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区别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区别在19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几乎在同一起点、同一时间内，分别发动了一场社会变革运动——“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

但日本成功了，中国却失败了。

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对于中国的衰落，中国的教科书多数只是口号式总结成“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出卖主权”、“内外勾结”、“丧权辱国”。

这里我想从当时士大夫阶层思想认识的角度，对比着日本，探讨一下中国衰落的原因。

我认为，在客观上，近代中国实际上是接触到了西方的文明，即使是在鸦片战争后，也完全有可能踏进国际世界，经历大胆的改革之后，周旋于列国之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是由于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中国从统治者到思想者，在观念上基本上都否认了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的存在。

如前面所述，西方列国在中国近代大部分士大夫的思维中，被归为“夷狄”的范畴，西方制度，被视为“夷俗”。

士大夫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的正统思想，基本上断绝了他们主动学习西方先进国家制度和科学技术的可能。

在对待外侮，中国也经历了否认、承认、图变自强的历程。

1860年，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化进程终于艰难的启动。

洋务派是比较具有危机意识的士大夫阶层。

但是洋务派毕竟是失败了。

我认为原因在于：其一、洋务派的这种图变自强的举措，仍然局限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框里面。

洋务派对于西方的兴趣，并不包含着追求更高的社会目标与伦理思想的内在精神要求和丰富的社会内涵。

洋务派妄图通过根基、功能的范畴把中学和西学加以分隔和联系，虽然从表面上解决了异质文化价值观念的形式上的互容性，但是，根基和功能是不能机械分离的。

因此，当洋务派把西学这一异质文化因素，勉强地安置在用的范畴位置上时，中学之体和西学之用之间，就实质上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

其二、即便如此，国粹派仍然对洋务运动嗤之以鼻，不断加以怀疑和破坏。

首先是反对，倭仁在听说恭亲王要办同文馆后，就上书说：“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

天下之大，不患无才。

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当洋务出现差错时，尤其是甲午战败后，则不仅怀疑洋务思想，进而怀疑兵器的功效。

在自强维新方面，日本有与中国不同的理念，作出了与中国不同的选择。

日本学习西方，并不是单纯的学习技术，更多的成分是基于广泛的文化比较以及基于这种比较作出的选择。

日本明治时代的思想先驱福泽谕吉在其《文明论概略》中明确地说道：“世界上的各种不同文化，可以通过开化程度的高低来进行横向的比较，人们可以通过这一比较来发现孰优孰劣”，他指出，正如一切事物的长短、轻重、是非、善恶都是相对的一样，世界上各种文明的开化程度也是相对的。

福泽用“文明开化的相对性”这一概念作为分类标准，把欧洲各国和美国判为最为文明的国家；把土耳其、中国、日本判为半文明的国家；把非洲、澳洲等地的国家判为野蛮国家。

福泽作出了的结论是，处于“半文明”的日本，必须以西洋各国的更加先进、更加发达的近代文明作为自己全面学习的榜样。

同时，福泽根据其“开化的相对性”理论指出，西方国家对于未来尽善尽美的社会来说，，仍然是相对野蛮的。

他认为，“文明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日本不应满足于目前的西洋文明。

——以欧洲文明为学习目标，这是日本民族对西方列强的挑战作出的选择。

从19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形势来看，东方落后于西方。

在这个特定时代，决定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运动面临着一个共同课题——必须向西方学习。

如何学习呢？它们分别制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脱亚入欧”的不同方针。

这两种指导方针，虽有其共性，即都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对旧有封建制度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是一些带有买办性的封建官僚，他们是清政府当权派的一部分，其中有些人是靠镇压农民起义发迹的。

因此，洋务派与顽固派在对待封建制度的根本态度上是一致的。

但是，洋务派在对西方物质文明的认识上却不同于闭目塞听的顽固派，尤其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对太平天国革命的镇压，他们深感洋枪洋炮的威力，认为“外国强兵利器，百倍于中国”，中国要想强大起来，必须向西方学习“船坚炮利”。

当然，洋务派对学习西方的认识，有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先是购买洋枪洋炮，继而创办军工企业自己制造，后来随着学习西方热潮的高涨和举办军事工业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又进一步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强大，除“船坚炮利”之外，还在于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只有在引进西方军工技术、设备的同时，大力举办民用企业，才能达到“稍分洋商之利”的目的。

