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特伯雷故事》中的二元对立结构分析

《坎特伯雷故事》中的二元对立结构分析摘要：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是由一群朝圣客在前往坎特伯雷教堂的路途中，为消遣娱乐而讲的故事组成。

刻画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展现了14世纪下半叶英国社会的全貌。

作品中采用了一系列二元对立来表现人物、深化主题，本文运用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理论，积极探讨了二元对立背后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二元对立基督教人文主义现世享乐《坎特伯雷故事》是乔叟的代表作，在英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这部巨著由众多故事组成，但乔叟匠心独运，巧妙的将这些本不相关的故事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在这个整体中，各个故事既有对立，又有照应，作者原计划有一百二十个故事，虽然只完成了24个，却依旧结构完整，具有整体性。

这一特点，使得结构主义分析方法成为可能。

学界较多从实证主义、女性批评主义、以至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解读，而甚少从结构主义角度来阐发这部著作。

本文运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中的“二元对立”方法，突破了以前就作品论作品的倾向，可以使我们从新的角度理解阐发《坎特伯雷故事》，来丰富此著作的研究。

二元对立是结构主义文论的核心思想，结构主义者关注的重点不是具体文学作品，而是支配作品的深层逻辑结构。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一种其内部各部分之间都相互关联着的封闭系统。

在语言内部各要素之间，尤其重要的是差异关系，包括二元对立。

”[1]二元对立模式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些二元对立项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往往对立之处便有关联，含有辩证的因素。

也正是因为这些对立，使得作品成为一个完整有机的整体。

一、基督教会思想和人文主义基督教思想在中世纪的欧洲占主导和垄断地位，禁欲主义与修道院制度是基督教文化的两个重要方面。

在长达近十个世纪的历史中，基督教会控制了西欧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

”[2]教会通过一系列教义控制人的思想，压抑人性，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

”[3]教士神职人员的奢侈腐化和阶级特权逐渐引起大众的不满，尤其是市民阶层、资产阶级兴起后，教会的权威开始受到挑战。

在《坎特伯雷故事》中，有不少故事直接揭露和讽刺了教士的行骗面目。

如托钵修士的故事、教会差役的故事、教士跟班的故事，滑稽诙谐的刻画了教会人员的迂腐、贪婪。

甚至在这群朝圣者中间，就有卖赎罪券的教士。

乔叟直言“说到他骗术，若要找人替代他，从贝里克到韦尔难找第二位”[4]。

在这支朝圣队伍里，教会人员占了三分之一多，他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这种奢侈享乐是建立在搜刮和鱼肉民众的基础之上的。

乔叟是英国早期人文主义者的代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体现了他的人文主义思想。

到了14世纪下半叶，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文主义思潮在英国也已出现，乔叟在城市文化中成长，深受当时刚刚兴起的市民文化的影响，有着浓厚的市民阶层思想。

同时，在翻译意大利、法国的文学作品过程中，乔叟也受到了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些都影响了他的创作。

这些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人，在乔叟笔下性格丰满、妙趣横生，他们凭借自己的聪明、智慧以及狡黠等张扬着人的本能欲望，追求幸福与自由快乐。

商人是新兴市民阶层代表，从他新潮的打扮，光鲜亮丽的服饰就可以看见商人的经济实力。

巴思妇人亦如此，她通过婚姻得到大量钱财，实现了经济独立，衣着光鲜亮丽，游历过很多地方。

他们已经初步具有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

朝圣者队伍里，新兴中产阶级约占二分之一弱，他们要求社会正义，追求现世幸福生活。

朝圣队伍里汇集了不同职业、地位、身份的人，乔叟将各色人等集中到一个平台上，平等对话、自由发表意见，体现了自由平等的人文主义理想。

基督教会思想与人文主义的矛盾对立在14世纪的英国已经出现。

城市市民面对现实，追求财富，要求享受生活，禁欲主义与来世观念与他们的价值追求已格格不入，反教会的思想在他们那里异常强烈。

基督教思想与人文主义思想的对立也体现在了《坎特伯雷故事》中。

这二者的对立贯穿了这部诗体小说的始终，从总引到具体人物，无处不在体现着它们的对立。

二、禁欲主义与现世享乐中世纪后期，人文主义思想开始萌芽，人文主义是对中世纪禁欲主义的反拨，它主张以“人”为本，肯定人的尊严与自由，追求现世价值。

“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5]是人文主义基本主题。

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人认为个性欲望是人的本质所在，幸福在今世而非来世，因此描写现世生活成为主要题材。

而在中世纪，人被认为是上帝的羔羊，人先天有罪，人的欲望也会产生各种罪恶，人必须克制情欲，禁欲苦修，死后方能进天堂。

基督教会提倡禁欲主义要求人们节制肉体欲望和世俗享乐，鼓吹以“神”为本，长期压抑人的自然本性。

尤其是女性，社会地位低下，被禁锢在家庭，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不平等地位。

“如果一个男性与许多女人有性关系，那么他只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可如果一个女人同许多男人有性关系，她便失去了身份和尊严。

”[6]《磨坊主的故事》中的艾丽森，被叙述者（磨坊主）描写成一个美艳的尤物，叙述者对用了不少动物性的词汇来描述她。

她被众多男人追逐，叙述者没有谴责这些男人，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她身上，一切皆因为她是一个放荡的女人。

采用两个尺度来衡量男女，对男人追逐世俗乐趣、肉体享乐没有任何指责，而却要求女性严守禁欲主义的教条。

由此可以窥见当时男权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现实，也可以看出妇女受压迫的现实。

有趣的是，虽然中世纪基督教文化极力宣扬禁欲主义与来世思想，而在中世纪人讲述的故事——《坎特伯雷故事》中涉及到了不少偷情的故事，如磨坊主的故事、船长的故事、商人的故事、伙食采购人的故事等。

