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纲论文：浅谈西南联大之教育精神

浅谈西南联大之教育精神摘要：文章通过回顾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或“联大”）的历史及教育成果，根据史料分析西南联大的教育精神，从爱国主义精神、刚毅坚卓精神、教育独立精神和通识教育精神等四方面剖析西南联大教育成功的原因。

回顾历史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改善现实。

因此，文章没有停留于分析联大的成功，而是对比当下高等教育及大学的现状，对当今高等教育模式提出一些改进建议。

关键词：西南联大；教育精神；高等教育模式；反思与传承1 选题缘由及讨论意义1.1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介及其教育成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

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自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至1946年5月4日结束，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

北大、清华、南开原均为著名的高等学府，它们有各自独特的经历，有各自的教学作风，组成联大以后，荟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

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树立优良学风，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著名高等学府。

西南联大在办学的8年中前后任教的教授有300余人，他们都是各个学科、专业的泰斗、顶级专家；学生有8000人，毕业生3343人，直接参军、从事抗战工作的有1100多人。

抗战胜利后，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三校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其中有许多是蜚声中外的一流科学家，他们对中国的建设事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世界学术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联大师生担任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27人、中国科学院院士154人（学生80人）、工程院院士12人（全是学生），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还有杨振宁、李政道2位华人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

[1]1.2 选题缘由北京大学是西南联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校风学风、治学理念、教育精神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南联大的发展。

作为一名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内心为之骄傲之余，更渴望能深入探究联大之教育精神，不仅仅是为了怀旧，更是为了她的传统和精神不被忘却，并努力让这种精神在新的时代能够得以延续与发扬。

1.3 研究意义探究西南联大之教育精神及其成功原因，更重要的是对现实的比较与思考。

观之今日大学的定位和教育状况，尤其针对目前衡量大学的尺度，即要看其校园面积、招生人数、有多少国家级实验室、多少教授、多少篇论著、多少项重点课题、中青年教授比例及博士学位者比例等等，很少有衡量教师在某领域的独创性贡献、对学术传承和发展起重大作用（即大师）的标准。

所以，无论在办学理念、民主制度，还是在教育传统、精神气质上，西南联大皆为现代大学做出了惊人的榜样。

2 对西南联大教育精神的分析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为什么能保存最完善的教育模式，培养出最优秀的建设人才？下面，我将从四个方面浅析西南联大的教育精神。

2.1 读书不忘救国，与抗战相终始西南联大诞生于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可以说，联大与国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

西南联大成立之初衷，便是在战争的艰苦条件下不中断高等教育，培养出一批能够为抗战及国家建设做出贡献的优秀人才。

因此，爱国精神当为联大教育精神之首位。

诚如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所书“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

这种爱国热忱体现的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骨。

在国难当头的时节，联大学生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时刻牵挂着国家民族的命运。

在学校的支持与鼓励下，许多学生投笔从戎。

联大同学出于爱国热忱，曾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参军活动。

据统计，在曾就读于西南联大的8000名学生中，直接参军、从事抗战工作的有1100余人，占全体学生总数的14%。

其中为国捐躯的烈士有14人，另有16人在战火纷飞中担任翻译官，功勋卓著。

[2]另一个不得不提的事件便是著名的“一二·一”运动。

“一二·一”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一次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是继“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之后树起的第三个里程碑。

而这与西南联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勇于担当的风气是分不开的。

2.2 脚踏实地，乐观向上，刚毅坚卓西南联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这种精神，既表现在克服生活中的艰难困苦，积极乐观，坚持学业上，也表现在治学时的脚踏实地，严谨求真上。

据联大校友回忆：1938 年2 月，长沙临时大学决定，师生分水陆三路正式迁滇，其中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简称步行团）徒步横跨湖南、贵州、云南三省，进入昆明。

“本校迁移昆明时规定学生步行沿途做调查、采集等工作，且借以多习各地风土民情，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

”步行团共250 名师生，行程3500 华里，历时68 天，常要借宿农家茅舍，时常与猪、牛同屋，还要躲避敌人的炸弹，一路尝尽艰辛，被称为“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

”当年步行团学生、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回忆说，“此次步行，令同学们走出象牙塔，第一次去认识自己的祖国，才知道中国有多么贫困，多么辽阔……正是这些在寒苦中的人民教育了青年学生，中国不会亡。

