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论重点章节 第五章 中国古代史学

第五章中国古代史学一、史学的起源和发展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它的历史学特别发达，为世所罕见。

中国史学萌芽于夏商周三代。

据文献记载，从夏代开始就有专门的史官，还分为左史、右史、御史等名目。

至迟到商代后期，已有比较成熟的文字。

当时巫史不分，巫即史官，史官多行巫事，史官们在祭祀卜筮以后，在甲骨上刻记下在关的历史事件，主要是国王的祭祀、战争、狩猎等方面的内容。

在记录的过程中，形成了记事、记言、编纂等方法。

现存最早的史书是《尚书》，可信编辑于春秋时，但其中有周史官搜集整理的尧、舜、禹及夏代、商代的一些重要政治文件。

《尚书》以记言为主，内容除了远古尧舜禹夏商的一些政治文件以外，还包括西周至春秋间约600年的一些史实。

而真正系统的古史，当以《春秋》为首。

春秋时除周室外，各个诸侯也都设有史官，记载各自的历史，但对史书的称呼不一，楚国叫梼杌，晋国叫乘，鲁国叫春秋。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的历史记录并参考其他史料整理而成的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它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242年的史事，内容涉及124个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诸方面的大事。

一般记事都有年月日，而且是按时按月记载史事的，但它记述非常简略，所以它只是一部史纲。

春秋时期的另两部历史著作是《左传》和《国语》，据说都是在丘明所作。

《左传》又叫《春秋左氏传》，据说它是解释《春秋》的，实际它是一部比较成熟的编年史，它纪事比较完整、详细，年月清楚，前后连贯，叙事周密而生动，它比《春秋》又多纪载了十多年的史事。

《国语》分别记录了自周穆王至春秋时期的周、齐、鲁、晋、郑、楚、吴、越八国君主与辅臣议论得失之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以记言为主。

它与《左传》相互补充，两书记事的年代大体与《春秋》相合，且多解释《春秋》书法，故人们认为都是解释《春秋》的，把《左传》叫做“春秋内传”，把《国语》叫做“春秋外传”。

战国时期也出现了几部史书，一部是《战国策》。

《战国策》主要记载战国时期一些谋臣策士的游说活动和权变故事，也以记言为主，亦为国别体。

但此书多夸饰之词，所载并非完全信史。

二是《竹书纪年》，是晋朝人盗魏襄王墓时发现的，共十三篇，纪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后仅纪晋国之事，三国分晋后仅纪魏事，可能是魏国史官所作，文字亦很简略。

三是《世本》，纪黄帝以来至战国之史事，体例与前各史稍异，它有系、纪、世家、谱、传等体裁，为纪传体的雏形。

两汉是封建史学的建立期。

司马迁继承父志，发凡起例，搜集资料，发愤著书，用二十多年的时间，著成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记》。

这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它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种体裁组成，各体间互相配合、相互补充，以人物为中心，组织严密。

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的3000多年的历史。

它体制宏在，举凡政治、军事、经济、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医药卜筮、各王朝盛衰、人物活动、天文地理、少数民数历史等，无不囊括。

全书共52万多字，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部通史。

司民迁又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写作宗旨，从哲学的高度来写历史，因而他重人事，倡仁义，斥暴虐，褒扬农工虞商、集史学、文学、思想于一体，使《史记》成为不朽的历史阶段名著。

东汉班固继承司马迁环开创的体例，断西汉一代而为史，著为《汉书》，成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开创了断代为史的体例。

《汉书》以史料丰赡见长，史实记术较《史记》为详，且包含了经济、学术、地理等专门学科。

《汉书》以儒学为正统，鼓吹汉承尧运，宣扬君权神授，赞美封建伦常，因而被视为史学“正宗”的代表。

此后，班固又与刘珍等奉诏辑成《东观汉记》，开后世官修国史的先河。

东汉末，荀悦又编成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汉纪》使儒家正统史学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动乱相仍，但史学仍在继续发展。

陈寿作《三国志》，专纪魏、蜀、吴三国的史事；范晔为《后汉书》，纪东汉一代之史；沈约撰《宋书》、萧子显撰《南齐书》，魏收撰《魏书》。

以上数史，皆为纪传体，而编年体则有袁宏的《后汉纪》、崔鸿的《十六国春秋》。

人物传记则有西晋皇甫谧的《高士传》、梁慧皎的《高僧传》、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史注则有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等。

从唐至元，是中国史学的繁荣期。

隋唐专设国史馆修史，很少私家著述，官修纪传体史书被视为正史，一般由宰相主持或监修，且形成制度。

唐代的史书有八部，其中官修史书有房玄龄、褚遂良所撰的《晋书》，姚思廉所撰的《梁书》，《陈书》，李百药所撰《北齐书》，令狐棻、陈叔达的《周书》，魏征、颜师古的《隋书》，李延寿的《南史》《北史》。

五代及宋代的史书有：后晋刘眴等的《旧唐书》，宋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欧阳修私修的《新五代史》。

元代有脱脱主修的《宋史》《辽史》和《金史》。

除正史外，还有南宋郑樵撰的《通志》，其纪事上起三皇，下迄于隋，尤重各种文化形态，有民族、六书、七音、都邑、图谱、金石等科目。

司马光又撰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其纪事上起周威烈王，下至五代后周，成书294卷，外加《考异》《目录》各30卷。

