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度城市中心区空间设计研究——香港铜锣湾商业中心与维多利亚公园的互补模式

高密度城市中心区空间设计研究—香港铜锣湾商业

中心与维多利亚公园的互补

陈可石崔翀

摘要：

香港的铜锣湾商业中心区是世界上地价最高、建筑密度最大的城市商业中心之一；而位于同一地段的维多利亚公园则在这片高密度的混凝土森林中劈开一块绿洲，成为香港面积最大同时也最受市民欢迎的城市公园。两个组团占地规模相当，却一密一疏、一紧一弛、一商业一休闲、一资本一公共，无论在城市功能、还是空间形态等方面都完美地实现了互补。这种最初源于英国田园城市的理念，在香港的这片不足一平方公里的核心城区，率先开创了华人社区绿色高效活力动感的典范，成为亚洲拥挤文化背景下城市中心区空间设计的成功模型。

关键词：

华人社区；高密度；城市中心区；香港；铜锣湾

虽然高密度城市往往被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是与环境恶劣、过度拥挤、资源匮乏、犯罪滋生相联系，但对于人口拥挤的亚洲东南部城市，高密度复合型的单元模式已成为中心城区发展的唯一出路[1]。在此前提下，哪种城市空间单元模式能够在保证城市高效运转的同时，兼顾生活品质与城市活力，成为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来自纽约的经验和设想很早就显示出紧凑型城市独特的魅力和优势[2]，而香港中环、铜锣湾，东京的新宿、银座等充满活力的中心城区，则为高密度活力社区的研究提供了成功的范本。本文通过对香港铜锣湾商业中心和维多利亚公园互补模式的研究，探讨华人聚集的高密度城市中心区的空间形态特征，为我国大陆城市中心区的规划设计和更新提供经验和启示。

铜锣湾南部靠山，北侧临海，自然环境等外部空间的阻碍和限制使商业用地范围内的建筑物被迫高密度垂直发展，由此形成了特殊的空间感受。一个负担着如此之高的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的核心城区商业地段，引发了人们密集的行为活动和紧张的生活节奏，更激发出非同一般的效率和活力。正如商业活动高效的特点一般，维多利亚公园利用率也显得如此之高，在承载了游憩、休闲、集会、交通等活动和履行城市景观职能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城市形象。这种开放式互补型的城市中心区单元的空间设计模式，体现了华人社区高密度和拥挤的基本特征[3]，对于当前发展紧凑型[4]的绿色城市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1香港铜锣湾商业中心和维多利亚公园概况

铜锣湾(Causeway Bay)位于香港最繁华的港岛北岸，湾仔与北角之间的心脏地带，交通便利，四通八达。铜锣湾商业中心区①占地约21hm2,前身是电车厂改造的时代广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这里车水马龙、人潮涌动、高楼林立、非常繁华。作为租金名列世界前列的黄金商业地段②,铜锣湾已成为香港最主要的商业区之一：时代广场、崇光百货、三越百货等大型购物中心新老呼应，酒店、餐厅遍布街头巷尾,时尚潮流奢侈品琳琅满目。同时,铜锣湾也是香港著名的旅游景点，人们常说这里极尽巴黎的奢华，米兰的典雅,伦敦的经典和纽约的简约，集现代与市井于一身，尽显国际都市的魅力。

然而，就在这块寸土寸金的宝地,却坐落着香港最大的城市公园——维多利亚公园。维多利亚公园位于香港岛铜锣湾高士威道,铜锣湾商业中心区东侧，占地约17hm2。维多利亚公园建于1955年，与铜锣湾一样，最初由20世纪50年代大型填海工程得到的土地发展而来，入口处维多利亚女皇的铜像和中央大草坪已成为城市景观的标志。维多利亚公园北侧以茂密树林为主，南侧以体育运动场地为主，设有游泳池、慢跑道、网球场足球场等球类场地，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休闲交流场所。

维多利亚公园最初正是基于解决高密度中心城区的人们对休憩环境和公共空间的需求发展而来，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这一地段超高强度商业资本对城市的侵袭和垄断，丰富了市民对城市公共生活的体验和感悟，成为最受市民欢迎的城市中心公园和节日庆典的最佳场所。维多利亚公园在混凝土森林中劈开一块绿洲，与铜锣湾商业中心相得益彰，使得这一地段更加活力十足，得到了公众的普遍认同。

2铜锣湾空间模式的形成背景和条件

2．1香港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

匮乏的资源、多山的地形、众多的人口，一度是困扰香港城市发展的难题，而这非但没有成为城市发展根本性的制约瓶颈，反而为高密度、紧凑型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先天优势。香港总面积约1104km2，但境内多为山地．只有少量土地可以作为城市用地，城市的地理环境约束了城市向外扩张的可能，建成区面积只占整个城市面积的15.6％．长期以来城市发展主要集中在维多利亚湾两岸，建筑物见缝插针般发展，从而使得建成区内的人口密度达到了超乎寻常的程度[1]。铜锣湾地处港岛北岸的黄金地带，很早就成为香港商业活动的聚集地。

2．2香港独特的城市发展历程

独特的城市发展历程，使香港的城市发展因地制宜，既受到英国等西方国家规划思想的直接影响，同时也吸收中国文化传统和华人社会结构的影响，中西融会贯通。香港自1842年起被英国租占的100多年中，殖民资本的介入对于城市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5]，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和英国殖民主义城市规划体系的导入对城市近代化的贡献举足轻重。

香港的城市近代化自二战后开始起步[6]，而此时恰恰是1944年版和1946年版大伦敦规划制定的时期，来自伦敦的经验和启示无疑对香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铜锣湾此时始建货仓、写字楼、住宅、马场等、并开始填海建设，步入发展时期。自20世纪70年代起，香港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不但成为世界级的金融中心，而且在城市交通、环境保护、公屋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在这种背景下，铜锣湾商业中心区逐步形成，并在第一代避风塘的基础上发展出维多利亚公园，由此铜锣湾商业区和维多利亚公园的互补模式逐渐成熟成为香港城市黄金品牌的标志之一。

2．3华人社区高密度的先天优势

作为一个高密度城市中心区空间模型的典型范本，铜锣湾地段的成功无疑与其所处的亚洲东南部地区人口特征和华人社会发展背景息息相关[3]。

首先，高密度是许多亚洲东南部城市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重要特征之一。据统计，2008年香港的总人口700.89万人，平均人口密度6354人／km2，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超过17500人／km2，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虽然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会导致许多社会问题，例如犯罪率高、心理疾病，以及城市环境恶化等，但对于许多亚洲东南部城市来说，受突出的人口与土地资源之间矛盾等发展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