显然，这种“竞争”、进取的探索精神，是对顽固派把西方先进科学看成是“奇技淫巧”的否定，它无疑在客观上适应了当时世界的近代化潮流。

但实践的结果，却没有使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

其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制定的错误指导方针。

洋务派确实无意把封建的中国改造成为资本主义的中国，他们学习西方的最终目的，也只不过是想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皮毛来维护已腐朽的封建主义的躯体。

这才是洋务派“中体西用”指导方针的实质和造成洋务运动悲剧的根本原因。

既然洋务派的宗旨是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统治，他们就不会也不可能去触动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

洋务派的这个致命弱点，便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所利用了：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的顽固派借维护封建制度，千方百计地抵制、反对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力，为洋务派提倡学习西方制造种种障碍；他们在错误的指导方针下，始终把办好洋务企业的希望寄托于西方的“扶植”和“帮助”，以致完全拜倒在洋人脚下。

其结局，只能是丧权辱国，受制于人。

这充分说明，如果不改变阻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任何资本主义的改革都是徒劳的。

而日本明治维新则相反。

它的“脱亚入欧”的指导方针，是由那些已经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提出的。

他们从世界“变局”中清醒地看到：亚洲各国的封建社会明显落后于欧洲，日本必须抢先摆脱亚洲的固陋，尽快转向“西方文明”，把日本封建社会改造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否则，在亚洲和世界就难以有一席之地。

日本维新志士们在此种强烈紧迫感的思想指导下，充分利用了国内战争的有利时机，以最大的决心首先完成了对封建幕府制的改造，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由改革派武士控制的明治政权。

它尽管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但革新派武士的力量却占了上风。

这就为本国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

发展近代企业的不同措施洋务运动的目的既然是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统治，那么洋务派的政治、经济等活动，就必然立足于保持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和生产关系。

因此，洋务派把西方近代企业引进中国时，也只能把它植根于封建的土壤之中。

即使这样，也遇到了封建顽固势力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抵制和摧残，再加上封建官吏经营管理不当，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是十分艰难的。

那些掌握实权的洋务派官僚，为了减少引进西方企业的种种困难和阻力，便以国家政权为杠杆（当然不可能充分利用），兴办了“官办”的军工企业和几乎清一色的“官督商办”民用企业。

前者是封建官僚控制的官营工业；后者是一种官商结合体，即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置于封建大吏的监督之下，以“官”总其大成，“官有权，商无权”。

事实上所谓“官督商办”，只不过是“官”压“商”的一种手段。

尽管洋务派对官督商办企业采取了一定的扶植政策，如贷款、缓息、减税等等，但这种扶植是有条件的，即该企业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洋务官僚把对这些民用企业的“扶植”，是作为控制和勒索的一种凭借。

日本的明治维新则相反，它不仅有明确发展资本主义的指导思想，而且有破除封建制度、发展保护民间资本的实际行动。

明治政府刚刚成立，就发布了《五条御誓文》，提出了尊重“公议世论”、对外开放和“殖产兴业”的国策，并根据《誓文》精神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封建体制的措施，如废藩置县；禁止因世袭制而享受的免税特权；实行士、农、工、商“四民平等”；改革地租；废除封建贸易关卡；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等。

与此同时，还开展了“文明开化”运动，不仅旧习俗被视为落后于时代的东西而遭到排斥，还大量地吸收了西方的近代思想和学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取代了过去的儒教和神道而流行起来，天赋人权的思想得以提倡。

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等方面，多方位地向封建制度进行了出击。

当然，明治政府在改革时期指导思想的不同，在制定发展国内近代企业的政策上差距更为明显：洋务派只许“扶植”官督商办企业，而对商办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则采取排斥、打击、勒索，甚至并吞的政策；日本明治政府却实行了“公平不偏，广泛保护”大中小企业的全面扶植政策。

为了更快地发展民间资本，明治十三年还实施了向民间出售“官营”和“半官半民”企业的政策，从而使日本资本主义走上了正式轨道，迅速地培植起一批大资产阶级，使他们与地主阶级共同成为大力支持政府的基础。

综上所述，洋务“新政”和明治维新的决策者都想达“富国强兵”的目的，都把发展近代工业作为学习西方的主体内容，但由于他们执行两种不同的方针、政策，便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效应：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从盲目引进开始，到战败丧权告终，使中国综合国力明显下降，并沿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越滑越远；以“脱亚入欧”为目的的明治维新运动，从改造封建专制政权开始，到“殖产兴业”国策的全面实施，使日本综合国力迅速上升，并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进而决定了两国近百年来的不同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