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企业官商关系实例考证及启示

清末企业官商关系实例考证及启示在清末主流企业创办形式由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向商办的转变的背景下，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却由当初的商办流变成绅领商办，其深层原因在于，在官本位社会，民间资本与政府的关系具有矛盾的双面：政府在财政压力下希望民间资本的扩张，另一方面又惧怕民间资本的扩张；而民间资本一方面排斥政府的控制，另一方面依赖于官资源的支持。

本文通过考证清末企业组织形式中的官商关系以及大生的组织变化，旨在说明，健康的官商关系是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形成这一共识对当前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创业创办形式官商关系大生纱厂民营经济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是一个特殊实业家：他是近代几个”状元实业家”之一，也是为数不多的身处官商之间的人物之一。

1897年，张謇本着“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的“素志”，辞官回家办实业，却并没有完全脱离政界。

张謇几番辞官又复任，尽管每次都有复杂的原因，但有理由认为他热衷于这种角色，他在经商创业中有意利用了“官”资源。

本文通过对张謇创业及其背景的历史追溯，探索一个现实问题：在官本位的社会背景下，强势政府对民间创业具有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样的官商关系才是民营经济成长所必需的。

清末企业创办组织形式的演变一般认为，以1895年为界，民间资本的生存环境与组织形式在1895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1895年之前即便在采矿纺织等商人颇感兴趣逐利其中的行业，主要是官办企业或官控企业，而在1895年后至1911年间，国人投资开设的资本在1万银元以上的厂矿约500个，其中官办的有45个，官督商办的3个，官商合办的31个，其余400个都是商办。

甲午战争前，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成为民间资本创业的主流形式。

首先，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当时习俗使然。

一方面，晚清政府对于民间独资办厂是禁止的；另一方面，当时的热门投资比如开矿经常被认为破坏风水。

这客观上导致了民间资本成长对政府的信赖性。

其次，“官督商办”与“官商合办”是洋务派所主张的，而在1895年以前，洋务派支配了清政府的政策。

再次，正如郑观应所说，官督商办成为企业主流形式是一种清政府财力衰退与民间资本博弈的结果。

事实表明，官办企业存在效率劣势，商办企业的发展部分地缓解了清政府的财政困境，“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

但是官府同时认为民间财力的增长不利于统治，相比之下，官督商办的好处在于：“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

则上下两维，二弊俱去”。

官督商办企业作为主流企业形式，表明政府一方面给民间资本一定的生长空间，但是同时对民间资本进行控制。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官督商办被明文停止。

经济上的原因官督商办企业因负担过重和治理困难而难以经营。

政治上的原因是甲午战争中方的失败，宣告了李鸿章路线在经济、政治与军事上全面失败。

马关条约签订后，士大夫纷纷呼吁设厂自救，清政府对商办企业转变态度，总理衙门奏请谕令“维护华商，渐收权利。

” 于是，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的退出，新设商办企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商办企业成为主流企业组织形式。

大生商办动议的演变分析（一）大生纱厂的演变历程大生纱厂创办于1897年，其产生的宏观背景是主流企业形式在由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向商办转变，在此形势下，它也却经历了从商办到官商合办到绅领商办的演变，其中既利用官资源又排斥官股，体现了当时民间资本对于强势政府依赖与排斥的双重态度。

在大生创办之初，张謇承担“通官商之邮”的任务，这一角色是当时商办企业必需的，因为“秉政者既暗弊不足与谋，拥资者又乖隔不能与合。

然固不能与政府隔，不能不与拥资者谋”。

大生向官商合办的过渡源于股东矛盾与集资困难。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到二十八日（1898年9月3日至5日），张在上海召集“通沪六董”会议，股东矛盾初显，沪方樊芬与通方陈维镛退出六董。

于是，作为组织者，张不得不求助于官方支持。

八月初二，张访署理江宁布政使桂蒿庆，桂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即张之洞“十九年在鄂督任内，所购四万锭纱机庋沪久将废，作价五十万，招商承领”，而此间，潘华茂与郭勋多次说招股集资困难，于是“謇始议用官机以束合之，潘、郭以为可”。

随后，大生进行股东调整和资产重组。

（九月二十五日，蒋锡坤和高清加入“与沈燮均合为通股；潘认包刘，以刘桂馨与潘华茂、郭勋合为沪股，各认集二十五，合五十万，与官机价称”。

十一月初二（12月6日）与桂蒿庆签《官商合同》，合同中载明官商职责“厂中用人、理财各事，全归商董经理。

另行公举官董一员，……到厂随时稽查帐目，调护商情。

”至此，通沪新六董替代了老六董，而大生由六董商办演变成了官商各五十万的官商合办。

大生向绅领商办的进一步转变。

六月初，沪方股东潘华茂与郭勋又称集股困难，在大生股东之间出现严重的矛盾和合作难题。

潘华茂和郭勋“称十六万元股款已全，不愿交出”，“复有股散悔约之言”，其他几位董事与潘郭“议不合，势且立散，而事难中止”。

于是有人提议，与盛宣怀各领官机二十五万，各招商股二十五万元设通沪两厂。

七月十九日，以盛宣怀为一方与桂蒿庆签定《官商约款》：“由张绅、盛绅出名订约，合领官机，各主一厂。

所有举董招股，以及年终帐目，统归张绅盛绅分认”。

这是大生第二次资产重组与股权变动，至此，大生演变成“绅领商办”。

绅领商办与官督商办及官办企业有何区别？在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常会，就出现过官股与小股的控制权斗争。

