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

湖北日报/2010年/6月/1日/第011版关注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陈会君杨麟今年以来，富士康员工发生惊人的“十二连跳”，一个个年轻鲜活的生命瞬间消失，引起了整个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状况的高度关注。

中华全国总工会5月29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加强对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关心职工的生产生活，使广大职工有尊严地生活，实现体面劳动。

据统计，我国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中，“新生代”占到60%，大约有1亿人。

这些人和他们的父辈不一样，他们在追求更多经济收入的同时，还追求更多的交流和被认同。

农民工与市民虽然共同生存在同一空间，但在社会心理上，农民工却存在着高度疏离感。

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而且由于劳动时间长、工作条件差、工资低等诸多实际困难，心理困扰也随之而来。

不少农民工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自卑、失落、压抑和缺乏归属感等负面心理问题。

心理专家分析，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80后和90后，身心还不够成熟，面对问题有很多困惑，受挫后容易绝望。

如果此时没有足够的支持，帮助他们走出困境，持续的压力会引发自杀的想法。

这一阶段，尤其需要他人的关心和引导。

如何让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走出“心理围城”，专家认为在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疏导措施的同时，最根本的是政府企业和社会应该为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需求提供政策保障，让这些农民工享受体面劳动，融入城市生活。

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访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邓大松一直研究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邓大松谈到最近发生的“富士康员工12跳事件”时，扼腕叹息。

“太可惜了，都是非常年轻的生命！”他告诉记者，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出现问题，根本原因是我国社会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社会矛盾多发的特殊历史时期中，一些企业忽视了劳动者体面劳动的精神诉求。

在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

“体面劳动”正是劳动者的最好“福利待遇”，也是对劳动者付出的最好回报。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很多人来说，自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像其父母辈那样想过再回家做农民。

当看不到靠打工在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时候，身陷这种处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绪问题。

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有生产没生活。

生活就限于三餐和睡觉。

工人彼此间没有交流，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

邓大松认为，这种半封闭化的管理方式不符合中国国情。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繁重、节奏性较强、竞争性较大，同工不同酬，工作努力，对社会期望值较高，然而其回报并不高，这使得他们的心理落差大，当这种不平衡的情绪超过了一定的度就可能会做出过激行为。

邓大松认为，农民工实现体面与尊严之所以步履维艰，主要症结是劳资双方的地位不平等，再加上相关的法规欠缺，因此难以有平等的对话机会；没有平等对话，就意味着一方的屈从与忍受。

此外，企业里工会职能孱弱，政府部门职责缺位，使得这种平等对话的机会更为渺茫。

他建议，企业在管理方面，应该认识到员工是企业生产力的主力军，关心职工的生产生活，让员工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体面劳动。

企业的管理既要合法更要合理，合理加班，尊重员工的人格尊严，关心他们的利益诉求和心理健康，给他们创造发展的空间，给他们更多的希望，使广大职工有尊严地生活，实现体面劳动。

工会应该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服务窗口和维权服务站点，调节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矛盾，确保其基本待遇。

而对于一些短期的高危行业员工，政府应制订强硬的规章制度，保证这些员工在身心受到伤害后，企业能无条件地进行赔偿。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也应该加强自身的承受能力，搞好自我管理、自我调适，缓解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

走出心理围墙今年以来，深圳富士康员工发生“12连跳”，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是怎么了？他们的生存生活状态如何？怎样才能帮助他们走出心理围墙？湖北作为内陆省份，在承接沿海城市产业转移中如何避免此类悲剧重演？记者为此展开了深入的社会调查。

游走城市与梦想之间去年3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鲁萍用4个月时间，针对武汉三区不同行业，发放550份问卷，结合深度访谈的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研究。

调查中，鲁萍发现，他们的工作动机已从简单的赚钱向寻求自我发展的方向转变。

他们消费观念现代，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有着明显进步，新潮的服装、新款的手机都在他们涉猎的范围。

但他们工作耐受力低，换工作频繁，流动性强，50%的人到过2个城市，7.3%的人到过5个以上的城市。

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已贴近城市生活。

社交圈子不再局限于打工老乡，城市市民占他们交友圈子的45%；休息不在拘泥于睡觉、打牌，18%的人选择上网，15%的选择打游戏，5%的人表示会进行一些体育运动。

收入除满足基本开支外，剩余的三分之一都用于休闲娱乐。

鲁萍说：“新生代农民工正在努力融入城市，但城市并没有敞开胸怀接纳他们”，鲁萍说。

他们缺乏对城市的归属感，成为城市之间流动的过客；他们对农村又感到陌生，不会像父辈一样，呆不下去就回农村，鲁萍说，40%的被访者表示“无论如何都留在城市”。

所以，他们的身份已是模糊，认为自己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村人。

由此产生的较低心理满足感，使他们对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反应强烈。

43%的人对目前生活状况有着强烈的落差感，仅17%的人对现状感到满意。

鲁萍说，很多人想在城市实现自己的价值，一半以上的人有自我创业倾向，但城市并没有给他们充足而公平的机会，使他们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愤愤不平。