中国的精神与希望在民间，在下层的人民当中。

”[3]1938年联大在昆明城外西北部三分寺一带买了一百二十多亩土地，造了一个新校舍。

除了图书馆和两个大食堂是瓦房外，所有的教室都是土坯墙铁皮顶，而学生宿舍和各类办公室统统是土墙茅草屋。

据杨振宁回忆，西南联大的“教室是铁皮屋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

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之后，满是泥坑。

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4]。

就在这片新校舍以及其他租借来的房屋中，在如此简陋的校园里，西南联大师生坚持教学、读书、研究、实验，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开拓了一条空前的爱国、民主和科学，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道路；“创造了战时联合办学的典范，发扬了民主治校的精神” [2]，培养出了一大批创业之才。

1943 年12 月林语堂准备到美国路经昆明时，参观了西南联大并作讲演说：“联大的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联大八年始终在一种追求真理、热爱自由、优良传统和合乎理性的气氛里成长与发展。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浩学在《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一文中回忆说：“当时，昆明的物质生活异常清苦，但师生们精神生活却很丰富。

教授们为热心学习的学生提供了许多自由选择的好机会；同学们相处融洽无间，牵挂很少却精神旺盛。

”蒋梦麟校长也回忆说：“虽然设备简陋，学校大致还差强人意，师生精神极佳；图书馆图书虽然有限，阅览室却经常座无虚席。

”[5]2.3 教授治校，自由民主，教育独立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曾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联大尊重教授的风气，团结了大批专家学者，可谓名流云集，群星璀璨，使联大在物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薪火相传，并造就了大批人才。

西南联大在“学术自由，民主治校”学风影响下，始终保持“教授治校”、“教授治学”的优良传统，即在管理学校方面，沿用教授治校的民主作风，除校长，训导长由教育部任命，各院院长都由选举产生，并且在新的条件下，发展了这个传统。

从校长到校务委员会、教授会、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到各院长各系主任、各研究所长等，都由教授担任。

还有个特点，就是教授兼职（总务长、教务长、院长、系主任等）并不增加薪水，照样参加教学工作，课程负担跟一般教授相同。

彼此之间是同事，不分什么上下级；他们更不是官，没有官僚味儿。

从同学方面说来，他们都是老师，平时一律称为“先生”，从不叫什么这个主任那个长。

联大的教育是独立于政治的。

八年期间，没有因政治的原因聘请或解聘教授，也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录取或开除学生，更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干涉学术工作，所以联大当时被社会上称为“民主堡垒” [6]。

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 [2]的原则。

这种融洽和谐的新风格，不仅难能可贵地完成了联合办学的任务，并为实行民主办学树立了值得学习的榜样。

联大主张的“教育独立”还指官吏不能兼任公私立学校校长或董事长，即行政与学术的绝对分离。

如1945年蒋梦麟做了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后，就首先辞掉了北大校长一职。

那时“教育独立”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特别是大学事务、大学教授不受政治权利的左右，并敢于向政府权利说“同人不敏，窃有未喻”，以坚持真理。

他们在表达自己的见识和情感时，不必有任何的政治羁绊，研究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

因此，那时知识分子的独立和尊严，完全表现在他们对学术的自信和对传承的期许上，而且不会“轻易更张”。

正像金岳霖所言，中国惟有依靠学者，并用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至于被政府利用。

并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不要做官，要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2.4 兼容并包，弘扬个性，通识教育联大汇集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思想，其学术上兼容并包的精神使得学生有更丰富的知识体系与更开阔的眼界。

如郑天挺在《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一文中说：“三校都是著名专家学者荟萃的地方。

……经过长沙临大五个月共赴国难的考验和三千五百里步行入滇的艰苦卓越锻炼，树立了联大的新气象，人人怀有牺牲个人、坚持合作的思想。

联大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

学术上、思想上、政治上、校风上，莫不如此。

”体现了西南联大的办学原则，即“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

在老师和老师、老师与学生之间，并不因为政见不同、立场有别、观点相异而影响学术上的交流。

正如冯友兰在其所撰碑文中说：“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

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

有一篇回忆文章写道：“三大学校在平津时代，各有其学风和传统，它们是不同的。

但其相同相和之处，又如此之多！正因为‘和而不同’的精神，更育孕出联大的优良校风。

”西南联大提倡师生平等对话和启发式教学，允许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课。

一份资料记载了当年开课的状况：“每当学年伊始，教务处公布全部课程，无数的课程单把好几堵墙壁都贴满了，真是壮观！学生们一连几天，在课程表前挤来挤去，记下自己要选的、想听的课程。

”[3]此外，联大的课程设置还体现了通识教育的理念。

联大注重“通才”的培养。

其“通”既指涵盖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三大门类，又指有着学科领域内的厚实与宽广，以造就“领袖型”或“适应型强”的人才。

其通识课程的设置注重学生知识的“文理渗透”和“中西会通”，有助于帮助学生确立会通性的知识与思维结构，培育多维的思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