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的理解

在韦伯斯特看来，现有的理论家们对信息社会的认识分为两派：信息社会理论家，他们支持信息社会是一个新型的社会，如丹尼尔·贝尔等；信息化思想家，他们认为信息社会不过是否从属于原来社会，是既有社会关系的信息化。

对于两方的争论我们暂且不提，但从两面我们都可以汲取观点来完善对于信息社会的认识。

信息社会有三个主要的特点：1、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重要性提高；2、以知识和信息传播为基础，生产效率和经济大幅提高；3、专业人才运用专业知识在某种程度上取代政治冲突的形式来做出政府的政策抉择。

而在这三点中，知识是以信息传播和信息发展为轴心而得以发展和传播并得到实践运用的。

首先，按照信息社会理想的理论来说，卡斯特表示“全球化使组织‘去官僚化’。

权力正在转移到那些真正的推动者和鼓动者手中，以及在网络中工作，操纵生意于四海之内，做有利可图的市场项目的信息劳动力手中”。

而在《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与橄榄树》一书中，托马斯·弗里德曼也写到那些所谓的“电子族”，即控制着大量国际资本的，拥有专业知识的国际投资客甚至可以左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对于专业数据的分析能力，对于信息的处理技术以及对于国际环境的解读等等，这些需要通过长时间学习和实践来掌握的专业能力都是只有知识分子才具备的。

而他们，按照一些理论观点来看，正在掌握着社会的权力，运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来发展经济、解决社会矛盾、解决环境生态问题等等。

而资本家，作为部分资金的提供者，在大量信息流所构成的“网络空间”中，并不是真正的掌权者。

国际资本越来越多来自于股票市场、外汇市场等源自无数民众的小资本构成的大资本，而被授权管理这些资本的公司，为了利益的最大化，则将资本交由“会计师、精算师、系统分析师、金融家等信息劳动力”来掌控。

他们，而非资本家，成为了信息社会中金融体系的掌权者。

而这仅仅还只是金融、经济领域的典型案例。

在政治方面，知识分子同样也开始占有主导权。

由此，古尔德纳便提出，“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组成”的新雇员类型就是“新阶级”。

这些“新阶级”精英，体现了卡斯特所说的“流动的空间”性质。

这种“地理上的非连续性”，即他们虽分布于全球，却需要全球性的联系和共同的生活方式来保证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一致性，以此来与居住在附近的“危险的阶级”相区隔。

当然，这就引发了信息社会中一种新的问题与冲突的诞生。

由此，在信息社会中，过去存在于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冲突有可能就会转化成知识分子构成的精英阶级和平民阶级之间的矛盾。

而这种矛盾，按照席勒的观点，会通过信息传播的不平等性得到加深。

在这种崇尚知识的社会中，我们却往往可以发现普通人民接触的信息越多，他们所知道的却越少。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中，“信息鸿沟”可能会进一步扩大：那些经济教育上有特权的人可以通过获取先进的信息资源而独占鳌头；而那些阶级系统底层的人则被八卦、娱乐等“垃圾信息”所淹没。

另外，占有高端信息资源的知识分子开发出基于“知识与信息数据分析”的计算系统，而底层的平民却因为这种系统的存在取代了他们所需要做得分析工作。

于是，他们所要做的工作又回到了原来工业化初期比较无脑的数据录入等简单而庞杂的工作，借此又加深了信息的鸿沟和知识的传播差距。

而由信息社会所产生的新媒介传播方式刺激了“消费者资本主义”的诞生。

于是人们在享乐主义和自我膨胀中，以为通过购买就可以达到完全的自我实现，而“真正的自我崩溃了”。

席勒谈到，“新媒介通过对受众电子化行为的‘数据挖掘’，借此来提升服务的质量，从而将受众牢牢锁定于消费者资本主义之中”。

普通的大众，被区隔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之外，受到新媒介的深刻规训，在信息资本主义与消费者资本主义所双重力量下所营造的享乐主义迷思中彻底迷失了。

其次，信息社会所带来的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理论知识”对于科技发展和创新的推动作用。

在此，丹尼尔·贝尔在他的书中说道“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着知识组织起来的。

其目的在于社会控制和指导创新与变化。

”丹尼尔·贝尔认为在信息社会中像贝尔和爱迪生这种不依靠理论知识的创造者不会再出现了。

一切现代的工业科技创新都依赖于理论知识的突破和发展。

另外，正如“技术资本主义”所强调的那样“新技术、电子工业和计算机化开始取代机器和机械化，而信息和知识开始在生产过程中，以及社会和日常生活的组织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而由此，丹尼尔·贝尔就认为：“生产力（技术）取代了社会关系（所有权）成为了社会的主要轴心。

”另外一方面，卡斯特则强调了知识与信息在生产环节的作用：“知识活动于知识本身是作为生产力的主要源泉。

知识加工是为了改进加工知识的技术。

在这种技术的知识源泉和技术的应用的互动中，知识得以产生，信息得到了加工。

”实际上，他深察“信息资本主义”是一种极其不可宽恕的，甚至是一种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形式，因为得力于网络安排，融合了充分的弹性和全球性影响使其不同于原来的资本主义。

