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PK《战争论》

《孙子兵法》ＰＫ《战争论》∙分类：∙作者：周家波杨凯∙字数：2832来源：当代军事文摘在军事历史的舞台上，只有那些真正体现兵家智慧结晶的精品才能跨越时空，魅力永恒。

《孙子兵法》和《战争论》分别代表了东西方古代军事理论的高峰，堪称世界兵学领域的“双璧”。

各具特色的理论根基《孙子兵法》和《战争论》各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

中国悠久的军事文化是孕育《孙子兵法》的母体，而西方传统的军事文化是培育《战争论》的摇篮。

农战合－孕育的制胜智慧。

中国古代素有“兵书王国”之称。

据统计，从先秦至晚清，见于著录的兵书多达3300余部。

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中国出现了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孙武，及其体系完备、思想精深的兵书——《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十三篇，篇篇言智，句句论谋。

历代谋臣将帅运用这些大谋大智，或不越樽俎折冲千里，或兵不血刃所向披靡。

正因为孙武揭示了战争的规律，阐明了制胜的妙道，所以历代兵家无不尊以为师。

中华民族发源于中原，然后向四周扩展，逐渐形成统一的民族。

在长期农耕劳动中，先民们不断探索日月运行和四季变化的规律，努力掌握地理山川的特点及动植物生长的奥秘，以便战天斗地，从土地上得到丰富的生活资料。

这种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的观念使中华民族逐步形成重整体、重综合、重宏观的独特视角，以及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

这种独特视角和思维方法在农战合一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引入军事领域，日渐产生出高度重视战争、长期准备战争、讲机变、重权谋的制胜智慧。

无疑，它也遗传到孙武的精神世界，激活这位伟人的聪明睿智和非凡才华，进而衍变为孕育《孙子兵法》的原始基因。

铁血浇铸的兵学基础。

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共10卷，《战争论》是其中前三卷，后七卷都是对战史的研究和评论，即使在前三卷中，战史和战例也比比皆是。

这些战例，上至古希腊时期的马拉松战役，下至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滑铁卢之战。

克劳塞维茨有句名言：“光辉的战例是最好的教师。

”这说明，他的一切理论都来自于战例研究。

或者说，铁与血铸就的战争史是其军事思想的雄厚基础。

火器问世之前，西方奴隶制时代和封建制时代尽管军事思想的发展明显滞后，但是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为克劳塞维茨撰写《战争论》提供了雄厚的历史依据。

他生活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期间发生了震撼整个欧洲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

他不仅亲身经历了这场革命，而且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冷静的思考力对革命中涌现的新思想和新战法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十分注重研究拿破仑的战争艺术，及时总结拿破仑的经验和教训，《战争论》中涉及的战争实例有2／3与拿破仑有关，因此他享有“拿破仑战争高僧”的雅号。

不言而喻，法国革命战争，尤其是拿破仑战争中产生的新思想、新战略战术，是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的直接源泉，是培育《战争论》的沃土。

风格迥异的思维方法孙武和克劳塞维茨之所以能够先后登上世界兵学的最高殿堂，与他们超凡脱俗的思维方法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们都注重以当时进步的哲学思想为指导，并运用于对战争一般规律的分析和研究之中。

孙武的军事思维方法受中国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无神论的影响，基本上是唯物主义性质的，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受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影响，具有客观唯心主义的性质。

万流汇聚的兵学思想。

《孙子兵法》只是中国现存军事典籍中产生最早、最为成熟的一部兵书。

孙武在《计篇》论述战略谋划问题时，曾用了一个古老的军事术语——“庙算”。

他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

”“庙”本是古代祭祀祖先与商议大事的地方，亦称庙堂。

“算”是古人计算的工具，即一种直径一分，长度六寸的竹制筹码。

这种原始的战争预测术，在形式上显然就是庙算的雏形，而在内容上则逐渐形成兵法的幼芽。

孙武在《军争篇》中为了说明战场指挥号令问题引用了一段古兵书的话，即“《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

”《军政》是产生于春秋中叶以前语录式的论兵专著，与其同时期产生的还有《令典》、《军志》。

虽然这些兵书早已散佚，但从先秦史籍和兵书所引用的只言片语中还是可以发现一些闪光的军事思想。

孔子虽不是一位军事家，但作为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致力于思考和研究的不只是儒学，军事思想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首先，孔子最先提出了慎战的观点。

孔子这一看法虽很简单，却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总之，无论兵家言战还是文人谈兵，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各家的论兵思想无疑都为孙武提供了启发和借鉴。

清浊交融的哲学源泉。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辉煌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欧洲各国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尤其是在其东部临国普鲁士激起了资产阶级的热切回响。

当时，谈论哲学在普鲁士几乎成了知识界的一种时尚。

德意志哲学泰斗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学说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对于正处于青年时期的克劳塞维茨来说，这种影响无疑是直接的、深刻的。

不少研究《战争论》的学者都认为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的哲学基础就是康德哲学。

继康德之后，年轻的哲学家黑格尔以其博大精深的辩证法思想成为普鲁士温和革命的旗帜。

如果说康德哲学曾对克劳塞维茨产生过重要启蒙作用的话，那么，黑格尔哲学则对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的成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尽管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清浊混流，但对克劳塞维茨的影响，总的来说还是积极多于消极。

