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话本小说

宋元话本小说
一、话本小说的产生
•（一）什么是“说话”
•“说话”即叙说故事。

话，即故事。

话本，说话的底本，以口传故事为蓝本的文字记录本。

（三）、“说话”的家数
•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的“瓦舍众伎”条记载：
“说话”有四家。

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

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

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

合生，与起今随今相似，各占一事。

•据此，“说话”四家为：一、小说；二、说经，包括说参请；三、讲史；四、合生。

二、小说话本
（一）小说话本的体制：
•入话（头回），正话，结尾（话本说彻，权作散场）。

（二）小说话本题材：
•以爱情、公案为主。

•①爱情，突出女性对爱情生活的主动追求，反映了当时市民的向往。

代表作《碾玉观音》璩秀秀、崔宁《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快嘴李翠莲》。

•②公案，反映民众对当时的黑暗社会的愤慨。

当时官僚机构膨胀，官场黑暗。

代表作《错斩崔宁》
•③神怪类：《西山一窟鬼》
•④人物佚事类：《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三、宋元讲史话本
•（1）、平话：讲史话本又称“平话”。

平话的含义，盖指以平常口语讲述而不加弹唱；作品间或穿插诗词，也只用于念诵，不施于歌唱。

另外，称之为平，当是强调讲史话本虽脱胎于史书，而语言风格却摆脱艰深的文言而趋于平易。

也有人说平，通“评”，评论。

（2）、讲史话本体制的特色
•①篇幅较长，分卷分目。

成为后来章回小说回目的滥觞；②开端有“开场诗”，末尾有“散场诗”；
③采取断代编年的叙事方法。

讲史话本的故事情节，基本都依正史，以某个封建王朝，或某
些帝王将相的活动为中心，进行讲述，所讲的故事是断代的。

叙述时，是采用编年体，标出故事发生的年号、月份，按时间发展顺序讲述故事情节。

④语言半文半白。

三、宋元说经话本
•《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残本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宋元话本小说：宋代话本
1.话本在宋代是指新体白话小说，也称为“平话”，它是“说话”艺人表演时所依据的
底本。

“说话”相当于今之“说书”，它起源于唐代，到宋代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

“说话”主要在勾栏、瓦舍中进行。

宋代“说话”主要有三家：小说，讲史，说经。

话
本的体制包括题目、篇首、入话、头回、正话、篇尾六个部分。

2.现存宋代话本，小说类有《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等，讲史类有《大宋
宣和遗事》、《新编五代史平话》等，说经类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

3.话本塑造了不少市民形象，揭示了他们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斗争，特别是表现了
他们争取恋爱婚姻自由、反对封建压迫的民主思想。

讲史类话本则体现了当时民众对历
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新的评价。

话本在艺术上以通俗性和生动性为主要特征，特别是在
人物语言和细节描写上更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4.话本，特别是讲史话本的出现，为后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如《水浒传》、
《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在著作形式和故事情节方面对收到宋代话本的影响。

宋元话本，主要是从“说话”至元、明，有人又叫“平话”或“词话”。

“平话”，大概是区别于配合音乐盒舞蹈的伎艺而言，就是不用音乐等伴奏，而光指说唱故事之意。

因为最初的说话是要杂以乐器和舞蹈表现的，此时发展至不用乐器，而光指说唱了（或只用简单乐器如鼓来表现）。

“词话”就是指带说带唱而言，词是唱的，话是说的。

说话、平话、词话名目虽有异，但只是从不同的角度举其特点，实则是同一个东西。

“说话”这种讲唱艺术，始于何时？在文献资料中有清楚记载的是唐代。

说话艺术的大为盛行则在宋代。

随着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在某些大城市里聚集着大量的手工业工人、商人、小业主等，形成了一个市民阶层。

他们在物质生活有了显著提高的同时，在文化娱乐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多。

宋代的“说话”艺术，概括起来有下列几点：一是在当时北宋和南宋的京都都有瓦舍或瓦子或瓦肆，二是说话艺术不但职业化，成为一种专门技艺，而且已经专门化。

当时说话主要有三种，这就是所谓说话的家数：“讲史”、“小说”、“说经”（另有“合生”，恐非完全说书）。

说经，是说佛经故事，佛教的通俗宣传，亦是唐代最早的所谓“说变”、“俗讲”或“讲经变”等。

“讲史”，是说讲《通鉴》、汉唐、历代史书文传兴废战争之事，其中分有专科，如：“说三分”、“说五代史”等，产生出了讲史的专家翟四究，尹常卖等。

讲史是需要连续着讲的。

在讲史、小说和说经这三大类中，受欢迎的是前两种，而在这而种中，讲史的又难敌小说，即所谓“讲史最畏小说人”，因为小说都讲一人一事的短篇故事，远较讲史的连篇累牍为灵活，题材亦更富有现实性，也就更容易引起群众的兴趣。