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官股享有特权，而在绅领商界企业中尽管并没有摆脱官方资本的参与与介入，但不再受官方的直接控制，商股和小股得到保护。

（二）大生纱厂的演变原因大生的演变原因之一是因为在筹资困难情况下，董事们对官资加入的分歧。

潘、郭退出董事会，是因为担心“官机入股”，“以官有股必干涉掣肘”，股东对官股加入“生疑畏之心”。

然后，在大生从商办到官商合办再到绅领商办的演变过程中，始终交织着对官方资源利用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企图脱离政府的干预，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利用官府支持和官方资源。

大生创办中除了25万两官机利用之外，大生系统还直接得到了税收优惠等。

怎样在利用官产资源、得到官方支持的同时避免政府对企业的盘剥与干预是近代民间资本创业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特殊地位的“绅”对于企业很重要。

大生创业始末，张謇并不是在公司股权结构中拥有股权优势的投资人和发起人，但是没有张謇就没有大生系统，其本质就是民间资本离不开的官府官资源的支持。

“通官商之邮”既是张謇对于自己在大生创办过程的角色定位，也是他的人力资源优势所在，正是由于张謇对于官府关系的谙熟使大生创办过程中游刃于官与商之间。

清末官商关系的理论探索早在1897年，张去参加张之洞两湖书院所设宴会，席间听说总理衙门提出“官助商本，抵制外洋”，张有感：“顾中国之官专与商人诘以为难，何可冀有此日也，终亦具文而已”他对于当时官商关系的的现状是一种否定和失望的态度。

经历了大生创业和经营，张謇对官商关系有了直接体验。

张謇任农商总长时，提出对商办企业“提倡”、“保护”、“奖励”“补助”八字原则，他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者的条例和法规矿业条例。

例如，改变公司注册规则把每吨煤炭例征银一钱，改为“就市价纳千分之十五”；重新制定公司注册章程18条，放宽注册条件；再如，清政府曾强制按人头强制摊派“昭通股票”发行公债，获得了一大笔资金，张要求各督抚截留一半，两个用途：其一“补助公费”，只要“绅民有可兴之农工商务，其人有信用”都可提供“公股”，待民资集足后，再抽回；第二用途是“保息”。

即在新企业创办初期，保证投资者收益，增强投资信心，他具体制定了《公司保息条例》，将公司分为甲乙两等，凡棉丝业毛织业和制造业资本在70万元以上保息六厘；凡制丝业制革业和制糖业资本在20万元以上保息五厘。

张謇竭力主张改官习气，认为要改“好谀不近情”的“大官人之通病”。

认为官员利用权力寻租，“通一语须钱也，行一牍须钱也，求一见须钱也”的腐败要不得。

他认为日本的“以予为取”值得借鉴。

他反对官商勾结，在批评盐法时，他说：“欺人则商以官为护符，牟利则官以商为外府，上成不仁而富之风，下长为富不仁之习”。

在因果关系角度，他认为官的不良习气是恶的官商关系的重要原因。

但是，张謇同时反对官“无利商之心”“商无利官之心”的官商无关的状态，他说“若官无利商之心，则官尊而苦商；商无利官之心，则商散而雠官”这是“不当隔而隔”。

在创办大生纱厂之初，他就确立了自己的角色“謇介官商之间，兼官商之任”并身体力行地“下为商苦，上为官磨”。

需要指出的是，在探索良性官商关系格局的过程中，张謇的立场并没有完全站在工商业者的利益点，因此他所主张的官商关系本质上只是竭力调和政府与工商业者的利益。

结论与启示清末的官商关系环境，具有近代历史的特殊性，也有官本位社会的一般性。

清末政府在财政压力下进行过制度创新，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但清政府并不想失去经济控制，于是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样的企业形式成为主流形式，体现了官商合作的关系格局。

绅领商办一方面体现了商办企业摆脱政府控制的努力，另一方面也体现民间资本创业对政府支持的依赖性，它是近代社会体现官商关系均衡的一种企业形式。

清末官商关系的一般性在于，它表明在官本位国家，工商业发展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府态度，它不可能离开相关的经济政策，但工商业者确实感到应该与作为“捕食者”的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

作为案例，大生的创立过程反映了一个一般性的制度经济学原理：民营经济的成长需要健康的官商关系环境和制度空间，官商对立或官商勾结是两种从根本上不利于民营经济成长的官商关系环境，前者使民营经济的成长空间呈显性的缩小，后者使企业承担了社会租金损失。

从政府这方面得到的启示是如何合理地构建健康的官商关系环境是政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方面，用制度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制度是重要的，不同的制度安排会有不同的经济绩效。

本文的现实启示在于：在当前提倡的民营企业的发展中，政府的职责不在于提供些什么，而在于对健康的政府与民间资本之间的关系形成共识并形成合适的初始安排，但这并非易事，一般认为官商之间存在着不对称的博弈关系，政府是地位占优的始动者，民间资本只能被动地作出反应。

于是强化政府的利益代表性，改革政府的治理结构，克服官员的代理人危机对于良好的官商关系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

参考文献：1.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M]（1-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2.张季直先生事业史编纂处.大生纺织公司年鉴1895-1947[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3.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M].科学出版社，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