材料采自除各正史外，还外采杂史诸书，凡222家，史料既丰富又可信。

是书问世后，效之者蜂起，计有数十家，宋代有刘恕的《通鉴外纪》、李焘的《续资治通览长编》、李心传的《建元以来系年要录》、元代金履祥的《资治通鉴前编》。

此外，还有多部专门史，如唐代杜佑的《通典》、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少数民族和地方史著作，如无名氏的《蒙古秘史》、蔡巴·贡噶的《红史》（纪吐番藏族史）、布敦·仁钦的《布敦佛教史》、张建章的《契丹国志》、彭大雅的《黑鞑事略》、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唐代还出现了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刘知几的《史通》，《史通》内容包括评论上古以来的史家、史书、史官、修史等，并重点论述了正史的体例、内容、编篡方法，得失等。

这是对孔子以来1000多年史学所作的系统的部结。

他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如“史学三长”——才、学、识问题，对后世影响很大，曾成为评价史家优劣，衡量史家修养高下的标准。

《史通》的出现标志着封建史学的成熟。

明清二代是封建社会的晚期，封建史学也步入其末期。

明代官修正史只有一部《元史》，为宋濂、王祎主修。

但野史繁多，各种野史杂记共有1000余家，其可观者有：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李贽的《藏书》、焦竑的《国史献征录》、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等。

清代史学又呈繁盛之势，清初即有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等。

乾嘉时期的许多学者埋头于史书的校勘、辨伪、辑轶、考证工作，其代表作有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剳记》、梁玉绳的《史记质疑》等。

而同时代的章学诚则走另一道路，章氏著《文史通义》，专论史学方法和史学理论，提出了“六经皆史”、“史德”等重要观点，而反对考据之学，宣扬经世致用，极具现实意义。

道光以后，封建制度开始解体，封建史学也走向其终结，近代疑古之风兴起，人们开始重视研究现实问题，史学也逐渐走处新的发展时期。

二、中国史学文献的“四大史体”1、编年体：以事系年，按年按月记述史事的一种史书，如《春秋》《左传》《汉纪》《竹书纪年》《资治通鉴》等。

2、纪传体：以人物为纲反映历史，主要有本化、列传、史表、史志等形式。

本纪专纪帝王，通过帝王的活动以编年的形式反映一朝国政大事。

史表以表格形式勾勒历史轮廓和线索。

典志反映典章制度及专门史事。

列传纪载各种历史人物。

纪传体有《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

这是封建正史。

（二十四史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北魏书》《隋书》《新唐书》《新五代史》《旧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

二十五史再加《新元史》，二十六史再加《清史稿》）3、纪事本末体。

以事为线索，系统详细地记载历史上发生的一些大事及其来龙去脉。

它滥觞于东汉袁唐]康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正式产生于隋代，有王劭的《隋书》，至宋代而大盛，有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等。

4、典志体。

是专记典章制度的史书，纪传体中的书、志也属此体。

典志专著始创于唐代刘秩的《政典》，最早的通史体典志是杜佑的《通典》，后有宋人郑樵的《通志》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还有断代为书的历朝会要、会典。

三、中国史学的特点和传统1、学贯天人，会通古今中国古代的许多史家及其著述都具有恢阔的历史视野，他们学兼天人，会通今古，用包容一切的气势和规模，来阐述历史的民展过程，探究历史的前因后果。

司马迁作《史记》就明确提出，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史记》的视野恢阔，牢笼百家气象宏伟，它笼括了上下三千年之史，横贯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

《汉书》虽然断有汉一代为史，但它也全面地纪载了西汉一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也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学术等各个方面。

同时，中国夏至代的史学自始至终都不是纯粹的社会科学，，它不仅记录了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而且记载了自然历史，包含了天文地理的变化，如《史记》有《天官书》《河渠书》等，《汉书》有《地理志》《五行志》，这种既讲天，又讲人的史学内容，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

会通古今，重视通史著述，是中国史学的主流。

许多史学家，著作通史，目的就是会通古今。

会通今古，就是指史学家运用历史知识，有高屋建瓴，融汇古今的见识。

同时要求史家有通变的意识，通过著史，从历史的发展变迁中找出历史发展的一些规律。

司马迁作《史记》就提出“通古今之变”的宗旨。

杜佑撰《通典》，郑樵作《通志》，袁枢作《通鉴纪事本末》，司马光作《资治通鉴》，都发展了会通古今的宗旨，展示了恢宏的历史视野。

《汉书》以下的断代史也不乏宏编巨制，如《宋书》《魏书》《晋书》《五代史》等都展现了史家学兼天人，会通古今的宏大气魄。

中国古代史家的这一传统，不仅促进了中国史学的繁荣，而且也影响和造就了许多通人、名家。

2、以史为鉴，经世致用的修史原则。

会通古今的目的也就是以古为镜，古为今用，中国古代的史学家非常注重当代史的研究，注重史学研究的古为今用。

司马迁就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其所以自镜也。

”所以，他写《史记》略古而说详今，《史记》写了3000多年的历史，而秦汉史却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唐太宗也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房玄龄、魏征等的《五代史》修完，唐太宗很高兴地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

”“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可以知兴替。

”以古为镜，就是古为今用，就是发挥史学的经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