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化的先驱

十九世纪末，西方传教士接踵而来，在传播福音时他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中国的老百姓文盲太多，无法读懂《圣经》。为此，这些传教士发明了用罗马字拼写方言，再以这种拼音文字印刷《圣经》。这样的方言拼音字，有十几种，最成功的是闽南话罗马字，称为“话音字”。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使用这种文字的有十几万人，分布在闽南、台湾及南洋。当时南洋的华侨，也流行用这种拼音字写家信，厦门邮电局平均一天要收到这样的信两百多封。用这种文字出版的书刊，除了宗教读物，还有科普、文学读物，甚至古籍的翻译，计一百多万种。然而，由于这种拼音字教会的色彩太浓，又是用于书写方言，政府不予提倡，任其自生自灭，文革之后已近绝迹。我小时候还见到老太太用这种文字互相通信，现在恐怕是完全绝种了。

这种闽南话罗马字是外国人发明的，它的成功促使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摸索汉字的拼音化。提出汉字拼音化方案并加以试行的第一个中国人是厦门同安的卢憨章。

卢憨章生于1854年，卒于1928年，出生农家，几个兄弟中只有他一人读书。他九岁入学，十八岁应考落第，二十一岁去新加坡学了三年英文，回国后在厦门的日光岩设学，“西人习厦语，华人习英语者，均奉以为师。”并帮一位英国传教士编《华英字典》。二十八岁起开始研究拼音字〔他称为切音字〕，于1892年，出版了中国第一种拼音字方案和第一本拼音字著作《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

先生研究并推行汉语拼音字的目的，是为了救国。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提倡科学，要提倡科学必须普及教育，而要普及教育非使汉字拼音化不可，因为一般人要掌握方块字，要花上十余年的工夫，用拼音字则一蹴而就，“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

先生认为，拼音字有以下几个优越性：一、易学，“字母与切法学完，凡字无师能自读”；

二、易识，“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于即达于心”；三、易写，“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四、有利于文字国际化，“当今普天之下，除中国而外，其余大概皆用二三十个字母切音字”，即使是用中国字的日本，“近有特识之士，以四十七个简易之画为切音之字母，故其文教大兴。”所以我们中国，“切音字乌可不举行，以自异于万国哉！”

先生虽然提倡拼音字，却不认为应该废除汉字。他设想的，是拼音字能与汉字并列，与汉字有同等的地位，可以借助拼音字学习汉字，也可以用它代替汉字，但这并不意味着让汉字从此消失。他的理想，是“若以切音字与汉字并列，各依其土腔乡谈，通行于十九省各府、州、县、城镇乡村之男女，编甲课实，登记数项，著书立说，以及译出圣贤经传、中外书籍。腔音字义，不数月，通国家户户，男女老少，无不识字，成为自古以来一大文明之国矣。”其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卢憨章的切音新字方案共有五十五个字母，其中厦门音三十六个，漳州音加两个，泉州音加七个，还有十个用于拼各地音。这些字母中，有的既表声母，又表韵母，所以实际上用到的字母，只有三十几个，其中采用拉丁字母小写体的有十五个〔ａ，ｂ，ｃ，ｄ，ｅ，ｈ，ｋ，ｍ，ｎ，ｏ，ｒ，ｕ，ｖ，ｗ，ｘ〕，采用拉丁字母大写的有三个〔G，L，R〕，采用希腊字母的一个〔θ〕，另外自创的拉丁字母的变体十七个。

拼法类似于汉字注音的反切，采用双拼法，即“两字合切成音”，每一个汉字〔音节〕由一个代表声母的字母〔或缺声母〕和一个代表韵母的字母构成，这样每个音节最多有两个字母，比现代拼音采用的音素法显然要简短得多。如果我们今天使用的是双拼法拼音，则用拼音输字就要快多了，每个字带声调只须敲三下键盘。双拼法的缺点是要用较多的字母。

先生的切音字方案，非常现代的一点是，已经实行“词素连写，词间分开”，也就是说有了词的概念，这实际上是受当时教会罗马字的启发。同一词之间的音节，他采用短横相连。至于声调，他采用跟现代拼音相似的符号，不过因为闽南话至少有七种声调，所以标法要复

