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中的虞姬看女性之存在-2019年精选文档

从《史记》中的虞姬看女性之存在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中在以项羽为核心的描述下，提到了美人虞，其中这样描写：“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於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陆贾《新语楚汉春秋佚文》中记有“歌曰：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尽管有人认为此和歌为伪作，是后世人所作。在这里关于其真实性，我们不做考究。

总的来说，寥寥数笔记述的故事反映了两个方面的事实：一是，霸王和美人在垓下面临十面埋伏的震惊与决断；另一个则是在死亡来临之际二人写下的不朽的爱情传奇，而后者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书本中，无论是在寄恨抒愤的文人眼里还是在功成名就的达官贵人的心中，都被定格成中国古典爱情中最荡气回肠最灿烂不朽的篇章。

司马迁以受宫刑侮辱之躯写《史记》，其中自然也包含着个人的愤怒与怨恨。他把未正式称帝的项羽放在了专记皇帝的传记本纪中且位置在西汉开国之主汉高祖之前从这里其个人的郁愤

可见一斑。

然而终归是以男性的角度去描述历史事件，即在历史的进程中，女性所处的地位如尘土。虞姬最初的雏形司马迁以极简短的

话做了描述“有美人名虞，常幸从”，而后“美人和之”虞姬的形象就结束了。在这段描写中，突出的不是虞姬，而是霸王项羽英雄气短，建构的也是在重重包围之中项羽所显现出来的霸气中情义，从而升华了项羽的有情有义。美人虞在这里只是一个美人的代称，若允许假设猜想不妨做这样的想象：美人不是美人，即把“美”作为该女性的特征中抹去，是否项羽还会这样重情重义呢？历史不能假设，但不论有美无美的女人在面临充分握有“宠幸”这一对女性身体和意识占有极高话语权的男性时，女性的地位和女人之作为女人的种种意识、权利成为了一句空话，女性也就只不过成了尸留气亡的存在符号，这种存在，与个人本身无关，与历史更无关，甚至与与之相关的男人也没有多大的关系。

但根据“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这个并列句式，即可看出女人在此书或者说在历史的进程中的地位。在“霸王别姬”这一历史母题的雏形中项羽和美人虞是处于两个

不同的地位，项羽居于绝对的主体地位，拥有着本体话语权和对女性的完全归属权。而美人虞只是霸王项羽这一英雄人物的陪衬，是极端失衡的一极，只能与乌骓马相提并论：乌骓马是项羽的坐下骑，即作战工具，“常骑之”；而美人虞自然就是项羽的妃妾，即暖床之人、性欲的对象，“常幸之”，即宠幸男性的绝对权威显露无疑。更何况乌骓马的性命都强如虞姬：项羽“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项羽对伴随五年的乌骓马有“不忍”之

心，但却对伴随身边的女人无“不忍”之心，项王之“泣”应该大多泣自己“力拔山兮”却“时不利兮”，即“天之亡我，非战之罪”。虽然，司马迁的《史记》与《楚汉春秋》为交代虞姬的最终结局，但“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分明是项羽对美人虞的追问，在十面埋伏之中，在宗法制度的框架里，在英雄气短的项羽层层追问下，美人虞作为项羽宠幸的对象会有什么结果呢，而又该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个让我联想到了与她有相似命运的绿珠。《晋书》列传之三载曰：“崇有妓曰绿珠，美而艳，善吹笛。孙秀使人求之。……崇竟不许。秀怒，乃劝伦诛崇、建。……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于楼下而死。'”因富显赫半世的石崇与力能扛鼎驰骋半生的项羽具有相似性，与绿珠在石崇前坠楼的命运相比，作为“败寇”之妾的虞姬来说，命运又能比绿珠好到哪里去呢？后世传在垓下之地附近有虞姬草和虞美人花，而不论花与草，其传说都是建立在美人自刎的结局上。自刎可以说是最现实也最接近真实的结局

总体来说，《史记》中未有对虞姬做任何正面的描写，也未把虞姬作为一个人的“性”即与男性相对立的另一性女性去描写和叙述，而只是把她作为男性的附属品甚至命不如马这样一种符号去探讨。

而纵观《史记》，在太史公司马迁的眼中，不论何种帝王将相，不论圣贤才子，更不论鸡鸣狗盗游侠商贾之士，女性在此书

中所占篇幅仅止于吕后一人一卷九《吕太后本纪》，而这唯一的以女性为主体的篇章却并没有突出她对西汉建国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她政治上的才能和眼光，而是大部分记录了高祖刘邦死前后吕后为维护个人利益而做的残杀无辜滥用大权把持朝政等一系列让人憎恶的事情。

概括说来，以虞姬为代表的女性对于历史来说虽有着真实的存在却失去了女性所拥有的本体话语权，女性本身也不具有独立的人格特征，而只是男性意识与男性话语的被动实践者与操纵者，从而最终成为男性所操纵的历史话语和男性主体意识覆盖、淹没之下的无语的存在者。

被誉为西方女权运动创始人之一的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她的《第二性》里通过对生物学、弗洛伊德等精神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学说进行对比，认为在历史长河中，女性总是处于附属地位，居于依附地位，这也就造成了女性完全沦落为生儿育女的工具和男性性欲的对象，女性丧失了主体性，被异化为客体。波伏娃引用了萨特的存在主义的观点，指出要改变这种存在则女性必须由“自在的存在”变成“自为的存在”。鲁迅曾说：“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

似的。”正是由于这几个烈女的存在，为历史的壮烈装点了一抹温柔之色，但这抹温柔却也只是因为忠贞因为刚烈因为她们的死成就了后世的夸耀与祭奠。

最后，我以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的诗《过虞沟游虞姬庙》为结：

为欠虞姬一首诗，白头重到古灵祠。

三军已散佳人在，六国空亡烈女谁？

死竟成神重桑梓，魂犹舞草湿胭脂。

座旁合塑乌骓像，好访君王月下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