点。

第三，借鉴的经验涉及各个方面，如各国普遍强调价值观教育与道德教育，注重基础学力的提高、信息素养的养成、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在义务教育阶段试行综合课程，重建新的课程结构，建立国家课程标准；尊重学生经验，倡导自主、合作与探究的学习方式，实现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探索发展性的课程评价，强调评价的教育功能；构建共享的课程管理机制，促进学校课程的适应性，等等。

第四，新课程特别重视国际经验的本土化问题，如在培养目标上，提出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革命传统；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等。

在课程结构上，表现为九年一贯设置课程，小学设置综合课程，初中拥有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两套计划，并充分考虑学科研究的基础，在课程标准的叙述上，保留一定的差异。

在课程管理上，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三级课程管理体制，等等。

（二）课程的继承与创新新课程确切地说是改善课程的一次尝试，是课程改革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

每次课改都有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

50年来，我国的基础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后，我国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课程改革，并由此形成基础教育课程的现行体系。

综观义务教育制度确立以后的课程建设，有四方面比较突出的进展：一是在课程管理政策上改变了国家过于集中管理的方式，实行国家和地方两级课程管理的方式；二是初步改变了多年来只有“学科课程”加“必修”的模式，增加了“活动课”、“选修课”等；三是推行了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教材多样化的方针，初步推动了教材的多样化；四是在教学实践中涌现出一批重视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重视学生成功与发展的经验，倡导了新的教育观念，激活了教育实践的改革。

这些成就为构建面向21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提供了必要基础。

新课程根据社会发展、知识发展与学生发展对课程提出新要求的综合思考，试图在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主要表现在，从两级管理走向三级管理，使得真正发生教育的地方----学校，有一定的课程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职责；根据综合性、均衡性与选择性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关系，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设置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以“课程标准”代替“教学大纲”，进一步推动了教材多样化策略，使得真正实现“一标多本”成为可能。

同时，完善教材的审定制度，尝试建立教材的选用制度；提升学校和地方已经形成的素质教育经验，作为新课程的核心理念，以供有志于课程改革的同仁分享。

（三）注重营造一种新的课程文化新课程超越了教材改编作为课程改革标志的局限性，超越了单纯以时间作为划分依据的阶段性，它把课程改革作为一种持续不断的系统工程，注重时间上的全程性与空间上的无限性，并通过这种新课程，营造一种合作、对话与探究的课程文化。

所谓合作文化，就是强调课程的开放性。

每一位儿童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促进其发展需要多人合作才能实现。

同时，每位儿童都有差异，他们的发展取决于有差异的课程，没有合作就不可能提供有差异的课程。

由于学校制度的建立与课程分化的传统，导致教师的行为具有“个人专业主义”倾向，而教育的特殊性又需要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以实现一个完整的人的教育。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新课程强调一种共建共享的课程文化。

专家、教师、学生及其家长、社会人士都是合作共同体的一分子，应尽可能保证他们之间有合作的机会，并建立合作的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新课程倡导与学生家长的合作，要求家长首先应知道自己的角色，认识到自己也是课程改革或学校教育共同体中的一员，是学校课程的决策人之一，而不是一个“局外人”；其次应了解新课程倡导家长享有对学校课程的知情权、评价权与建议权，学校或媒体都有义务告诉家长，他们的小孩在学校学些什么，怎样评价，以便家长可以做出决策或提供建议；第三应通过观察或了解自己子女的学习需要、对学校或学习的态度以及素质报告单来评价学校课程的质量，并与学校或教师保持经常性的联系，采取相应的、适当的教育行动，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第四应对学校教育有一种正确的认识：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机构，是青少年的专门化的教育场所，学校所承担的是社会责任，而不是个人责任，因此家长应充分认识到对于一个小孩而言学校教育所具有的优势与劣势，不能把一个家长的愿望强加给学校，要学校承担不该承担的家长责任，设身处地地为学校或教师着想。

所谓对话文化，就是强调课程的民主性。

课程本身就是一种对话，是所有与课程利益有关的人员或部门之间的对话。

由于儿童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儿童的发展是全社会的焦点，因此，把什么样的课程交给儿童，或者说儿童需要什么样的课程，不能让某个专家或某一群体的人来决定，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对话与协商，特别是在国家课程标准的制定上。

就目前而言，学生在学校里学什么，取决于教师教什么，教什么取决于专家编的教材说什么或专家出的考卷考什么。

学生不知道为什么学，教师也不知道为什么教，教师没有机会与专家交流或对话，不了解或不理解教材中的革新要素。

新课程在国家标准制定时就非常强调对话与协商，尽可能创造各种机会，让课程专家与学科专家、专家与教师，专家与社会人士代表分别参与对话，或让他们共同参与对话。

同时，把“课程标准”作为文本，要求专家、教师、学生及其他相关人士不断地解读，并与之“对话”。

所谓探究文化，就是强调课程的科学性。

就课程的历史来看，什么样的课程才是适合儿童的课程，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需要多代人前赴后继、不懈地持续探究；就一门课程来说，从课程目标的确定、内容的选择与组织、实施到课程评价，也需要不断的探究，才能做出科学的决策；就课程实施的一个环节来说，教师的工作对象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健康的人，而不是相对静止的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