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哲学的历史地位及其前途

彼岸哲学的历史地位及其前途

刘洛

一、哲学的三个世界

物质与精神是人类的两大需求。

所谓哲学，就是系统的思想体系，哲学是人类理性对超验问题的系统回答。哲学中有三个世界（三种哲学）：自然世界（自然哲学）、伦理世界（伦理哲学、政治哲学）和心灵世界（心灵哲学、宗教哲学、形而上学）。前两者合称此岸世界（此岸哲学），后者称为彼岸世界（彼岸哲学）。

自然哲学是哲学的发端，很多自然问题最初是哲学问题，因为在当时这些问题是不可验的。例如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古人没有航天飞机、没有化学元素周期表，所以只能对这些问题作出理想主义的宣称式的回答。泰勒斯认为世界是由水构成的，地球是一个水球，大陆就漂浮在上面；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过去现在将来永远是一团永不熄灭的活火；经院哲学家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有的天体围绕地球作圆周运动。尽管这些观点今天看来可笑，但这却是人类对世界最初的理性思考，剥离掉对物质世界的错误描述，这些宣称中还有很多有价值的形而上学成分。随着技术的进步，知识的累积，自然世界逐渐可验，人类可以给出客观的描述，这样自然哲学就逐渐让位于科学，退出了自然物质的领地。

伦理-政治哲学是人类对社会的系统思考。粗略的讲，伦理哲学是微观的，政治哲学是宏观的。政治哲学可以出自伦理哲学（中国政治哲学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政治哲学也可能不出自伦理哲学而直接出自形而上学。正义和善是伦理-政治哲学的主题。伦理-政治哲学家小心谨慎的处理着“利”这个概念，因为他们认为利归根到底是物质的，而人际才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需求（尽管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伦理政治哲学的特点在于，它是此岸的，又那么的带有精神性；它是实用的，又那么的带有燃烧感。伦理政治哲学没有自然哲学的肤浅，也没有心灵宗教哲学的晦涩，谈论它既优越又平实，既冲动又安全，所以它一直居于哲学的中心地带。在中国，孔子的仁爱总是大于天命，孟子的民贵君轻总是大于浩然之气，杜甫大于李白，屈原大于陶潜；在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大于理念论，孟德斯鸠大于贝克莱，马克思大于黑格尔。

心灵-宗教-形而上学，彼岸世界的哲学，哲学的皇冠。一个伟大民族的真正精华在于她对彼岸世界——这个过去不可验，现在不可验，将来也必不可验的世界——的描述，人类的至善只能在彼岸世界中实现。庸俗的讲，彼岸世界就是精神的寄托，精神的家园。在西方，早期希腊罗马时代的彼岸世界是以哲学和原始宗教的形式出现的，柏拉图式神秘主义的彼岸哲学与亚里士多德式理性主义的彼岸哲学并行发展，彼岸哲学即使在当时没有压倒此岸哲学，那也至少取得与其分庭抗礼的地位；中世纪，随着基督教优势地位的确立，彼岸哲学彻底宗教化了，尽管经院学派有其幼稚、腐朽、封闭的一面，但彼岸哲学确实在此时达到了一个巅峰，西方第一次无限接近“精神的救赎”，虽然这是一种赤贫的、一无所有的接近；近代，哥白尼、开普勒的研究成果将科学从哲学中解放出来，却也不小心彻底打破了上帝之城，伦理政治哲学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勃兴，工业革命带来了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西方开始沉醉于物质文明的胜利，而逐渐将通往彼岸之路抛之脑后。尽管近代西方诞生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形而上哲学家（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但彼岸哲学却在现代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彼岸世界从未像今天一样被弃之不顾。面对西方在物欲横流中的裸奔，纷繁杂扰的现代主义以一种怪异、凄厉的方式表达着强烈的不满，但它只具有破坏性而不具有建设性。在西方，高等级的精神荒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彼岸哲学总有一天会被重新“发现”，迎来一场复兴，与中世纪不同的是，这一次“精神救赎”将是衣着光鲜充满自信的。

