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文学批评的影响作者：杜芳琴在谈到女性主义的时候，我们必须分清运动和学术两个不同的层面。

本文侧重于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及其在文学、文化批评中的运用和历史变化。

一、女性主义理论及其发展历程(一)女性主义理论的特点从20世纪60年代初第二次女权运动兴起以来，女性主义已经蓬勃发展了四十年，它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流派众多，理论繁杂，多彩纷呈且变动不居的复合构成。

就理论层面而言，女性主义可以概括为如下特点：1.多元并存、时空重叠。

在第二次女权运动蓬勃兴起的60—70年代，也就是我们惯常了解的自由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最为活跃的时期；到了90年代，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女性主义与前度活跃的流派多元并立，互相辩驳论争，成为女性主义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

女性主义已从早期纯粹以女性抗争为旨归的理论探索，进展到以两性权力互动、改变不合理的性别文化为目标的性别研究，再发展到当下结合心理分析、政治理论、哲学、生态环境研究、种族研究、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学科、跨学科的范畴，并且已经渗透到社会人文科学以至自然科学各个领域，成为当代西方社会文化领域最具批判力的跨学科的学术思想体系。

女性主义的各个派别不是泾渭分明、判然有别的，而是在时间的延续和代表人物上呈时空重叠和纠结难分之势。

比如，最有悠久历史的自由女性主义至今仍有广阔的市场。

黑人女性主义不只是到80—90年代才活跃起来，而是早在60年代就不乏中坚分子，如有名的安吉拉·戴维斯，她现在依然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

而创造性/社会性别制度概念的盖尔·鲁宾既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又运用精神分析方法和结构主义分析，把她归入某一派别终有削足适履之嫌。

2.根植现实、不断丰富。

女性主义起源于妇女运动，理论的提出与检验都是根植于运动与现实的需要。

无论在如火如荼的运动中，还是在扎扎实实的学科建设中，女性主义者首先关注的是男女权力的不平等及其解决方略，女性主义对现实的关怀是其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自我反思、不断推陈出新也是保持理论鲜活长青的关键因素。

如同后现代主义对女性主义最初赖以生发的理论基础——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提出严重挑战一样，女性主义者也在反思自己的哲学基础和白人中产妇女经验的普遍性。

特别是近来西方女性主义受到黑人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严厉批评，她们也开始反思西方女性主义的殖民主义色彩。

当代女性主义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启发下，大量引入种族、族裔、年龄、性倾向、文化等元素，并把它们视为与性别密切相关的互动变化的整体，用以分析性别之间及其与其他范畴的复杂关系。

这些理论变化的趋势使女性主义保持长盛不衰的势头。

(二)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1.从主张平等、消除差异的自由女性主义到提倡独特、优越的激进女性主义(70—80年代初)。

自由女性主义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抨击卢梭的“女人缺乏理性”的男性中心论开始，到西蒙·波伏娃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这一反父权神话的宣言，代表中产阶级白人妇女要求打破父权论述中男尊女卑是生理差异的生物决定论观点。

她们接过启蒙主义“平等”、“自由”的旗帜，强调妇女与男性同样具有理性，指出男女权力不均等是社会性别制度形成的，她们要求和男人有同样的教育、法律、职业等权利。

但她们主张不触犯现存社会制度结构而要求个人的平等权利，这也是经典自由女性主义区别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重要特点。

当然她们在反对父权制对妇女的压迫方面是一致的。

其后，以吉列根为代表的“关怀伦理”学者，指出经典自由女性主义企图消除性别差异建立两性平等、并且以男性价值为标准是徒劳无益的。

吉列根等人认为应该发展女性自身以关怀为本的声音，而不是去追求做以男人为标准的“人”，从而丧失与男人有差异的女人自身的空间与声音。

总之，从70年代开始，以自由女性主义为主体的女性主义理论关注点从性别平等、性别中立转向注重性别差异和女性独特性，为女性主义理论的深入探讨打开了思路，但其中本质主义的论述也开启了论辩的端倪；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激进女性主义把女性的独特和优越推向了极致，成为非常激烈地抨击父权制的理论流派。

7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在美国兴起。

它从理论层面欲把父权体制连根拔起，在运动的层面提倡“姐妹情谊就是力量”，组织“提高性别意识小组”以启发性别觉悟。

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比男性更优越，而主流社会男性独尊，甚至一切压迫如阶级、种族问题也是由性别压迫而起，所以主张彻底革命，女性解放除了走分离主义的道路别无他途。

这种理论并没有从根本上铲除男女二元对立的构架，只是在臆想中将两性的权力颠倒过来。

它同样陷入了本质主义的泥淖，把女性普遍化而漠视女性间的差异和身份多元矛盾。

但激进女权主义批判父权制犀利的锋芒和敏锐的视角使之在理论上创获甚多，这是不容否认的。

2.强调多色彩与不同处境：黑人女性主义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

黑人女性主义对白人中产女性主义的批评从未间断，她们对种族与阶级差异的坚持，不但是对激进女性主义的棒喝，而且直接开启了90年代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

贝尔·胡克斯指出白人中产女性主义者热衷于谈论性别压迫，并强调自己是父权制的受害者，回避掩饰自身在种族、文化、阶级上的特权和白人对黑人及第三世界妇女的伤害压迫；甚至把自己的经验“普遍化”为放之四海皆准的原则，企图把“父权批判”和“性别压迫”推销到第三世界。