杂些。

这个方案虽然是只用于拼写闽南话，但是先生也提出了全国语文统一的问题。他主张把官话的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把拼写南京话的切音字作为全国通用的正字。他说：“又当以一腔为主脑，十九省之中，除广、福、台而外，其余十六省，大概属官话，而官话之最通行者，莫如南腔。若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则十九省语言既从一律，文话皆相同，而中国之大，犹如一家，非如向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无言也。”南京地处南北交汇，语言具有南方话和北方话的特点，以它为标准音，北方人南方人学起来都较简便，实际上比以过于北方的北京话为标准音要合理。不过后来卢先生为了取得清廷的支持，改提用北京话为标准音，此是后话。

《一目了然初阶》在中国出版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收录的五十五篇汉字对照的切音字读物，全部采用左起横排，比1904年出版的中国第一本横排书《英文汉诂》要早十二年。这些读物，为了做到老少皆宜，都是“男女老少雅俗通晓之文”，“卷首刻里巷歌谣”，“中杂解颐趣语”，收了不少闽南山歌、谚语、民间笑话，实际上是一本通俗读物，比1898年创刊的中国第一份通俗报《无锡白话报》要早七年。

《一目了然初阶》出版后，在闽南很是风行。学这种切音字，“只须半载，便能持笔抒写其所欲言”，而许多外国人也跟着学，“旅闽西人，亦多传其学，称为简易”。第二年，卢先生又出版了《新字初阶》〔厦腔〕，实际上是《一目了然初阶》的节本，主要是为了在家乡推行切音字而编写的。

1895年，卢先生在《万国公报》上发表“凡数千言”的文章介绍切音新字。1898年，卢先生的同乡、工部虞衡司郎中林辂存呈请都察院代奏切音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向政府建议推行拼音字。在这份呈文中，除了列举了推行切音字的种种好处外，还提出了一项很大胆的主张，即人人都须学切音字，却不必都学汉字，汉字“仍留为典要，能者从之，不必以此责令举国之人从事讲求，以疲其材力”“而况民贫财竭，诵读为难，更以艰深繁重之字，责其为学，将何以启中西文明之会耶？”这一观点，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军机处把这份呈文交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详加考验具奏”，然而不了了之。这一年，卢先生应日本的台湾总督的邀请，到台湾主持总督府学务课〔科〕。帮助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办教育，被后人认为是“失节”，丧失了爱国立场。但是卢先生的动机，显然是借机到台湾推行切音字。他一共在台湾住了三年。

1905年，卢先生上北京，向管理新学新政的学部呈缴切音字方案，学部却认为卢先生是根据几年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喻旨呈缴的，而这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已改成专门办外交的外务部，所以竟叫卢先生找外务部〔即外交部〕去。外务部却认为他们是办外交的，不管此事，又叫他回去找学部。这样互相扯皮，拖了一年。

卢先生呈缴的这个方案，叫“中国切音新字”，他与《一目了然初阶》的方案大不相同。第一，它用汉字笔画当字母，类似以后的注音字母。共有二十五个声母，一百零二个韵母。第二，以拼写北京音为主，同时也可用于拼写厦门、漳州、泉州、福州和广州五种方言。第三，虽然还是采用双拼字，但书写时，韵母居中粗写，声母根据平上去入四声细写在韵母的四角。

卢先生因为呈缴的著作一直没有回音，就在第二年，另抄了一部又送到外务部去，催促他们早日处理。外务部仍然把它转给学部，学部把它送到“译学馆”审定。译学馆倒还真有人才，认为“中国切音新字”有三大缺点：一，浊音声母不完全。二，没有ｂ，ｄ，ｇ收尾的字母。三，写法古怪，不合古今中外通例。给批驳了回去。译学馆把原书和批语交学部，学部转外务部，外务部退还卢先生。卢先生至此明白官方路线走不通，便回到家乡，继续在民间推行切音字。

卢先生途经上海时，把这个呈本略作修改，出版发行，书名为《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