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中资本积累vs中国语境下温州模式

《国富论》读后感

—浅析资本主义资本积累与中国语境下的温州模式《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亚当斯密一生最为杰出的著作。有学者评价这本书，说它是一部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国富论》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现实的内容，成为在经济学领域的不朽之作，也奠定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而今，《国富论》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经济学领域，在更广范围内，例如社会学领域，历史学领域，都产生着重要的指导和教育意义。

我们这里所做的理论浅析，主要涉及《国富论》中关于资本的积累和流通方面。一本著作的最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借助它了解历史走过的路，并借助其经验或者教训来指引我们现今的蓝图建设。因此，《国富论》我们要读，而且要有所感悟，从西方资本的积累模式和流通方式中，看出现时代中国语境下的资本的发展状况。之所以谈及温州模式，是因为，从小到大一直有种情结，或许是因为父亲的过度提及，又或是媒介的造势传播，对温州的经济发展模式一直是我希望去读懂的一种发展。以前对于温州模式的认识，不过只停留在私企、民营等层次上，想那只不过是小范围的经济繁荣，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一个角落而已。如今随着温州人在中国经济体制下的卓越表现，财富的不断扩张和积累，他们在这个时代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越发值得深究。

前段时间热闹一时的“吴英案”又将这种小范围的经济发展模式推上风口浪尖，之所以这样讲，源于二者之间的契合点，关于民间集资的问题。有数据显示目前就浙江的民间资本数额已达到七八千亿左右，而温州市的民间资本积累已超过6000亿元。江浙一带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民间集资进而投资所带来的。就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尤其在江浙地区，存在着一些人很有钱，而有些人却很缺钱，比如中小企业者。民间集资借贷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这些中小企业的复兴，给予了他们重新走向复苏的活力。

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写道：“一对钻石带扣，或者其他无用的奢侈品，

对于一千个奴隶来说，可以换的一年的生计，可是对地主来说，除了满足虚荣心并提高自己的身价以外，什么都不是。”其实资本对于所有者而言，也是如此，那些无尽家财和资本的所有者，对于他们而言，金钱货币只不过成为一个数字，而对于那些急需周转而且尚未摆脱贫穷的人来讲，那些财富可以获得生存的延伸。当然这里涉及的就有关财产分配和奉献的事情，有些外扩。回归正题，江浙的经济突围在很大程度上正源于民间集资的投资带来的利滚利，其实不难发现，温州经济模式很少涉及股票这类的投资项目，他们大多是投资实业，所以就会出现难以平息的“炒楼”、“炒油”，还有前段时间的传说的“炒蒜”“炒盐”等等。

起初温州的集资渠道主要在局部范围内，主要是亲朋之类，后来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集资的范围也相应扩大，官方的、民间的、半官方半民间的，各种性质的平台陆续搭建，企图为温州民间资本寻找出路。关于风险投资的各类培训班等在温州密集出现，现在已经有很多具备一定实力的温州企业家，组成一定规模的投资基金后，再去找专业的基金公司、阳光私募。

在美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私募基金的方式引导社会民间资本进入资本市场，投入国家鼓励的产业与行业，在为“游资”找到出路的同时，更为产业顺利升级换代提供了可靠的资金保障，促进了美国国家产业模式的转型和升级。据有关人士介绍，2004年以后的宏观调控以及2008年世界金融风暴中，浙江中小企业接二连三地倒闭，其中不乏民间资本的“推手”。而企业资金链“缺血”就用“高利贷”补充。每天千分之三的利息令借贷企业不堪重负，结果两败俱伤。温州监管分局与市政府金融办负责人曾透露，当地正在建设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以及未上市公司股权营运中心、温州股权投资基金、小额贷款公司与上市企业等，把民间地下资金“阳光化”，引导其进入国家金融管控体系。

在法律上，关于民间资本和民间借贷的规定有所不足，正因为如此，也使得“吴英案二审“的出现，不过正因为在不断出现的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法律的不断完善和进步，肯定民间小型贷款和集资的合法化，鼓励中小型企业的使用集资手段来借势，实现自己的恢复计划。

而另一方面，正如亚当·斯密提出的观点，通过限制进口，奖励出口，来减

少资本外流，加强资本的内部流通和外部资本的进入。我们反观温州的资本发展状况，相对浙江其他的市区而言，温州的资本引进度在市级排名中排名第八，排在舟山等之后，它更多的强调内部资本的流通，更少的关注外部资本的引进。可是在现阶段市场的不断交流中，我们可以得知把资本仅仅圈陷在小范围中，只能陷入循环的怪圈，要是想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资本的作用，就必须勇敢的走出去。

在全球化背景下，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要实现产业升级转型，仅仅靠自己的企业家、现有的资源，实在力有未逮。但通过以民引外、中外合璧，就能使我们的民间资本和国外的产业资本结合起来，使新的生产要素、新的产业升级途径，能够为我所用、所借鉴，使得以温州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在新的开放格局中，形成产业的转型升级。为民间资本有所限制的同时，其实做的是经济转型升级这样一个大课题。

其实《国富论》中亚当·斯密的所谓限制进口或许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自由贸易的肆意扩张。不过现在有关数据显示，我国民间资本最为充裕的东部沿海地区，现在又数以万亿计的民间资本如无根的浮萍在市场上空飘荡，他们目标不定，左冲右突，时进时出，哪里有获利“缝隙”便一窝蜂地往哪里钻，主动或被动地扮演着市场“搅局者”的角色。所以有人说“温州资本现在只有知名度，没有美誉度”，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新闻炒作的效果和社会上一些人的仇富心理。不过另一方面温州民间资本也该反思，应朝国家产业政策引导的路径投资，多做一些老百姓喜欢、又改变温州人名声的实业投资，不要暴利，哪怕赚取微利都行。温州市有关部门透露，全市上下正在倡导温州资本“走出去”，善行天下，树立温州人的新形象。

但是如何让温州模式走在“阳光”下，现阶段就民间资本向私募股权转型发展而言，温州商人普遍认为“难成气候”。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负责人分析，当地民间资本要成长为私募资本与国际化的投资资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路总要走，但是究竟该如何走，才是温州资本流通和经济发展应该真正考虑的东西。相比较国外的资本的集资，温州民间资本还处于草莽英雄江湖混战时期，其资本掌控能力、学识水平都与前者要求相距甚远。我想，如果要是先温州模式的

新一代的突破和创新，需要的恐怕是新一代的温州人的觉悟和改革，不仅仅是在经济资本的见缝插针，而是真的能够看通经济的脉动，把经济的运作实现更高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在投资环境中，把投资渠道规模化和系统化，有正规的投资渠道和经营模式，而并非一味的进行投机。

从《国富论》中的经济理论中，可以看出西方资本的高级运作，相对温州的野生经营，我们有很大的差距，可是正因为看到差距，我们方知进步的空间。温州模式作为民营资本借贷和投资的先行者，已经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像中国所有的经济体制和模式一样，经历了一系列的辉煌，就必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学会自我突破，就是我们所极力倡导的经济转型，金融改革是一种必然要走的途径，只有经过改革实现自我的约束和规范，才能使温州的资本流通更趋专业化。如果只停留在“炒”的层面，借此获得投资回报的话，那么世界市场无法避免的金融危机将会给温州，乃至中国的投资市场带来又一轮的风险。泡沫经济的命运是化作无有，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些泡沫大肆破裂带来金融伤害之前，将这一汪产生泡沫的水域澄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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