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文学接受中的文化过滤与文学变异

收稿日期：2010-08-2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文学变异学研究”（07BWW004）作者简介：李

丹（1979-），女，四川眉山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比较文学中传统的影响研究存在着浓重的重视影响者而轻视接受者的倾向，“影响”被当作一个永恒不变的、至高无上的事实，在它的背后凸显的则是影响者的绝对权威。至于接受一方，则一直扮演着消极、被动的角色，似乎文学交流活动就是从发送者到接受者的单向度流程。在倡导文化多元主义的今天，传统影响研究的这种倾向愈益暴露出其局限性。20世纪60年代后接受美学兴起，

它肯定接受者在文学交流活动中的能动性、选择性、创造性，从而开启了传统影响研究的现代转型。而在此之前，现象学和解释学已经为破除作者中心、凸显读者作用奠定了哲学基础。海德格尔对“先行结构”、伽达默尔对“成见”的强调，从理解的本体论性质的角度，肯定了读者对文本意义的创造作用。

文学交流活动中接受者的主体性、

选择性、创造性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就是文化过滤。文化过滤是指跨文化的文学交流中，接受者根据自身的文化传统、现实语境、价值标准、审美习惯等对交流信息进行选择、移植、改造、重组，它的结果就是源交流信息在本土语境中的变异。对文化过滤的研究有助于揭示文学变异的机制及其规律，也有助于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发挥文化交流中弱势文化一方的能动作用，反对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主义。

任何文学交流都是以文化过滤为前提的。这是因为任何文化一旦形成，

就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稳定性、内聚性，因而在面对异域文化的时候，或多或少会表现出抵御和排它。文学交流中本土文化遭遇异域文化的情形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异域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对接受者一方进行强制性的文化灌输或潜移默化的文化渗透；另一种是接受者一方出于发展自身文化的需要，向异域文化中有利于自身的因子主动“拿来”。在这两种情况中，文化过滤都是相伴始终的。第一种情况，接受者一方可能采取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

以自身的文化传统、文化习性作为防御异域文化入侵的武器，使异域文化的传播受到一定的限制，使接受成为文化过滤之后的接受。第二种情况，接受者依据自身的情况对异域文化进行辨别、选择、改造，吸收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部分，过滤掉其与自身发展不相适合的部分。这种情况下文化过滤的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有时经接受者积极选择、

过滤、改造后的文化甚至与原文化相比已经面目全非。韦斯坦因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影响都不是直接的借出或借入，逐字逐句模仿的例子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绝大

多数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都表现为创造性的转变。””

［1］

（P 29）接受者的这种能动性是文化交流史上从来就存在、而我们的文学研究史上却长期忽视的事实。当下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文化交流中决定影响源能否对接受者发生有意义的影响的最重要的因素，可能并不是影响源本身，而是接受者一方的社会环境、时代要求、历史传统等。

“在一定程度上说，影响者的命运与效应此时由接受者来决定。”

［2］（P 92）

文化过滤和文学变异的存在，提示了两种文化中不可通约的部分，也鲜明地彰显了各自的文化特性。产生文化过滤的深层原因乃是各自文化模子的不同。

叶维廉教授在《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运用》中指出了东西方由于其文明肇始之初确立的根本价值原则的分歧而导致各自有着不同的文化模子，包括不同的“观念的模子”、“美感经验形态”和“语言模式”等。两个文化模子有叠合处也有不叠合处。其叠合处反映了人类思维的共相，是文学交流的基础。而其不叠合处反映了东西方文化各自的特性及其不可通约性，是文化过滤的所在。一般说来，文化的差异性越大，文化过滤的程度就越高，接受者的创造性接受也越明显，

源信息的变异性也越大。总的来看，接受者面对影响者的文化渗透，从本民族立场出发，组成了多层面、多角度的文化过滤之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因素。

跨文化文学接受中的文化过滤与文学变异

李

丹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66）

摘要：据接受理论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研究跨文化的文学接受中的文化过滤与文学变异现象，

重点分析造成文化过滤的原因是：接受者一方的现实语境、语言翻译、传统文化因素、接受者的个体接受屏幕等。并力图通过对文化过滤的分析来揭示跨文化文学接受中的变异机制。

关键词：文化过滤；文学变异；影响；接受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0）06-01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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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6期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一、现实语境

外来影响的发生，从历史的角度看，决不是一种孤立和偶然的现象，而是首先源于接受者一方的社会状况、时代环境对另一种文化的深刻的内在需求。接受者一方往往根据自身现实语境的需要，而对外来文学的质素进行过滤，使其发生适合于自身需要的变异。从这个角度上说，一个民族文学对外来文学的选择和接受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史事件，而是一个社会学事件、一个历史事件。因此韦斯坦因指出：“文学‘接受’的研究指向了文学的社会学和文学的心理学范畴。”［1］（P47）并强调应“对政治和社会的因素在形成文学原则过程中的作用作细致的探讨。”［1］（P55）

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作为一个母题人物，被历代的作家所书写、塑造。从古希腊的赫西俄德、埃斯库罗斯到18世纪的歌德、19世纪的拜伦、雪莱，都曾创作过情节不同、性格各异的普罗米修斯故事。而这些而作家们创作时的现实语境，正是其对一些情节质素进行过滤并造成普罗米修斯形象变异的重要原因。