他们的逻辑思维和辩证方法，启迪克劳塞维茨比较正确地认识了战争本质，比较准确地揭示了某些战争规律和战争问题的辩证关系，最终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战争哲学思想体系。

同中有异的战争理论孙武和克劳塞维茨刻苦著述有一个共同目的，那就是要努力探索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

孙武身处“战胜而强立”的时代，为帮助吴国征服群雄称霸天下，他竭力总结前人的战争经验，寻求制胜之道。

克劳塞维茨身处军事革命的大潮之中，精心总结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经验教训，研究适合新形势的新理论、新战法，目的在于振兴屡战屡败的普鲁士。

事实证明，他们都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著述目的。

崇尚理性与崇尚暴力的战争观。

孙武开篇即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把战争列为国家头等重要的大事，以引起国君将帅的高度重视。

克劳塞维茨也从解释战争人手，但他主要从哲学角度抽象战争的本质，提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的观点”直接揭示了战争的本质，回答了战争是什么的问题。

由于着眼点不同，决定了孙武和克劳塞维茨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的见解不一致。

孙武最早认识到，战争绝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必须联系政治、经济等各种条件考察和指导战争。

所以，他提出了“道”的概念，即”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论点又不可避免地带有直观笼统和朴素的性质，还没有也不可能从理论上彻底揭示战争本质及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克劳塞维茨认识到战争不过是政治的开路工具，提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经典论断。

尽管他的这一论断仍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毕竟在世界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比较正确地揭示了战争的政治本质。

较之于孙武的认识，他的这些观点显然更准确、更深刻、更全面。

然而，这种进步并没有抹去孙武战争观的思想光辉，而是与之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所以，人们说起《孙子兵法》首先想到的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提起《战争论》则立即想到“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谋求全胜与争取战胜的战略思想。

《孙子兵法》和《战争论》被人们视为中西方战略学的经典，它们在战略理论上的成就举世瞩目，影响深远。

对一场战争而言，战略是筹划战争全局的方略，对一个军事理论体系而言，战略思想是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决定着其他各方面思想观点的特点和走向。

孙武受时代的限制，并没有将其理论作战略、战役、战术之分，也就不可能像克劳塞维茨那样对战略下个明确的定义。

所以，我们将孙武的思想观点纳入战略范畴并不是搞“古人现代化”，而是着眼于深入发掘孙武军事思想的价值。

综合分析两部军事经典，我们可以发现孙武和克劳塞维茨战略思想的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各有其特点，也各有其重点。

第一，中国人重谋，西方人尚力，这种区别在《孙子兵法》和《战争论》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孙武的军事思想侧重于计谋和战略，克劳塞维茨则强调暴力。

孙武军事思想的确是以谋略为基础，以争取“全胜”为战略目的。

孙武认为，战略上的最佳选择是“上兵伐谋”，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

他着重从三个方面阐明了求“全”之道。

一是重用诡道。

二是多方制敌。

三是增强实力。

克劳塞维茨的战略思想与孙武的战略思想可谓大异其趣。

克劳塞维茨还强调指出，最后实际上不再需要使用军队这种物质力量，只需要计算双方的兵力对比，对行动进行代数演算就可以了。

不知是巧合，还是确实看过《孙子兵法》，他的这些批评显然有针对孙武全胜论之嫌。

在他看来，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

孙武和克劳塞维茨的战略理论，作为不同军事文化的产物，必然各有其合理之处。

我们不能简单地肯定一个而否定另一个，正确的态度是辩证分析，取其精义。

注重变化与强调规则的作战思想。

孙武和克劳塞维茨战略理论立足点的不同，导致其作战理论侧重点的不同。

尽管他们在打击目标、兵力运用、战场指挥等问题上有着共同的话题，但其见解却各有侧重。

关于打击目标问题，孙武主张“避实击虚”，克劳塞维茨则强调“打击重心”。

两者对照，“击虚”与“击强”之别昭然若揭。

关于兵力运用问题，孙武和克劳塞维茨都主张以众击寡，但相比之下，孙武的观点更为辩证。

关于战场指挥问题，孙武侧重于因敌制胜，克劳塞维茨则侧重于按计划行事。

孙武对作战指挥的最高要求是“用兵如神”。

所谓“神”，就是那种“能与敌变化而取胜”的人，核心是一个“变”字，要求将帅根据战场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变换作战布势和作战方法。

克劳塞维茨主张战略的任务是制定战争计划和战局方案，作战中的一切行动应按计划进行。

关于战场侦察问题，孙武主张尽知敌我之情，克劳塞维茨却认为战场充满迷雾，不可能完全了解清楚。

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战争除了具有暴烈性和从属性等本质属性之外，概然性和偶然性也是其基本属性。

概然性和偶然性的现象是不可预先测定的，这就使得战场上充满“迷雾”，一切情况都处于很不确实的状态。

关于战场控制问题，孙武强调为将者要善于在战场指挥过程中运用“四治之法”，即治气、治心、治力、治变。

克劳塞维茨也多次强调战场控制问题，他认为，有效控制战场的最好办法是克服战争的阻力。

但是，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中的阻力没有提出孙武这么多办法，主要寄希望于指挥官的个人毅力和情绪。

关于诡诈之术问题，孙武在军事理论上的一大创见就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兵以诈立”的观点，认为“兵者，诡道也”。

克劳塞维茨也承认诡诈的作用，在《战争论》专列一章论述诡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