“话本”就是这样“说话”艺术的底本。

我们今日习用话本之名是专指短篇——“小说”。

实际上以上所说的三类匀应称为话本。

上面三大类“说话”，今都有“说话”的底本留存下来。

小说将在下面专门叙述。

关于“讲史”，从现存的作品看，结构散乱，人物性格不清楚，很多故事断断续续前后不连贯，语言有文有白，夹杂在一起。

现存的讲史话话本有《全相平话》、《七国春秋平话》后集（又名《乐毅图齐》）、《秦併六国平话》、《前汉书评话》续集（有名《吕后斩韩信》）和《三国志平话》。

此外，还有清未发现的两种：《新编五代史平话》和《大宋宣和遗事》。

前者叙述梁、唐、晋、汉、周五代历史，其中梁、汉二史均缺下卷。

后者分元、亨、利、贞四集，先是叙述北宋政治的演变，着重写宋徽宗的荒淫失败和靖康之乱的惨痛经过。

其中有段是写宋江三十六人聚义梁山泺。

在“说经”方面，今存的《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一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

全书叙述高僧玄奘与白衣秀才猴行者克服困难，终于到达天竺 (印度)取经的故事。

上述这些讲史话和讲经话本对明代的许多长篇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很早的根据。

如《三国志平话》之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大宋宣和遗事》之对于《水浒传》和《新列国志》；《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之对于《西游记》，它们之间都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宋元“小说”话本，原是非常繁多的。

仅据《醉翁谈录》等记载，就有一百五十种之多，但流传至今的已不多了。

保存在《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明万历时熊龙峰刊印的小说，以及明末冯梦龙所编刻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之中。

《京本通俗小说》，久已散佚无存，辛亥革命时期缪荃孙在上海的亲戚家妆奁中发现，随即刊行流传，这是个残本，共收小说七篇。

另有一篇破残太甚，另一篇因秽未印。

近来许多学者指出此书乃伪托。

《清平山堂话本》明洪楩编刊，原书分为《雨窗》、《长灯》、《随航》、《欹枕》、
《解闲》、《醒梦》六集，每集上下二卷，每卷五篇，总名《六十家小说》。

今存二十七篇，内五篇残缺，后又发现残文二篇。

书中多宋元旧作，也有明人作品。

《熊龙峰四种》是明代印的通俗刻本。

冯梦龙的“三言”印于明末泰昌天启年间，其中有部分是宋元话本。

要严格地区别清楚宋元话本和明代的拟话本并非是件容易事。

一般来说，如果小说以宋元民间故事为题材，反映的是宋元社会面貌，而且在若干的细节上，如风俗习惯、地名、官名乃至方言土语等又符合宋元社会情况的，大抵可视作宋元话本。

粗略的估计，上述各书中，保存的宋元话本大约有五十篇左右。

宋元话本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从现存的话本小说看，无论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呈现许多新的特色。

通过这些作品，使我们看到了在封建社会中一向是被压迫的人民——主要是被迫脱离土地的市民，意气昂扬地登上了文化殿堂、文艺舞台，以新的文学形式和新的语言来表现自己，提高自己。

从宋元话本中，我们看到了新的主人翁走进文学作品里来了。

他们首先在妇女问题或爱情与婚姻问题上和封建制度或封建统治阶级发生了冲突。

《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快嘴李翠莲记》，在这方面很有特色。

这篇作品以韵语为主，即唱词占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那唱词很像今日的快板，这怕是最早的话本形式。

“说话”的发展是从以唱为主，变到以讲说为主的。

《清平山堂话本》中还有一篇《蒋淑贞刎颈鸳鸯会》，亦是唱词为主，其文体一如鼓子词，且其词注明{商调醋葫芦}及{南乡子}等词牌名，正如南宋赵令峙《元徽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鼓子词。

