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不再罚原则适用的法律问题分析

一事不再罚原则适用的法律问题分析
发表时间：2019-12-27T14:45:40.640Z 来源：《知识-力量》2019年12月57期作者：侯怡
[导读]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 这条规定明确提出行政主体对相对人的一个行政违法行为不得处以两次以上罚款，但是对于罚款以外的行政处罚是否可实施两次以上则没有具体规定。

因此，我国对这一原则的规定实际上可以解释为“一事不再罚款”原则，很明显就对一事不再罚的范围进行了缩小。

对二十四条“一事不再罚款”进行字面理解，包括以下方面，其一，当事人所
（西北大学，陕西省西安市 710127）
一、我国行政处罚法中对一事不再罚的规定及适用范围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 这条规定明确提出行政主体对相对人的一个行政违法行为不得处以两次以上罚款，但是对于罚款以外的行政处罚是否可实施两次以上则没有具体规定。

因此，我国对这一原则的规定实际上可以解释为“一事不再罚款”原则，很明显就对一事不再罚的范围进行了缩小。

对二十四条“一事不再罚款”进行字面理解，包括以下方面，其一，当事人所实施的一个违法行为违背了一个行政法的规定，不论是一个还是几个行政主体进行行政处罚，也只能进行一次处罚；其二，相对人所实施的一个不法行为违背了多个法律规定的，可进行两次行政处罚，但是如果已经实施了罚款这一处罚措施的，仅仅可以适用一次，对于其他类型的处罚措施则可以再次适用；其三，相对人所实施的一个违法行为违反了一个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此法律规定可以并处包括罚款在内的几种处罚类型的，行政主体就可进行其他种类的行政处罚，但是不能罚款两次及以上。

二、我国一事不再罚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行政处罚依据较多。

行政处罚的设定依据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

尤其是行政规章，国务院各部委的门类较多，并且我国很多地区的地方政府也享有规章制定权，所以地方政府规章的数量也是相当多，因此使得行政处罚领域规章的适用过于广泛。

第二，依据的效力层级较低。

因制定法律和行政法规的主体只有全国人大与国务院，所以关于行政处罚的法律与行政法规的数量较少，而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政府门类繁多，因此就有很多关于行政处罚方面的行政规章。

甚至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利益，加紧立法，不断扩大自身的行政处罚职权。

从而导致这些效力层级较低的行政规章大量存在，这就使得“一事不再罚”原则在适用时行政主体依据的规范效力层级过低。

第三，我国行政处罚法中并没有对“一事不再罚”进行具体的限定。

学者对于“一事”和“再罚”的具体内含理解以及涉及到的相关法律问题还存有很大的争议，现实生活中行政主体如何执法也就存在问题，因此在行政立法时应当准确具体的对“一事”和“再罚”的含义作出规定。

行政立法上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确，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就很难做出合法合理的决定，从而导致很难贯彻实施此原则。

第四，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法规竞合时的处理原则。

如果多个行政主体依不同的法规对相对人作出多种不同类型的行政处罚措施，可能会产生重复处罚的情形，当然就违背了一事不再罚的有关理念和精神。

执法活动中存在很多违背一事不再罚原则情况的主要是因为行政立法中并未对此情况如何处理做出规定，所以，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法规竞合的处理原则是很必要的。

第五，《行政处罚法》中未规定对同一违法行为多个行政主体都都有权管辖时应由哪个主体实施处罚。

例如法律法规中规定某一种行政违法行为几个行政主体都有权管辖，那么相对人就不能对实施处罚的行政主体进行挑选。

各行政部门间的职责分工不明确，出现问题时几个机关不能协调解决，因此执法实践过程中就发生了“一事多罚”的问题。

要避免或减少这种问题发生就应该更加细致的规范立法行为，减少“一权多授”的情形，要做到在立法层面上杜绝不科学的立法。

第六，法律条文间存在冲突。

法律条文间的冲突不仅存在于同一位阶的法规中也存在于不同位阶的规范间，如国务院各部委有规章制定权，各部委的职权分工不同，导致规章在设定处罚时存在冲突。

我国《烟草专卖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生产、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的，处罚的行政主体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罚的措施包括“责令停止侵权”赔偿损失，也可以并处“罚款”。

而我国国务院制定的《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八条中却规定，对于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制品的，应当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处以“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销售总额20%以上50%以下罚款”、并“公开销毁”等行政处罚措施。

很明显，此烟草专卖法律与行政法规之间有冲突存在，到底是由哪一个行政主体进行处罚规定不一致，前者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后者是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

并且对于具体处罚种类、措施都规定的不一致，后者还包括没收违法所得和公开销毁等措施。

这就使得行政执法中对该类行政违法行为的处罚主体和种类存在困惑，容易对“一事不再罚”的准确适用造成影响。

三、我国行政处罚法中一事不再罚原则法律适用的完善建议
第一，以立法形式明确“一事”和“不再罚”的具体含义。

因为立法中没有对“一事不再罚”的内涵作出具体确切的限定，所以学术界对于“一事”和“再罚”的界定还存在很大争议，未来的行政立法要对这一方面作出完善，要更加准确明晰“一事”“不再罚”的内含。

上文中已经对“一事”作出了详细的理论分析，此处就不再赘述。

当然在立法上对于“不再罚”的内涵也要作出明确的限定，这样就更利于“一事不再罚”在执法实践中的贯彻实施。

第二，以立法的形式合理的扩大行政执法实践中一事不再罚的适用范围。

“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部分理念和精神在我国行政处罚法24条有所体现，但实际上二十四条应理解为“一事不再罚款”原则，该条并没有对其他类型的行政处罚作出相关规定，事实上此条所涉及的处罚方式只包括罚款，这就使得实践中存在执法不统一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产生损害。

笔者建议我国行政处罚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应当适当扩大适用的处罚种类，比如可以适用于“警告”。

“警告”是指行政机关针对相对人所实施的某一行政违法行为所采取的告诫和谴责的行政处罚方法。

此种处罚方法是我国目前使用较为普遍的一类处罚方式，主要是从相对人的声誉方面对其产生规制。

以精神处罚的方式，使其遵守法律法规，不再做出违法的行为。

经过分析后笔者认为，“一事不再罚”原则可以将此类处罚方法纳入其范围。

第三，我国现行行政立法并未对法规竞合时的处理规则作出规定，首先在行政处罚法立法工作中应当以“一事不再罚”为指导性原则，保证立法的质量，减少不同法律法规间的竞合，将它们交叉、重叠情形减小到最少；其次应当对行政规章的处罚设定权有所限制，条件成熟时可以取消，这样可以从源头上减少或避免低层级行政规范过于繁多的状况，减少一事多罚情况的存在；最后应当以特别法优于普通法
为原则解决行政执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社会在不断发展，行政主体的执法活动也应当不断地与时俱进，立法主体根据社会实践的变化发展制定新的更符合实际的行政法律，从而提高了行政管理的效率。

新法处罚的依据、方式、理由能被行政相对人更好接受，有效避免了实施处罚时因相对人的不理解使得处罚不能很好实施，从而导致行政执法效率下降。

第四，避免一权多授。

我国法律法规中对某些特殊情况下实施处罚的主体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如对两个以上行政主体都享有管辖权的行政违法行为应当由哪一个实施处罚，法律并未明确规定。

由于各职能部门间的利益纠纷、机关之间协调不够充分、职权界限不明晰等原因，导致在事实上发生“一事多次罚”的情况。

因此要在立法上杜绝这种违背科学立法情况的发生，尽可能避免一权多授状况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