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组化的在病理中的临床意义

13、意义：标记物--作用--阳性部位--临床意义物耐药性越强：阿霉素、柔红霉素、表阿霉素、米托蒽醌、长春花碱、长春新碱、紫彬醇、泰素帝。

药性越强：阿霉素、顺铂、氮芥、环磷酰胺、瘤可宁。

蒽环类抗生素和鬼臼毒素类，如VP16、替尼泊苷、玫瑰树碱、新霉素、柔红霉素、表阿霉素、阿霉素、VM26。

阳性率高者对VP16尤其有效。

效，预后越好。

效，预后越好。

性而C-erbB-2也阳性者，用三苯氧胺治疗效果不好。

Ki-67为细胞增值的一种标记，在细胞周期G1、S、G2、M期均有表达，G0期缺如，其和许多肿瘤分化程度、浸润、转移、预后密切相关。

PCNA(增埴细胞核抗原)。

P53在免疫组化中均为突变型，阳性率越高，预后约差。

野生型半衰期很短Nm23是转移抑制基因，其阳性表达和肿瘤转移呈负相关。

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乳腺癌、非小细胞肺癌、胃癌、大肠癌、肝癌、喉癌等多种恶性肿瘤的检测。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表明，nm23蛋白高表达患者淋巴结转移率相对较低，存活期相对较长。

胞之间连接的破坏，主要用于肿瘤侵袭和转移方面的研究。

断的指标之一。

常阴性，主要用于腺癌诊断。

CK19，分布于单层上皮和间皮，常用于腺癌诊断，肝细胞不表达，而胆管为阳性反应多弱阳性或阴性。

乳腺癌、肺癌、子宫内膜和卵巢非黏液性肿瘤常阴性。

胃肠道上皮细胞、胰腺和胆管上皮细胞以及肾实质的上皮细胞中（特别是近曲小管）。

Villin在胃肠道癌、胰腺癌、胆囊癌和胆管癌组织中有很高的表达率，具有明显腺样结构的肿瘤上没有villin表达，则这个肿瘤为胃肠道、胰腺、胆囊或胆管来源的可能性极低。

乳腺癌也经常成为女性患者未知原发部位转移癌要鉴别排除的一种疾病。

因为在转移癌组织上观察到明显的villin免疫组化阳性染色，则这个肿瘤就极不可能为乳腺来源。

其他villin免疫组化染色通常为阴性表达的肿瘤还有：如卵巢浆液性癌、尿道移行细胞癌和前列腺癌。

间皮瘤也经常为villin阴性表达，因此在一些情况下Villin还可以作为鉴别间皮瘤和腺癌使用抗体的一种。

但是也有一些非胃肠道来源的肿瘤可表达villin，如子宫内膜样腺癌、卵巢粘液性癌、肾细胞癌和小部分肺癌。

也有一些专家报道Villin在部分宫颈内膜腺癌病例中表达。

肝癌的诊断：Villin免疫组化染色可以显示出毛细胆管结构，因此它也可能在表达部分肝癌的管状结构上很有用。

多克隆CEA是用于此目的的第一种试剂，而且CD10 (CALLA)在表达肝癌的该结构上也非常有用。

多克隆CEA、villin 和CD10 (CALLA)在肝癌病例上的表达，相互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冲突，因此如果怀疑肝癌的可能性，建议将这三种抗体共同使用以协助疑难病例的诊断。

Villin在神经内分泌肿瘤上的应用：Villin在神经内分泌肿瘤的研究上也很有帮助。

众所周知，类癌和胰腺的胰岛细胞肿瘤具有相相似的形态学特征，仅在形态学上区分这两种肿瘤几乎是不可能的。

Villin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有用，因为据文献报道在85%的胃肠道类癌病例中有villin的表达，但在胰岛细胞肿瘤上未见阳性表达报道。

Villin在类癌上的表达通常为胞膜阳性。

另外，有一些证据表明villin在胃和下消化道的小细胞癌上的表达率比在其他部位的小细胞癌上要高。

如：肺、食道、膀胱或前列腺等。

据文献报道，大约有40%的肺类癌病例villin阳性，在其他一些神经内分泌肿瘤上，如甲状腺髓样癌和少数的美克尔细胞瘤上也有villin的表达。

示肿瘤细胞对5FU耐药。

Syn突触素神经组织标志腺、少数间叶组织，常用于神经鞘瘤、恶黑、脂肪肉瘤、软骨肿瘤诊断。

肿瘤诊断。

100％。

可用作其他癌症的诊断标志物。

对各种癌症细胞进行检查后发现，结肠直肠癌、卵巢癌、乳腺癌、膀胱癌、肺癌、淋巴瘤和黑素瘤都过度表达AMACR，以结肠直肠癌和前列腺癌表达最高。

CD10作为共同急性淋巴母细胞型白血病抗原，主要表达于未成熟淋巴细胞，在Burkitt淋巴癌，慢性髓性白血病等造血系统疾病的诊断中具有应用价值。

近几年来发现该抗原在造血系统外的某些肿瘤中有表达，如子宫内膜间质肉瘤、恶性黑色素瘤等。

抗体在对肾细胞癌进行诊断和鉴别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好的标记作用，被认为是HD的重要标志物。