奥德利·洛德还指出白人女性主义对性的论述完全是个人情欲本位而漠视情欲与种族、国家和文化的关系。

她坚持“差异的政治”，认为女性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概念，黑白之间的差异及其带来的压迫随处可见：当白人女性主义者出席会议的时候，黑人妇女正在给她们照料孩子料理家务。

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还建议抛弃feminism一词，改用womenism，以超越白人霸权和白人女性主义的男女二元对立。

沃克反对性别分离主义，强调在白人中心的社会里，男女黑人都面对沉重的压迫；黑人妇女不可能离开男性伙伴的支持面对种族和阶级的压迫。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是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与种族霸权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面对多重压迫的第三世界妇女，父权制的性别压迫是与每个社会的阶级、文化、民族、年龄、教育等结构联系、互动的，更是与全球性种族霸权、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分不开的。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国家雇佣妇女廉价劳动力，她们受到歧视、剥削和压迫绝不仅仅是性别问题，更重要的是殖民体制、帝国主义和阶级压迫的问题。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还批评白人女性主义把黑人和整个第三世界妇女看作铁板一块的被动的、缺乏反抗精神、没有性别意识、甘愿被压迫剥削的愚昧的受害者形象，或是以西方中心的眼光“凝视”、猎奇第三世界妇女，从而强化西方文明的优越感。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对白人女性主义者的“姐妹情谊”也不以为然，认为这一口号既抹煞了妇女内部的巨大差异，又掩盖了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的种族和阶级特权。

钱德拉·莫哈娣指出：除了姐妹情谊之外，还存在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第三世界妇女不可能与继续回避种族问题的白人女性主义结盟。

黑人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提出的差异政治，不是要摧毁妇女的团结，而是希望重建一个以多元差异为本的多元抗争战线与策略。

黑人女性主义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成为90年代差异政治以至整个后现代女性主义的重要引发因素。

3.从身份差异到差异政治：后现代女性主义与心理分析女性主义(90年代——)。

后现代主义虽然千差万别，但“解构”西方文化长久以来奉若神明的真理、知识、历史、自我、语言等，对这些持怀疑态度是其共同点。

后现代女性主义受福科、拉康等后结构主义分析论和德里达后现代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论影响并有所批评与扬弃。

著名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迪丝·巴特勒等人从女性主义视角融合福科和德里达的理论精髓，跨越了多年来女性主义一向处于两难中的“性别平等”和“性别差异”的窠臼，指出把性(sex)和社会性别(gender)截然分开，实际上又建构了一个“先验、自然、天生的性/身体”的神话；她追究这个神话来自波伏娃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指出波伏娃这种无限制的社会决定论，反而预设了“生物与社会”、“自然与文明”的二元对立，而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超越这种“性/社会性别”的二元论，根本没有自然的“性/身体”；更重要的是建构以多元差异为本的女性的声音。

巴特勒在主体性的论述方面，指出以往的女性主义理论都预设了一个先于父权论述的“真正”/“原本”的女性本质，这种简单化的所谓“女性本质”，既否认了女性在种族、阶级、文化、教育、性取向上的差异，同时也代表父权二元逻辑“文化与自然”、“理性与感情”、“思维与身体”中的负面成分，只不过一些女性主义者企图提升“自然”、“感情”和“身体”的价值而已；这种把“身体”与“性别”混为一谈，误以为女人=阴性/女性化、男人=阳性/男性化的做法，也是一种生物决定论。

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崛起于八九十年代，最终也成为西方女性主义的一支劲旅。

传统女性主义强调社会塑造建构，提倡个人反抗，无视女性主体构成机制以及欲望、性(别)身份与潜意识的三角关系，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可以补其罅缺。

她们对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心理分析理论既借鉴又批判，从反戈一击中重新建构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理论。

深受法国“女性写作”传统熏陶的露丝·伊利格莱认为，只有重建婴孩时期的想象秩序(母女关系)，使女性独立于“母职”或“美丽恋人”的角色而存在，才能恢复女性的主体。

这也有助于男性的解放，接纳女性及自我的较全面而健康的形象，不致再把阴性特质丑化或投射到女性身上。

伊利格莱不主张建立一套关于女性的理论，而是主张从女性身体的真实经验出发，发展一套女性本位的论述。

她要建立的不是一套真理，而是允许多元流动、互相感觉、互为主体的阴性论述策略。

概括起来，可以这样说，西方女性主义这四十年来，经过了不断的创新、挑战、质疑与突破。

从把妇女视为被动的受害者到具有主体性的能动者；从男女二元对立到多元的性别观；从身份政治到分裂矛盾的身份；从白人中心到后殖民女性主义；从性别压迫等级制到结盟政治；从批判父权制到重建性别关系……这是西方女性主义走过的道路，也是其理论发展的大致过程。

二、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及其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一)父权制：从“女性形象批评”到“妇女中心批评”1.性别政治：对父权制的沉重一击。

早期的女性主义——不论是温和的自由女性主义还是激进的女性主义，一致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导致妇女处于屈从地位的“父权制”。

父权制是用来解释妇女屈从地位的内容丰富的概念，它包括社会和家庭一整套制度秩序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