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是怎样起草公文的

古人是怎样起草公文的

中国政治制度史2010-04-15 18:24:54 阅读55 评论0 字号：大中小订阅

一、古人对公文起草人员的一般要求

我国最早的公务文书大约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即传说中的黄帝时期。自国家产生以后，公文一直是国家管理的重要工具，起草公文历来是秘书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在夏、商、西周三代，负责起草公文的是史官，由于当时有文化的人很少,史官总是由文化水平最高的人来担任。正如夏曾佑先生《中国古代史》所说：“周制,学术、艺文、朝章、国故,凡寄于语言文字之物,无不掌之于史。故世人之咨异闻、质疑事者,莫不于史。史之学识,于通

国为独高。”

春秋战国以后，史官地位逐渐衰落，历代朝廷公文先后主要由左徒、御史、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秘书官员起

草。

起草公文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历代统治者选用秘书时,对秘书人员撰写公文的能力有较高要求，擅长公文写作者是“稀缺人才”。东汉末年的陈琳,曾任袁绍的记室令史,写过一篇讨伐曹操的著名公文《为袁绍檄豫州》,此文写得辞气凛然、雄风飒爽，将曹操骂得狗血喷头，显示出公文写作的极高水平。曹操打败袁绍后,因爱慕其才,不计前嫌,让他做了

自己的秘书。

宋代选拔秘书一度重经义、策论，不注意考核写作能力，致使朝廷缺乏起草公文的专门人才。为此大臣们上书皇帝：“今进士既纯用经术,如诏诰、章表、赦敕、檄书、露布、戒谕之类,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缺者,若悉不习试,何以兼收文学博异之士？”朝廷采纳了这项建议,在科举考试中特设“宏词科”（后改称“博学鸿词科”）,专门选拔文字秘书，“试者虽多，所取无过五人”。南宋时，报考此科者还须提供自己写作的“制、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等12种常用公文各

两篇,才能获准参加考试。

除了国家在选拔文字秘书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外，一些学者也从理论上对公文撰写人员的素质提出了要求。如南北朝时期的文章学大家刘勰就对作者提出四条要求：一是“积学以储宝”，即平时要多读书，丰富学识，积累资料；二是“酌理以富才”，即善于思考，辨明事理，以丰富自己的才能；三是“研阅以穷照”，即多研究思考生活阅历，以获得对社会上各种事物的深刻理解；四是“驯致以怿辞”，即多多训练、陶冶健

康的情感，以达到文辞优美。

二、古人对公文写作的一般要求

古代公文是指朝廷、官府（及其主官）在行使职权、处理公务时所使用的文书。与现代公文一样，古代公文也有上行文、下行文、平行文之分，无论是君主下发的制、诰、诏、敕，还是臣子上书的章、表、奏、议，公文与其他文章尤其是文学作品的差别主要在于它的实用性。虽然从先秦到明清我国公文的文风发生过一些明显的变化，但是历代有作为的帝王、严肃的学者和清廉务实的官员，对公文写作的要求基本上

是一致的。我国最早的公务文书汇编《尚书》就提出公文“辞尚体要，弗惟好异”。就是说，文章的语言一定要体现文章主旨和要点，而不能

一味追求标新立异。

曹丕的《典论·论文》将文章分为四大类,并指出它们在写作上的要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也就是说,奏议要求语言规范,书论要求说理充分,铭诔要求内容实在,只有诗赋才追求文采

的华丽。

唐代文风改革的领军人物韩愈力主“文以载道”，坚持写文章要“唯陈言之务去”，他不仅从理论上倡导务实的公文文风,而且用自己公文写作的实践对过分追求形式的绮靡文风发起进攻,他的《论佛骨表》等名篇完全以散体表述,行文明白如话,堪称古代公文写作的典范。

明初，朱元璋对官吏起草的公文动辄上万言非常反感。他说：“古人为文章……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扬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朕尝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诰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

以革弊习。”

清圣祖康熙主张公文要“简当”、“简要”，他批评明代公文“多排偶芜词，甚或一二千言，每日积满几案，人主岂能尽览，势必委之中官，中官复委之门客。此辈何知文义！讹舛必多，奸弊冗生，事权旁落，皆

文章冗秽以至此也。”

从以上材料看，古人对公文写作的主要要求是内容实在、行文规范、语言简洁，这与我们今天对公文写作的要求是一致的。细考流传至今的古代优秀公文，也无不具有这几个特点，如汉高祖刘邦灭秦后发布的《入关告谕》，立意高远，措辞恳切，言简意赅，全文不足100字；宋代名臣包拯的《乞不用赃吏疏》分析了当时官场的腐败现状，陈述了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并明确提出解决措施，内容丰富，说理透彻，全

文不到200字。

三、古人起草公文的一般程序

根据潘林杉先生的研究，古代起草公文的一般程序与今天起草公

文大致相当。

首先是占有材料。材料是公文中的事实、数据、根据等，是形成公文中心思想的基础。古代各官署公文写作的材料大致有三方面：一是事实材料，如现实情况、社会问题、管理经验；二是朝廷颁布的诏令、上级官署（或主官）下发的公文；三是历史典故及历史成案。

古时公文作者获取材料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依靠作者深入实际观察，熟悉本官署和上下官署的活动情况；二是靠博览群书和熟悉成案，前者可谓直接的事实材料，后者可谓间接的文字材料。

其次是确立主旨。任何一篇公文都有目的性，即公文制作者的意图、观点、主张、态度。主旨（立意）对一篇公文说来十分重要，起到提纲挈领的统帅作用。刘勰将这一作用比作“振本而末从”，意思是树木的根干振动，树枝、树叶也就跟着动。这里是指确立好文章的主旨，章

句和言词安排也会随之妥善。明末清初的学问家王夫之形象地说：“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意”是文章的“统帅”，如没有“意”，全篇文词就如同无帅的“乌合”之兵。古代公文起草者非常考究立意，行文前都要明确写作意图、主要观点。公文立意的要求有二：一是符合领导（皇帝或主官）的行文意图，二是一篇公文中心思想只能有一个，不能

分散，要突出主题。

再次是谋篇布局。公文主旨确定后，就要考虑怎样围绕主旨来组织材料以形成公文框架，这就是“谋篇布局”。古人撰写公文十分讲究谋篇布局，强调在动笔之先，要通盘打算。要考虑如何入手，如何引申，如何结束，如何划分章节，如何安排主次详略，等等，然后再动笔。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篇中对谋篇布局作了如下阐述：“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也者。”意思是：要把握文章的主旨，统一文章的首尾。决定材料的去留。衔接上下文义、文气，全面地组织篇章，使其丰富的内容有机地联结在一起，而不致显得杂乱无章。虽然不同的文种、不同内容的公文在谋篇布局上呈现出种种差别，但是公文的实用性决定了它有着大体一致的基本布局形式，这就是“叙由、叙案、申述、结论”四段论：“叙由”就是提出问题，“叙案”就是分析问题，“申述”就是提出解决问题的主张并加以论证，“结论”就是最后

概括全文主旨。

谋篇布局的结果是形成一个比较详细的提纲，对于起草者个人而言，接下来就是形成文字并润色修改了。但是如果起草的公文涉及重要决策或政策，还要经过审核和签发等程序，才能作为正式文件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