此则证明“说话”还是用乐器配合唱的，这篇内容虽并不高明，但对研究话本形式的发展，是很可贵的资料。

《快嘴李翠莲记》之重要是其中塑造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妇女形象。

篇中以其完全独特的夸大手法和朴素而又惊人的泼辣风格描绘了李翠莲。

如此大无畏，如此粗犷有力，如此生龙活虎，还属罕见。

小说主要内容都是李翠莲一人的唱词，附着唱词加上一些简单的叙说。

这样的处理主人翁，给我们呈现出一幅巨型的英雄画像：轮廓鲜明，形象突出，色彩强烈，富有反封建的内容。

可注意的是，它还保持着显著的民间文学的风貌（在民间故事中至今尚有巧嘴巴媳妇的故事，想来与此有血缘关系）。

小说的场面、故事都非常简单，不像一般话本那样具有复杂的故事情节，只是些李翠莲从定下婚事，准备出嫁起至嫁到婆家做新媳妇的短短的一段经历，写她一系列反抗亲长，蔑视封建礼俗的言论与行动，直到她主动要求休了她，削发为尼为止。

篇中描写了当时封建婚姻不合理的习俗与礼节，带着民间故事特有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

这些习俗礼节食普通的、共有的，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但却被表现得非常的荒唐可笑。

作为着重地写主人翁的是非观念、才华和能干，写她擅长一切粗细的妇女劳动，这些都表现的那样的细致，显出她的虽然许配给了社会上层的市民社会中有习惯的女子。

因此，在她所在的生活的环境中，只有她事勤劳能干，会说会做的，别人都是懒惰无能的，什么也不行的。

比勤劳能干会劳动这点更有意义的是她那种当家作主的态度和气概以及掌握权柄的要求。

她不甘于封建秩序为女子安排的那种本分与命运，不甘心做俯首帖耳的奴隶和没有自己意志的附庸。

她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封建秩序要求于女子的，首先就是温顺、驯服，不言不语，一切听从亲长、公婆和丈夫的摆布和支配。

但李翠莲首先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合社会对抗。

她要说话，要发表意见，拿自己的主张，并且大说特说、无顾忌地说，而且对此百折不饶，坚持到底。

这一性格特征，是全篇描写的主要之点，题目上也特地标举出来“快嘴”。

从小说的开篇到结束，所展开的两相对立的矛盾斗争就是一方面说话（主人翁），一方面不许说话（生活环境）。

这个斗争贯串全篇的始终，写得极为热闹、极为紧张，真是如火如茶、尖锐激烈。

从这里非常概括、要言不烦地写了构成主人翁的社会环境的人物：她的父母、兄嫂、公婆、姑子、先生、媒婆等人物的庸俗、低能，无办法，无主意，完全处于被动的形态。

从这个社会环境里，就非常有力地反衬出李翠莲的光辉形象：她有封建社会束缚不住的远大志趣，她不留恋世俗的荣华富贵，也一点不考虑封建主义范畴内的是非曲直，而只坚持自己的道理，而且坚持得那样的理直气壮、一点不含糊。

她痛骂了婆婆，打了撒帐先生，对处于统治压迫地位的尊长，提出了毫不留情的批评和指责。

随着斗争的发展，最后是与处于封建伦常中具有很高权威的公公展开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她提出了一连串古代贤人自喻，这些人能说话，又能治国平天下。

她不但要和男人一样做人，而且要向古代最高的男性典范人物看齐。

但她从斗争中
弄明白了现实社会是不允许她这样敢作敢为、“无法无天”的，于是她坚决地丢开了她那本不相识、毫无爱情关系而又被世俗视为最理想的丈夫，丢开了世俗认为很理想的婆家，主动提出要他们休了她。

