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对比研究

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对比研究

摘要：在19世纪中期风起云涌的资本主义世界潮流的推动下，中日两国都进行了一场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运动：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两国的改革都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都是在探索近代化的道路。但是，同时代的改革，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结局和影响，中国洋务运动最终没有改变沦为半殖民地的厄运，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日本的明治维新实实在在地使日本走上富强之路，由被殖民、被侵略摇身一变而成为殖民者、侵略者。反思其中，我们研究这两个国家的成败的原因，以对今天有所裨益。

正文：

改革，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之一。中国近代维新变法发起者梁启超说：“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易经》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古人就已经提出了世间万物的发展都必须符合这一规律。古代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今天的改革开放，无一不使国家在当时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从十四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产生、发展，世界历史的主流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结果证明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道理。同作为亚洲国家的中日两国，却在近代化的大潮当中，表现出了不同的思想、做法，从而导致两国不同的结局。对比近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同命不同运。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对比研究，从而得出一点认识。

首先，从两国近代化起步的背景看。

1、国内社会背景：中国从秦王朝确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开始，到1840年鸦片战争时的两千多年一直是封建专制国家。历朝历代不断强化皇权，使封建制度发展成为庞然大物、盘根错节，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的方方面面，难以撼动。明清以来，为防止倭寇入侵以及其他国家进入，威胁封建统治，政府长期以来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格限制对外的经济文化交往，和外界的交流少之又少，逐步地蒙蔽了自己的双眼，看不到世界发展的主流，仍做着“天朝大国”的迷梦。却不知他国不仅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甚至于完成了工业革命，已经从思想、政治、经济全面升级换代，我们已然从世界强国之列逐步退出。经济上，重农抑商，封建小农经济占据了中国经济结构的主要地位，长达两千年。始终处于农业文明的框架之内而不能突破。思想上，农业文明决定了封闭保守，愚昧封建的思维模式。教育制度实行的科举制度，退变为八股取士，以四书五经培养“奴才”式的人才和官员。缺乏自然科学的教育，缺乏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这些就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源。其实这是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中，不断地加固封建专制，不断地加强皇权，不断地强化封建农业经济。不肯改变，不肯变革的后果。

日本是中国近邻，自古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其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生活等皆取之于中国，是中国文化的衍生。公元646年的“大化改新”，日本仿中国隋唐制度为蓝本，结合日本旧习，从政治到经济，进行了改革，从而进入到封建社会。因而其政治、经济等方面与中国非常相像，近代前夜的日本也实行锁国政策，只允许中国、朝鲜、荷兰与之通商交往。可见，两国有着极其相似的国情背景。但是，日本也有其特点。政治上从12世纪以来，武士阶层掌握了政权，天皇成为傀儡，政权落入到将军幕府中，军人掌权，没有经济、文化作支撑，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难以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将军下的大名及中下级武士与将军幕府也是矛盾重重。这势必造成日本中央集权的分化，弱化了将军幕府的封建集权，为以后变革减少了阻力。经济上日本也是封建经济，但其国土狭小、多山，耕地有限，故其手工业、商业相对发展较好。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创造了条件。日本是一个岛国，文化

多来源于外部。思想上容易接受外来文化，尤其是先进文化的影响。这些因素是中国封建社会所不具有的。这样一来，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阻力、对外来事物的接纳，改革者的成分，中日两国必然是截然不同。其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2、国际环境：中日改革的时间不同。中国是1860年后，日本是1868年后，但同属19世纪中期。这一时期，正好处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的确立阶段。欧美强国在进行工业革命中，急于解决本国内部的社会各种矛盾。美国进行了南北战争，俄国进行了农奴制改革。这一时期的国际环境相对稳定，是一个较为有利的改革时机，这对中日两国来说是一个同等的机遇。

第二，从思想认识上看。

而面对相同的国情，相同的发展机遇，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所进行的反思产生了不同的认识。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上书总理衙门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在遭受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之后，洋务派的先进人物尚且如此看待自身与对手，不要想其他人了。这一认识就决定了洋务运动改革的目的、内容、性质、作用的重大缺陷，注定了它失败的结局。

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目睹了欧美国家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坚船利炮、富国强兵和工商繁荣，也反思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封建主义的相继没落，遂萌生“脱亚入欧”的思想。福泽谕吉在其所著《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泽谕吉还在报纸上发表《脱亚论》文章，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他还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福泽谕吉为日本选择的振兴之路，就是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文明体系，进而使日本成为欧洲型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其思想核心就是接纳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等一切先进的东西，就是所谓的“入欧”。与中国的认识相比，高下立判。我们看到的是西方的皮毛，日本抓住的是西方的精髓。

落后不可怕，挨打不可怕。可怕的是落后了、挨打了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落后、挨打，还以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不能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客观的认识，也就不可能对症下药。马克思说：“人是由思想和行动构成的，不见诸行动的思想，只不过是人的影子；不受思想指导和推崇的行动，只不过是行尸走肉——没有灵魂的躯体”。我们的洋务运动就像行尸走肉，缺少改革的灵魂，焉能不败。

第三，从改革者的成分上看。

改革是创新，就必须由新型的阶级阶层来组织实施。洋务运动的发起者是恭亲王奕䜣以及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崛起的汉族重臣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曾国藩等人，其本身仍然是封建政权的支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必然是封建地主。他们想到的首先是如何维护其封建利益，这样，学习西方就只能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的目的始终没有改变，谈何改革，这与改革是背道而驰的。只是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使中国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模式，诸如工厂、机器什么的，聊胜于无。我们无意否定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中的巨大作用，究其本质，它没有顺应历史潮流，改革者也不能提出全新的思想理念，无非是封建皇权的再加固。

反观日本，其经济结构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18世纪中叶起日本农村的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并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交换关系也日益频繁起来，并初步形成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全国市场。以商人为代表的商业资本直接控制生产，是日本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