据赫西俄德《神谱》记载，在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在进贡时杀死一头公牛，把好肉留给自己，而把肥肉和骨头伪装起来作为贡品送给宙斯，宙斯受骗后把火藏起来作为报复，普罗米修斯则盗火送给人类。为了惩罚普罗米修斯的这一新错误，宙斯把他绑在悬崖上，派神鹰啄食他的肝脏。因此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形象具有双重性，既是创造者和慈善者，又是阴谋者和反叛者。古希腊雅典民主制极盛时期的剧作家埃斯库罗斯采用了普罗米修斯的题材。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埃氏着重歌颂了普罗米修斯为民主和正义而斗争的崇高精神和雄伟气魄，而完全过虑掉了神话原型中普罗米修斯形象阴险狡诈的一面。在普罗米修斯从神话原型到文学形象的这第一次转变中，其性格的变异正是源于当时现实语境的要求。在埃氏创作的当时，雅典民主派反僭主专制的斗争进行到白热化的程度。面对此斗争，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作为骗子和阴谋者的一面是埃氏不认同的，而他坚决反抗宙斯专制统治的一面，则是当时的时代精神所迫切需求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剧中宙斯专制横行、残忍暴戾，实际上是雅典专制时期僭主的形象。普罗米修斯反抗专制、不怕牺牲，是为民主政治而斗争的雅典民主派的化身。可见作为全新的普罗米修斯形象的创造者，时代精神、现实语境是如何制约着埃氏对神话人物性格的过滤和变异。

但在埃氏剧中，最终普罗米修斯以和解的态度结束了同宙斯的冲突。悲剧的结局流露出奴隶主贵族出身、政治上属于民主派的埃氏想要调和民主派和贵族派矛盾的愿望。面对埃氏剧作一直以来的强大影响，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再次选取了普罗米修斯的题材。在其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雪莱修改了埃氏剧中普罗米修斯同宙斯和解的结局，不论是奉旨前来游说的麦鸩利的威逼劝诱，还是掌握恐惧、猜忌、怨恨的鬼魂的精神折磨，都无法使普罗米修斯低下高傲倔强的头颅。结局是朱比特被冥王推翻，普罗米修斯被释放，全宇宙一片光明和欢腾。雪莱创作的当时，正值法国大革命失败、神圣同盟力图复辟实行专制统治的黑暗时代。雪莱虽然佩服埃斯库罗斯“登峰造极的艺术”，但决难认同那种“叫一个人类的捍卫者同那个人类的压迫者去和解”的结局。［3］（P2）因此诗剧歌颂了普罗米修斯反抗专制压迫、推翻暴君的永不妥协的精神，并展示了斗争胜利的光辉前景，起到了在黑暗时代鼓舞人民斗志的作用。

可见不论是埃氏还是雪莱，他们对外来文学影响的选择性接受、对普罗米修斯性格特质的过滤及情节结局的变异处理，都是与作家创作时的现实语境密切联系的，是服务于当时的现实需要、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的。普罗米修斯作为一个神话原型人物，既古老又年轻，他在一个个新的时代语境中，面对一个个新的问题，而一次次地焕发新的活力。

二、语言翻译

不同民族间的文学影响得以发生，往往是要经过翻译这一特殊媒介的。而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一个负载着独特民族文化内涵的系统，因此语码间的转换不可能完全等值地进行，语码转换过程必然会造成一些文化信息的增添、失落、扭曲、变形。同时，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由于其“前见”或“先结构”，在理解上也不可能完全忠于原著。因此翻译造成的文化过滤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因素，而是文学在两种语言间穿行时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

先看译者的因素。翻译在当今文化研究的背景下，已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的范畴，而带上了阐释学、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等的色彩。英国学者斯坦纳在《通天塔——

—文学翻译理论研究》中提出了“理解即翻译”的观点，也即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转换，翻译的问题首先是一个理解和阐释的问题，就我们的论题而言，则是译者对另一民族、国家的现实生活、自然状态、价值观念等的理解和阐释。

按照阐释学的观点，理解和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绝对的“忠实、准确”是不可能的，而变异则是必然的。阐释学起源于传统的解经学，解经学的目标是消除误解以达到对原文的正确客观的理解。而在海德格尔看来，所谓正确客观的理解是根本不存在的。海德格尔是从本体论而非方法论的立场上来看待理解的。他认为理解是“此在”在世的基本方式、即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因此理解就不是一个方法论问题，而带有“此在”的本体论性质。人的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解是一种在时间中发生的历史性行为，它总是受到“先结构”的制约，不存在超越时间和历史的所谓纯客观理解。由于理解的历史性，作为原作第一读者的译者必然不能摆脱“前见”或“先结构”而获得对原作的正确客观的理解。罗兰·巴特高呼“作者死了”，读者获得了空前的自主权，翻译中的过滤和变异就是必然的了。

其次，语码转换过程造成的文化过滤和变异。俄国形式主义提出“形式即意义”，文学作品的内涵意义总是与其特定的外在形式结合在一起，甚至可以说，文学作品的外在形式本身就具有独立的意义。尤其在欧美后现代的文学创作中，这种形式主义的倾向更是登峰造极。而由于语言的差异，正如奈达指出，翻译只能是翻译内容，要在译语中再现原语作品的形态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中国古典诗歌，其意境营造、其无以言传的魅力，是与其格律工整、平仄相和、音韵铿锵密不可分的。而一旦翻译成英文，即便能再现原诗的内容，原诗浑然天成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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