转型期的迷茫与无助“上述问题的存在，让新生代农民工内心总是处于矛盾与冲突之中”，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任朱志先教授说：“他们看到社会的多姿多彩，却又不愿接受社会的残酷。

”朱志先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们人格普遍较脆弱，缺乏一定的稳定性。

有的农民工从小被迫成为“留守儿童”，或跟着父母辗转各地，要么缺少正常的家庭教育，要么没有稳定的同伴群体和成长环境，最终导致人格发展不完善，“自我概念”不稳定。

所以，他们对生活期望较高，但又对现实环境、自我状态缺乏正确的评估，导致自我定位与社会环境不协调。

湖北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冯桂林进一步解释，他说，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两个转型期的交织之处，其外界环境是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转型期，而微观个体又处于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型期，他们从心理、物质、技能等多方面都没有做好准备，社会又缺乏很好的引导。

冯桂林说，他们年轻、充满活力，通过网络对外面社会的形势、变化有着比父辈更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有着强烈的现代角色意识，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但从小较为顺利的成长环境又使得他们缺乏上一辈的吃苦精神，看到城市的灯红酒绿又急于成功，巨大的反差让这些心理尚未成熟的打工者难以适从，容易产生抑郁、焦虑、厌世等心理问题，最终造成行为上的偏差。

心理支撑系统待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呈现出新的心理特征与需求，“12连跳”之所以在深圳，不是在武汉或者其他二线城市发生，朱志先说：“因为在深圳，人们的心理缺乏支撑系统。

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外来务工人员都是从各省汇集那里，而武汉的民工主要是省内的为主，他们不存在文化的不适应，而且很多都是举家到汉务工，家庭模式被直接复制过来，家庭的支撑没有丧失。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神经精神病研究所所长王高华将精神比喻为一座墙，他说“墙”是否倒塌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本身是否牢固，二是是否有外界因素干扰，三是支撑系统是否完善，如果说出现心理问题已经是一座有裂缝的“墙”的话，如果缺乏支撑系统，不断累积的压力得不到控制性释放，最后会以毁灭式的方式得到解决。

对于支撑系统的建立，冯桂林建议，社会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不能停留于提供工作信息的初级阶段，就业与失业之间有着漫长的待就业过程，这个过程是心理最易偏差之时，因此，就业服务机构还应提供讲座、培训、心理援助等配套服务。

对于用人单位而言，朱志先建议启动心理筛查机制，在招聘及工作中，通过不定期心理测评的方式关注员工心理变化，对重点人群实行监控与援助。

同时，成立固定的心理援助组织，不定期开展精神卫生知识讲座，让员工正确认识自己与社会环境，提高心理适应能力与危机处理能力。

青春何处安放——三名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剪影他们年轻，他们有梦，他们也愿意为之奋斗。

只是，城市的速度总是那么快，城市的生活扑面而来，他们在融入城市的踉跄中，奋斗着、挣扎着。

5月26日，22时10分，李浩将厨房的食材收拾好，脱下白色的厨师服，点燃一支烟，走在昏黄的路灯下回六人间的宿舍睡觉。

1989年出生的他6年前从农村到汉打工，送过快餐，安装过水电，也到小印刷厂当过工人。

每天12个小时的工作强度让他觉得很累，但他不想一辈子打工，他给自己压力，要当厨房“老大”，要开自己的店。

从送快餐时的300元每月到现在，他已拿到1800元每月，为了开店，他每月攒1500元。

父亲要他相亲，他拒绝了，他说：“从农村出来，一无所有，不想给家里增加负担。

”年过五旬的父母也在汉口某餐馆打工，他很担心父母的身体。

他想买房，但房价涨得太快，李浩说：“以我现在的工资，10年才能攒够首付，期间，自己不结婚，父母不生病，房价也不要再涨。

虽然熟悉这里，但还是觉得跟武汉很遥远，这里消费这么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开上自己的店，买上自己的房。

”5月27日，12时20分，记者拨通罗雪梅的电话，她说声音很小，她刚用一个月的工资1500元买了一款3G手机，有触屏、手写功能，正试用着耳机通话。

她在广州某厂做着服装采购，曾在武汉某打印店做过事，300元每月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到黄冈电子信息学校进修了2年，毕业后和同学南下到了广东。

她说：“我想见见外面的世界，见了世面后，再回武汉创业。

”而她所说的创业就是和男朋友开一家服装店，她说：“我还打算开一家网店，网店不要租金，不用交税，如果自己的实体店亏本，能用网店的盈利填补，减少风险。

”没事的时候，她和同龄工友会去K歌或上网，他们也关注最新的电影，留意新出的电子产品。

5月28日，23时10分，祁森还坐在黄鹂路上某网吧打着游戏，作为网管的他说这份工作让赚钱和玩游戏得到了很好结合。

虽然每月只有750元，但已经够他花了。

1992年出生的他从小跟着在汉做生意的父母长大，自己不想读书了，家里也不需要他赚钱。

谈起老家，他说很陌生，从小长在武汉，已经非常熟悉这里，“老家就是一年去一次的地方”，他说。

对于未来的打算，他说先混着，年后跟亲戚去广东打工，至于再如何发展，边走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