中世纪天主教会一直在强调禁欲主义，却发生了很多偷情事件，越是压制，越是疯狂。

这些事实的存在，也证明了基督教会禁欲主义教条的破产。

《船长的故事》中，商人之妻偷情，事发后，妻子泼辣蛮横的狡辩，商人没有惩罚妻子，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这也反映了商人阶层新兴的价值观。

在反禁欲主义者中，以巴思妇人的形象最为典型，她完全不同于传统妇女，不论从思想还是做派上而言。

她大胆泼辣、具有叛逆精神，服饰华丽，游历过很多地方，嫁过5个丈夫，得到不少钱财。

她反抗社会对她的束缚，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爱情，直言“出嫁总比让欲火攻心好”。

通过瞒骗的手段满足自己物质和生理的双重欲望。

在家庭中处于支配地位，她说“女人的天赋就是欺骗、哭泣、胡编”。

巴思妇人一再再婚，毫不掩饰地道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正常欲望和追求，表现了对禁欲主义的极大不满。

毫无疑问，乔叟对世俗生活是肯定的，人们不必再过苦修苦行的禁欲生活，追求现世享乐是正常情感的体现，积极追求物质生活。

禁欲主义与现世享乐看似是一对截然对立的范畴，却有机的融入了14世纪英国人的生活。

因为作为14世纪已经处于中世纪晚期，基督教思想已经受到各种“异端”思想的挑战，人文主义思想已经萌芽，处在从禁欲主义向人文主义转型期的人们，其自身思想也充满矛盾。

禁欲主义与现实享乐反映了英国社会此消彼长的两种价值观的矛盾。

三、人物对立《坎特伯雷故事》涉及到了大量人物，30名朝圣客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队伍来轮流讲故事，而故事中的人物更是数不胜数。

这些人物、故事之间有联系和对立。

引言介绍了后面的故事和所有的人物。

故事之间又有衔接的段落，或是旅店主人的评论，或是朝圣者之间的嘲讽和挖苦。

这样，整部作品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

乔叟通过总引和旅店主将这一行本不相识的朝圣客联系在一起，如果他们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出现了矛盾，他们会以故事予以还击。

磨坊主的故事中，木匠被妻子和情夫愚弄，接下来是管家讲故事，由于他原本是木匠出身，所以很不满意磨坊主的故事，在他的故事里“要对磨坊主回敬一下，咱这是天经地义的以牙还牙”。

[5]管家针对磨坊主，讲了一个磨坊主因贪图小便宜，结果妻女被学生玩弄的故事。

托钵修士在故事中讽刺了差役，接下来差役在他的故事里立即给以还击，相互攻讦。

虽然他俩都属于吃教会饭的行列，却立场截然不同。

作为朝圣者，他们处于完全对立的位置，互相之间产生矛盾，却也统一于整本书中，他们的故事相呼应，有紧密联系。

他们的矛盾对立因讲故事而起，也因讲故事而消解，最后归于平衡。

这种二元对立也就最终被解构，也为旅途增加了趣味和生活的气息。

不仅讲故事者中间有二元对立，他们所讲的故事中的人物也充满二元对立。

管家故事中的磨坊主的妻女被学生所玩弄，按理说磨坊主女儿与施虐者阿伦之间势不两立，结果天亮后在阿伦辞别之际，姑娘不但没有怨恨，反而依依不舍，还让阿伦带上他们家的馒头。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二者之间不但没有对立，反而极其融洽、依恋。

这也正好反映了人们对禁欲主义的反击，他们的对立最终消解。

这种解构不是没有原因的，无形中反映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

《坎特伯雷故事》中，有很多关于男女关系的故事。

在这些故事中，女人是焦点。

塑造了不同性格的女子，如智慧的普鲁登丝，忠诚坚韧的康斯坦斯，豪放自立的巴思妇人，顺服的格里泽尔达，当然还有不少泼辣大胆的偷情者。

这些女子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贤惠与泼辣、聪明与愚蠢、忠贞与背叛等等。

甚至就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具有双重性。

巴思妇人形象就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性。

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女权主义特征。

同时，她的手段和方法又不同于女权主义者的做法，她依旧是借男人之力而实现独立。

西欧中世纪男权社会中，女性地位很低，随着城市兴起、资本主义萌芽、宗教信仰的失落，人文主义有了初步发展，女性开始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追求自身价值和尊严。

但是男权中心论的主流价值依旧强大，女性实现自立的尝试也才刚刚开始。

理论准备与实践显然不及后来的女权主义者们。

她们不可能完全摆脱男人的帮助，所谓的独立也只是局部的独立，还是得依靠男人。

巴思妇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但她已经超越了她的时代，比她同时代的女性要走得远的多。

作为语言学研究方法的二元对立，强调了系统的差异性，探讨了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应用到文学文本分析方面，也具有很大的意义，打破了人们对文学的神秘化观念，将作品意义与其结构联系起来，而不是同某种超验的个人心灵或神意相联系。

结合上面对《坎特伯雷故事》中二元对立结构的分析，让我们对整部小说的思想和人物有了更细致、更全面的认识，使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分析这部经典作品。

但是，过分强调结构的整体和功能，会切断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作者的关系，使文学分析失去了实际意义。

因此，在进行二元对立分析的同时，又结合解构主义理论，对表层的对立进行解构，找出它们的联系之处，积极探讨了二元对立背后的深层原因，找出作品深层次的文化和历史内涵，让我们对乔叟的思想和当时的社会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而且这种创造手法也使乔叟的作品更有魅力和吸引力。

参考文献：[1]王一川.批评理论与实践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9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31[3]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M][4]乔叟.坎特伯雷故事[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26[5]郑克鲁. 外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49[6]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