她回到娘家，诉说了她的决心和见解：“丈夫娘家着不得，剃了头发做师姑。

”这是她在现实社会中可能找到的一条出路。

她的才华、能力和出色的劳动都被压抑死了，但她意志不屈。

做师姑有什么不好呢？“白日沿门化饭吃，黄昏寺里念佛祖念南无，吃斋把素用工夫”、“纵然不做得菩萨，修得个小佛儿也罢”。

其实这就是她所要求的自由与自主。

作者以高度的热情塑造了主人翁的英雄形象，对世俗社会环境则一贯加以嘲笑，诙谐百出。

开篇即以有诗为证来赞美李翠莲：“问一答十古来难，问十答百岂非凡。

能言快语真奇异，莫作寻常当等闲”，爱憎是那么鲜明，倾向性十分清楚，从而强烈地感染着我们。

《醉翁谈录》谈到宋代“小说”有八大类，其中最多的是烟粉和公案。

在它开篇的“小说引子”里有首诗：“春浓花艳佳人胆，月黑风寒壮士心。

讲论只凭三寸舌，称评天下浅和深。

”其中所说的“佳人胆”、“壮士心”，概括了宋元话本小说的主要内容，也抓住了当时社会现实的主要问题。

这不止点明了宋元话本小说的主题于题材，也说明了作者们对其所描写的现实问题的爱憎态度。

“佳人胆”的对立面是封建礼教的压迫；“壮士心”的对立面是封建政治的压迫，具体来说是官僚与富贵人家。

此种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在作品里被尖锐地提出来了。

《碾玉观音》在这些描写爱情婚姻作品中是有代表性的一篇。

在《快嘴李翠莲记》中，“入话”只是一首诗，此篇则有一系列有组织的许多咏春的诗词。

这些组诗组织得很巧妙，由咏春景诗搭连到郡王的游春，转入故事本身，勾连得很巧妙自然。

话本小说中的“入话”或“得胜回头”起开场时填补时间空隙的作用，使先到的听众不致枯坐等待，使后来的人也不致对正文故事接不上头。

但是这样以诗词为“入话”的，还是最早的形式。

一般的“入话”，都用一个与正文有关连的小故事：或与正文故事相反；或与正文故事相类似而又有所不同。

《碾玉观音》的可贵之处，在于通过爱情婚姻故事真实地描绘出了当时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或者说尖锐地提出了富有重大历史意义并带有时代特征性的问题。

篇中的主人翁璩秀秀是裱褙匠的女儿，崔宁则是个碾玉的手工艺工人。

他俩是当是市民阶层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都是为封建阶级服务的，而那个居于矛盾对立面的郡王则是封建阶级的代表人物，是劳动群众的对立面。

小说通过男女爱情婚姻的问题，真实地描写了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内心精神面貌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是残暴的、野蛮的、血腥的，昏瞆无能；一方面则是温良的、热情的、纯正可爱、多才多艺，有实际本领的。

可是善者都掌握在恶者的魔掌里，他们没有生活自由、人身自由和生命保障，他们处在奴隶地位，没有做人的权利。

但是他们已开始不安于这种奴隶命运了，尤其是女方。

首先要在爱情方面为自己的做人的权利、为自己的自由幸福而斗争。

人们会体会到秀秀和崔宁是多么迫切地要求生活的幸福和劳动、工作的自由。

他们两人中女方主动，乘着郡王府失火时潜逃出郡王的魔掌，到了潭州（今长沙），靠自己的手艺劳动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但他们虽高飞远走，却是逃不脱统治者的魔掌，仍然被郡王的爪牙郭排军拿了回来，一个被打死在后花园里，一个也遭痛打一顿。

他们自由幸福的生活惨遭摧毁，这就是当时城市劳动人民所遭受的、也是广大劳动人民共同的命运。

但是他们（以女方为主）要求自由幸福的意志是压不死的、摧不毁的。

秀秀虽被打死了，她的父母也投河自尽了，但他们的鬼魂仍然幻化为人，出而活动。

秀秀的鬼魂同崔宁远远逃至建康去过他们的美满生活。

郡王为讨好皇上，还是要依靠劳动者的本领，于是他们一家又一次遭到摧残。

尽管如此，最后秀秀的魂魄还是带了崔宁去，他们要在另一个世界里去过他们所向往的自由幸福的生活。

在这里，作者精心地描绘了秀秀坚定不移、永不放弃自己善良愿望、令人肃然起敬的、坚强美好的内心。

她对幸福生活的要求一口咬住，至死不放。

正如鲁迅说的那样：“执着如怨鬼，纠缠如毒蛇”。

这就是压迫人民的意志，就是处于奴隶地位的压不死、摧不毁的力量。

作品通过鬼魂的情节，非常出色地表达了这一主题思想，这和封建迷信有内容上的区别重要的是内在的本质的东西，而不可表面地看那鬼魂活动的情节。

郭排军的被打；也是有意的，借此辛辣地贬斥与嘲讽了统治者的爪牙。

在性格的塑造上，两个主人翁的对照描写，表现了很高的现实主义手法。

崔宁这个善良纯朴的手工艺工人，在爱情问题上是被动。

由于他的手艺为郡王所赏识，他甚至对郡王怀着感恩戴德的心情，对秀秀爱情的大胆要求，最初他不但被动而且还对郡王的势力有些害怕。

第二次出逃，
要到建康去，也完全是出于秀秀的怂恿与要求。

正因为如此，所以秀秀的鬼魂要带崔宁去阴间，因为，崔宁自己并无那种同她一起追求幸福的要求。

秀秀这种性格的细微处，是通过生动的对话、动作和曲折的情节，深刻地表现出来的。

这里可见出对话、动作和曲折的情节，深刻地表现出来的。

这里可见出对话、动作和曲折的情节，深刻地表现出来的。

这里可见出对话、动作和情节的提炼，达到了人物塑造的成熟要求。

另外秀秀的被打死，父母投河而死，先都不作交代，到了矛盾斗争的最高潮，到了故事转向结束处，才一并点明，使读者的感情集中地受到强有力的冲击，从而取得很高的艺术效果，这是极其成功的艺术手法。