印度，谜一样的存在，有人说她至今还是一个彼岸的世界。

二、从孔孟到《中庸》到程朱陆王——中国哲学的形而上之路

中国的彼岸哲学一以贯之的存在于1949年之前。中国的彼岸哲学是心灵-形而上的，而西方和印度是宗教-形而上的。这种差异无所谓优劣，因为理性与神秘只有一步之遥，心灵与宗教有时也不分彼此。与西方彼岸哲学救赎的主题不同的是，中国哲学家几乎无一例外的认可彼岸世界的内涵就是“自由自在的活着”，传统的说法是“内圣”。但对于彼岸世界的外延即什么是“自由自在的活着”？怎样才能达到自由自在的活着？哲学家们对此争论不休。儒家和道家（后来是禅宗）对此给出了最系统的答案。（法家是一群可耻的、功利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他们的鼠目寸光根本就看不到彼岸的价值包括其政治价值，他们的机会主义搞坏了中国，他们的可悲下场也应了那句“自作孽，不可活”！）

对于第一个问题，儒家认为自由自在的活着就是“为而无求”（孔子），是“应物而不滞于物，顺情而不滞于情”（新道家），是“坐忘”（新道家），是“存天理”（朱熹）。对于第二个问题，儒家认为应该“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应该“格物致知”（朱熹），应该“顿悟”（王守仁）。儒家的通往彼岸之路是积极的。

对于第一个问题，道家认为自由自在的活着就是“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海”（杨朱、庄子），是“返朴、归真”（《道德经》），是发扬人的本能，大鹏扶摇直上九万里，斥鷃在林中投来投去，大鹏不必去做斥鷃的事情，斥鷃不要去想大鹏的事情，各得其所（庄子）。对于第二个问题，道家认为应该保全自己，遗世独立（杨朱），应该弃绝智慧，无欲则刚（《道德经》），应该以理化情，无名无功（庄子）。道家的通往彼岸之路是消极的。

最初的儒家是一个纯粹此岸的哲学流派，它的彼岸化是一个发展过程。孔子的教条是伦理学的，仁义礼孝都是对微观社会的教训。孔子提出了人际的黄金定律——忠恕之道，在积极的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是为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恕。孔子对政治哲学提到的不多，可能是他认为只要每个人都重视修身，同时能够奉行忠恕之道，推己及人，把微观的伦理搞好了，那宏观的政治自然就搞好了。孟子一方面为孔子的伦理哲学打基础，另一方面把伦理哲学推向了政治哲学。孟子认为，亲亲之爱、恻隐之心是人的本性，统治者只要把这两点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就能够实行“仁政”，进而统一天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不论孔子孟子，他们的哲学主要是此岸世界的。虽然后世的儒者争辩说：孔子并不是不知道还有一个彼岸世界，而是他一直在彼岸，所以就忘了说彼岸的事情，道家不厌其烦的告诉世人如何才能到达彼岸，这恰恰是因为他不在彼岸，至少曾经不在彼岸。但是大成至圣先师确实没有教育我们如何才能到达彼岸。

后世的儒者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前仆后继的致力于儒学形而上学化。这其中的佼佼者是《中庸》、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中庸》的作者是一位汉代伟大的思想家，他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为了使其观点更加可信而假托孔子孙子的名字。他的核心观点是彼岸世界就寓于此岸世界中，你吃饭睡觉既是在过此岸生活又是在过彼岸生活，关键在于你有没有意识到。程朱和陆王在形而上的道路上走的更远，他们像一流的西方哲学家一样认识到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形而上的世界。理学和心学从实在论和观念论出发分别论述了这个问题。朱熹认为这个形而上的规律世界是宇宙的心的制造，所以人们只能格物致知去顺应它；王守仁认为这个形而上的规律世界就存在于你我的心中，仅仅是人脑的臆造，所以人只需要顺应内心最深层次的需求——这种需求是善的——就能够到达彼岸世界。

1949年之后，彼岸哲学在中国彻底沦丧，这其中有物质的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盛行，因为马克思主义给彼岸贴了一个“唯心”的标签。马克思主义固然有其真理的一面，但它也有严重的先天缺陷。它不仅在彼岸上无所作为还要求哲学不要去探讨彼岸问题。中国高级精神的荒原至今仍在弥漫。舶来品不是不可以作为一个骄傲民族的思想旗帜，只要在这个旗帜里面是民族精神的内核（就像禅宗之于道家一样）。马克思主义不必承认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