在他的理论中，他将“网络社会”定义为一种在全球环境中实时开展的资本主义活动。

在此，卡斯特强调了“永恒的时间”和“流动的空间”两个概念的作用。

在信息社会中，随着信息传播的速度几乎达到即时传播，时空的限制被打破。

这里得到凸显的就是信息社会的大环境下，弹性（包括生产和劳动）的重要性。

由于在“网络社会”中，一切都在与世界市场中的反应速度和适应速度有关，所以网络比其他东西都重要。

利用网络，卡斯特认识到，现在的“公司正向网络转变”。

它们不再是“自给自足”，开始了“弹性专殊化”中所描述的“纵向解体”。

公司通过自身的去中心化，只保留核心机构，如研发、科技创新和高层管理部门，将大量生产性的、技术型的工作外包给满足弹性专殊化的、众多有不同技术面向的小公司，以此来满足信息时代下，人们对于多样化的需求。

这种向网络模式迈进的公司可以做到最大的弹性。

而对于一些大型的公司来说，信息的即时传播和生产生活数字化的发展，更使它们能够在去中心化的同时，加强对与子公司的监控，集中化管理在全球的各个分部。

信息技术使子公司的所有数据都被传回总部的数据库，并且通过数据分析软件的处理，直接得出子公司的经营状况、进出货物量、哪些货物需要补仓、哪些货物又处于积压状态，然后总部直接通过信息网络向子公司发布指令并且通过以后传回的数据监控指令是否得到了有效落实。

在这种对于理论知识和弹性一起得到极度重视的情况下，也迫使从业者脱离原本大工业生产时代的自我发展模式，使自己能够更加符合弹性生产的需求，成为网络时代、信息社会中的弹性知识劳工。

信息社会对于知识分子重要性的强调已经在前面论述过了。

对于劳工的弹性卡斯特是这样描述的“对于那些信息劳动力来说，具体的技能与最重要的适应技能相比，就没那么重要了。

只要有必要，他们可以接受培训和重新培训，从而保证生存。

他们不再效忠于公司，合同性工业与‘组合履历式’的职业生涯更适合他们”。

这些富有弹性的信息劳动者，充满着活力，在熊彼得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的浪潮中，发挥其个性和天赋。

当然在这种光鲜亮丽的信息与企业、劳动力完美结合的背后，席勒通过指明“市场”与“信息”的关系揭示了信息的产生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和跨国企业的推广之间相互推动发展的关系。

用丹·席勒的话来说就是“信息是为了符合企业利益的需要而发展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变得越来越依赖于信息的流动”。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电视节目时基于广告商寻求收视率的目的而制作的，而广告商又借助大众媒介的信息支持的以参与全球营销。

除了企业利益的需要，席勒还认为：信息服从和依赖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

这些都构成了“文化帝国主义”和全球对于西方世界的“媒介依附”，而西方的科技发展有进一步使得这样带有意识形态的媒介与信息传播得以加强。

第三，从圣西门开始一直到丹尼尔·贝尔，信息社会的理论思想中一直存在的一点就是：随着权威的理论知识变得越来越重要，非理性的利益博弈式的政治最终会被理性的公共决策管理所替代。

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社会从一个人治的政府进化成一个事务的管理者”（from the government of men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ings）。

通过采用理性的理论知识决策，人们得以藉此从意识形态的纷争中逃脱出来。

一个例子就是美国总统科技办公室曾提出要建立政府的第四个分支，由自然和社会科学的专家组成，为政府提供政策支持。

这些理论家的理论前提是：社会冲突源于不充分的了解。

他们认为一旦采用理性的理论知识，对于社会或者自然科学的事务有了充分的了解，像贝尔所说的就可以满足社会“对计划和预测的需求”。

在信息社会中，随着理性越来越为全社会所认可，人们会逐渐拒绝那些基于迷信、传统或者是武断的决定。

然而，在现实的情况下，这些理论的很多前提假设还是无法成立的。

如：我们暂时无法做到真正的所有信息的共享以便能够充分了解某些社会问题；社会冲突的源头是否只是非充分了解所造成的（是否包含其他原因）；以及我们无法做到真正完全的理性人的角色。

总结来说，不去谈信息社会两派学者的纷争，至少所有人都承认信息现在已经对我们的社会造成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而信息社会的最新动向，最近最热门的一点就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随着大数据分析方式的逐渐传播，人们意识到了原本认为无用信息背后的价值。

比如说一条“Hi”的微信，看似没有太大实质意义，但是如果拥有发信者足够多的类似的无用信息，我们可以定位出他的经常的交流对象是谁、他经常什么时候比较有空会来聊天、他该时段经常在哪里，甚至更有甚者，在真正的大数据（即样本=全体可得数据）的分析下可以依靠这些推测出发信者的行为模式、心理状态、甚至是性取向等等。

这种强大的数据分析系统更多地被用于商业上为企业提供消费者的预测，为广告商提供最好的投放广告方式等等。

同时，也更多地被应用于数据分析后的监控，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棱镜门事件。

这一方面，体现了信息社会中理论知识对于经济等方面的推动发展能力；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同样体现了席勒所担心的“消费者资本主义”已经是太多的商业发展入侵到我们的私人空间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