此外，郡王抱着兔死狐悲的同情，遣郭排军去潭州看望、资助刘两府，这些暴露了当是政治黑暗内幕，这就使爱情主题显出了更深、更广的意义，其手法之巧妙与自然，不动声色、若无其事，也是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结尾的四句韵语，对篇中双方的主要人物作了全面的评论：“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郭排军禁不住闲磕牙。

璩秀娘舍不得生眷属，崔待诏撇不脱鬼冤家”。

这种画龙点睛之笔，也是“话本”所独有的。

秀秀那种对爱情的主动、忠贞不苛、真挚执着在《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里的女主角周胜仙身上得到了同样鲜明的体现。

周胜仙是贩海商人周大郎的女儿，与开酒店的范二朗相遇于金明池畔的茶坊里，她大胆地借和卖水人吵架为由，向范二郎暗通自己的身世、以表爱慕：“好，好！你（指卖水人）却来暗算我！你道我是兀谁？”我是曹门里周大郎的女儿，我的小名叫作胜仙小娘子，年一十八岁，不曾吃人暗算，你今却来算我！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却恨我爹爹不在家里，我爹若在家，与你打官司”。

这种对爱情的主动、大胆、机智是以往小说中所没有的。

当她们的爱情遭到父亲周大郎坚决反对时，她以一气身亡来抗拒父亲的意志。

她为范二郎死了两次，即便做了鬼，仍要和范二郎梦中团圆，并想方设法地把他救出地狱。

这种对爱情的执着坚定是感人至深的。

《志诚张主管》，叙述了王招宣府里的一位侍妾，因不满那种出卖灵魂的空虚生活，偷了珍珠，嫁给了个开胭脂绒线铺的老板，那知她受了媒婆的骗，这个老板原是个年过六十的白发老翁。

在失望之余，她爱上了店中的张主管，后因偷珍珠事发，小夫人上吊自杀，但是她做了鬼也忠于自己的爱情，还要到张主管处去和他同居。

此外，在这类小说中，还有反映民族思想的《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他写韩思厚与其妻郑意娘因金人南侵，夫妻逃难，意娘遇害，而思厚已忘情于她，意娘乃化为鬼魂，寻着韩思厚不放。

篇中有丰富的诗意，抒情的笔调，正是作者深厚感情的表露和国破家亡之痛的反映，侧面写出了名族矛盾，风格另属一种。

《白玉娘忍苦成夫》亦同样以民族矛盾为夫爱情的背景，但情景更为激动人心，对女主人的形象，有深入的描绘。

这里不一一评论。

可注意的是这些爱情故事，除写出女方的光辉形象外，都是从政治与社会的大问题上着眼的。

因此主题有巨大的社会意义，表现为气魄大，力量足，是我国古代文学中爱情主题作品中极可贵的遗产，值得我们细细研究分析。

宋元话本中写男女爱情婚姻问题的作品，多能从政治、社会方面着眼、处理，不把他孤立起来，限制在个人问题上。

这是宋元话本的一个重要特点。

另一类，则更正面地，更为直接地描写政治与社会问题，其中也总是少不了两性关系的穿插（事件或线索）这就是所谓的“公案作品”。

《错斩崔宁》是这类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

它又名《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清代戏剧家朱素臣据此故事写了《十五贯传奇》（又名《双熊梦》）。

小说写一个破落子弟刘贵，读书经商都不成。

他有妻王氏，妾陈二姐。

一日他同王氏返岳家庆贺岳父寿辰，丈人借给他十五贵作本钱。

他酒醉而归，怪妾开门迟了，就戏言吓她说，这十五贯是典卖她所得之钱，陈二姐不敢答应，想回家告知父母，是夜先借住邻居。

不料刘贵夜间为盗所杀。

翌晨陈二姐上路，遇少年崔宁，相伴而行，邻居迫及，指为恋奸杀夫，扭送衙门。

不意问官糊涂，只图了事，任情用刑。

小说通过“错判”、“挫斩”，揭露了封建官僚和刑狱的罪恶，同时反映出当是妇女的悲惨命运。

刘贵固然是“戏言”，但陈二姐所以对这戏言信以为真，是因为当是确实存在着典当与买卖妇女的落后野蛮制度，而且被典者毫无挣扎的余地。

陈二姐的遭遇反映了封建落后的社会制度对被压迫妇女的摧残虐杀。

《万秀娘仇报山亭儿》是以反对强暴为主的作品。

写一个自幼在茶坊佣工的陶铁僧，只因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