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中华文化的一个根本内涵就在一个“反”字，儒释道三家概莫能外。以儒家为例，“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除了尧舜能做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笃恭而天下平”之外，汤武以下皆需要做“反”的功夫，如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儒家的仁民爱物离不开“修己”这个大本。只有“尽己之性”，才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孟子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只有修其身，才能对父母做到真正的“孝”，反之“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只有修其身，才能对国家尽忠，所谓“事君能致其身”。连察人识人也要“取人以身”。而墨家的“兼爱”恰恰放弃修身养性这个大本，不能反求诸己，所以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虽然他们不是“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但同样是“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可见，儒家推己及人的仁爱是“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而墨家的兼爱无本，如“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