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

湖北日报/2010年/6月/1日/第011版

关注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

陈会君杨麟

今年以来，富士康员工发生惊人的“十二连跳”，一个个年轻鲜活的生命瞬间消失，引起了整个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状况的高度关注。中华全国总工会5月29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加强对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关心职工的生产生活，使广大职工有尊严地生活，实现体面劳动。据统计，我国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中，“新生代”占到60%，大约有1亿人。这些人和他们的父辈不一样，他们在追求更多经济收入的同时，还追求更多的交流和被认同。农民工与市民虽然共同生存在同一空间，但在社会心理上，农民工却存在着高度疏离感。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而且由于劳动时间长、工作条件差、工资低等诸多实际困难，心理困扰也随之而来。不少农民工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自卑、失落、压抑和缺乏归属感等负面心理问题。心理专家分析，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80后和90后，身心还不够成熟，面对问题有很多困惑，受挫后容易绝望。如果此时没有足够的支持，帮助他们走出困境，持续的压力会引发自杀的想法。这一阶段，尤其需要他人的关心和引导。

如何让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走出“心理围城”，专家认为在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疏导措施的同时，最根本的是政府企业和社会应该为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需求提供政策保障，让这些农民工享受体面劳动，融入城市生活。

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

——访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邓大松

一直研究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邓大松谈到最近发生的“富士康员工12跳事件”时，扼腕叹息。“太可惜了，都是非常年轻的生命！”他告诉记者，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出现问题，根本原因是我国社会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社会矛盾多发的特殊历史时期中，一些企业忽视了劳动者体面劳动的精神诉求。

在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体面劳动”正是劳动者的最好“福利待遇”，也是对劳动者付出的最好回报。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很多人来说，自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像其父母辈那样想过再回家做农民。当看不到靠打工在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时候，身陷这种处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绪问题。

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有生产没生活。生活就限于三餐和睡觉。工人彼此间没有交流，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邓大松认为，这种半封闭化的管理方式不符合中国国情。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繁重、节奏性较强、竞争性较大，同工不同酬，工作努力，对社会期望值较高，然而其回报并不高，这使得他们的心理落差大，当这种不平衡的情绪超过了一定的度就可能会做出过激行为。

邓大松认为，农民工实现体面与尊严之所以步履维艰，主要症结是劳资双方的地位不平等，再加上相关的法规欠缺，因此难以有平等的对话机会；没有平等对话，就意味着一方的屈从与忍受。此外，企业里工会职能孱弱，政府部门职责缺位，使得这种平等对话的机会更为渺茫。

他建议，企业在管理方面，应该认识到员工是企业生产力的主力军，关心职工的生产生活，让员工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体面劳动。企业的管理既要合法更要合理，合理加班，尊

重员工的人格尊严，关心他们的利益诉求和心理健康，给他们创造发展的空间，给他们更多的希望，使广大职工有尊严地生活，实现体面劳动。

工会应该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服务窗口和维权服务站点，调节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矛盾，确保其基本待遇。而对于一些短期的高危行业员工，政府应制订强硬的规章制度，保证这些员工在身心受到伤害后，企业能无条件地进行赔偿。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也应该加强自身的承受能力，搞好自我管理、自我调适，缓解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

走出心理围墙

今年以来，深圳富士康员工发生“12连跳”，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是怎么了？他们的生存生活状态如何？怎样才能帮助他们走出心理围墙？湖北作为内陆省份，在承接沿海城市产业转移中如何避免此类悲剧重演？记者为此展开了深入的社会调查。

游走城市与梦想之间

去年3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鲁萍用4个月时间，针对武汉三区不同行业，发放550份问卷，结合深度访谈的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研究。

调查中，鲁萍发现，他们的工作动机已从简单的赚钱向寻求自我发展的方向转变。他们消费观念现代，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有着明显进步，新潮的服装、新款的手机都在他们涉猎的范围。但他们工作耐受力低，换工作频繁，流动性强，50%的人到过2个城市，7.3%的人到过5个以上的城市。

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已贴近城市生活。社交圈子不再局限于打工老乡，城市市民占他们交友圈子的45%；休息不在拘泥于睡觉、打牌，18%的人选择上网，15%的选择打游戏，5%的人表示会进行一些体育运动。收入除满足基本开支外，剩余的三分之一都用于休闲娱乐。鲁萍说：“新生代农民工正在努力融入城市，但城市并没有敞开胸怀接纳他们”，鲁萍说。他们缺乏对城市的归属感，成为城市之间流动的过客；他们对农村又感到陌生，不会像父辈一样，呆不下去就回农村，鲁萍说，40%的被访者表示“无论如何都留在城市”。所以，他们的身份已是模糊，认为自己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村人。

由此产生的较低心理满足感，使他们对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反应强烈。43%的人对目前生活状况有着强烈的落差感，仅17%的人对现状感到满意。鲁萍说，很多人想在城市实现自己的价值，一半以上的人有自我创业倾向，但城市并没有给他们充足而公平的机会，使他们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愤愤不平。

转型期的迷茫与无助

“上述问题的存在，让新生代农民工内心总是处于矛盾与冲突之中”，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任朱志先教授说：“他们看到社会的多姿多彩，却又不愿接受社会的残酷。”

朱志先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们人格普遍较脆弱，缺乏一定的稳定性。有的农民工从小被迫成为“留守儿童”，或跟着父母辗转各地，要么缺少正常的家庭教育，要么没有稳定的同伴群体和成长环境，最终导致人格发展不完善，“自我概念”不稳定。所以，他们对生活期望较高，但又对现实环境、自我状态缺乏正确的评估，导致自我定位与社会环境不协调。

湖北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冯桂林进一步解释，他说，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两个转型期的交织之处，其外界环境是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转型期，而微观个体又处于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型期，他们从心理、物质、技能等多方面都没有做好准备，社会又缺乏很好的引导。

冯桂林说，他们年轻、充满活力，通过网络对外面社会的形势、变化有着比父辈更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有着强烈的现代角色意识，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但从小较为顺利的成长环境又使得他们缺乏上一辈的吃苦精神，看到城市的灯红酒绿又急于成功，巨大的反差让这些心理尚未成熟的打工者难以适从，容易产生抑郁、焦虑、厌世等心理问题，最终造成行为上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