除HD的鉴别诊断外，对胃癌、结直肠癌、甲状腺癌、乳腺癌等肿瘤CD15的表达研究发现，CD15表达随癌细胞分化程度下降、淋巴结转移和临床分期增高而明显增高。

认为CDl5的表达是判断肿瘤的发展、预测淋巴结转移和预后的良好指标。

免疫电镜观察显示，CD15抗原主要分布于大肠癌细胞浆的界膜、内质网、高尔基体及近细胞核膜处，CD15可能是通过对所结合的铺基构型改变影响和参与肿瘤的形成和转移过程。

星型细胞瘤、神经母细胞瘤、神经内分泌肿瘤诊断，也是NK细胞瘤的重要标志，也标记小细胞肺癌。

表达、低分化低表达。

来源肿瘤、包括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诊断（首选）。

些神经组织细胞，多用于标记血管内皮细胞，血管源性肿瘤的诊断，GIST 80-90%.CD31也标记血管内皮。

主要作为透明质酸受体，结合透明质酸后影响肿瘤的生长和转移。

而CD44v则主要表达于转移的肿瘤细胞。

李道明等用免疫组化LSAB法检测了42例食管鳞癌CD44v4／5的表达，结果发现，淋巴结转移组的阳性表达率为76．19％ (16／21)，而非转移组的阳性率为42．86％(9／12)，两组间有显著性差异。

癌巢周边的癌细胞、肌间浸润的癌细胞、有核分裂的癌细胞和癌栓中的癌细胞及浸润脉管壁的癌细胞均呈强阳性表达。

张成武等检测了20例正常胃粘膜上皮、43例异型增生和85例胃癌组织CD44v6的表达，结果正常胃粘膜无表达，而异型增生和胃癌组织阳性率分别为30．2％和74．1％，其表达强度与胃癌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肿瘤生长方式、静脉和淋巴管侵袭及远处转移密切相关。

以上结果均表明，CD44v的高表达构成了肿瘤细胞的侵袭性与易转移性。

肿瘤相关抗原72 (TGA72) 多种恶性上皮性肿瘤表达TGA72，尤其是乳腺癌、卵巢癌和结肠癌。

正常上皮细胞、肉瘤、淋巴造血系统肿瘤通常TGA72阴性。

TGA72抗体用于乳腺癌的研究较多，其高表达通常与肿瘤体积大、淋巴结转移瘤细胞分化差及高增殖活性有关。

(EP-CAM)，对上皮细胞的生长与分化起着重要作用。

多种肿瘤可有GA733表达，尤其是乳腺癌、结肠癌及肺癌等。

Kubuschok等采用GA733对非小细胞肺癌手术切除淋巴结中隐匿性微转移灶进行检测，发现隐匿灶的检出是判断总生存率的独立预后因子。

结肠癌GA733表达形式与肿瘤预后有关，细胞膜及细胞浆的表达预后较基膜侧的表达为差。

TTF-1甲状腺转录因子-1 ，TTF-1表达于甲状腺腺上皮和肺的上皮细胞中。

在肺肿瘤研究中发现，大多数肺的小细胞癌、原发性和转移性肺腺癌、少部分大细胞未分化肺癌、大多数非典型神经内分泌肿瘤免疫组化结果显示TTF-1阳性，而肺鳞癌及绝大多数典型类癌TTF-1阴性。

在甲状腺乳头状腺癌中TTF-1亦阳性，而TTF在其它组织表达阴性。

据此认为TTF-1可用来鉴别肺腺癌与鳞癌，并有助于与肺转移性腺癌的鉴别。

分化和甲状腺球蛋白分泌调节的基础物质，可促进甲状腺过氧化物酶、碘/钠的转运，•TTF-1与血清TSH的活性有关，活性的TSH-R 可增强TTF-1的表达。

TTF-1在良恶性甲状腺组织中表达不同，正常甲状腺和良性腺瘤表达多，甲状腺乳头状癌与滤泡癌中表达少，未分化癌中不表达，TTF-1在恶性甲状腺病变中的表达强度随年龄增加而增强，而且病变存瘤期长，复发机率高。

TTF-1在肺癌中的表达75%的肺非小细胞癌（NSCLCs)阳性表达，腺癌(ACs)明显高于鳞癌(SCC)，90%以上的原发性小细胞肺癌(SCLC)表达阳性，TTF-1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s)阳性表达强度与病人的预后成呈负相关，可作为一项独立的预后指标，肺的典型性类癌(TCS)均为阴性，表明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可能有一个不同于TCS的共同起源的理论。

临床常见的免疫组化指标在乳腺癌诊治中的应用近年来，由于免疫组化实验方法在各医院病理科的迅速普及，许多患者的术后标本可以进行免疫组化检查。

这对于患者的诊断、分型以及术后的综合治疗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就临床上常见的一些指标及其意义进行综诉。

人类最先发现乳腺癌细胞和激素的关系始于1896年。

Bentson观察到乳腺癌患者切除卵巢后可使乳腺癌细胞的生长受到抑制。

1967年Jensen发现人类乳腺癌中含有ER。

从此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研究。

女性正常乳腺的细胞上存在ER和PR，雌激素和孕激素通过ER和PR对细胞功能进行调节。

当细胞恶变时，肿瘤细胞可以部分地或全部保留正常的受体系统，其功能与正常细胞相似。

这种肿瘤细胞的生长仍然依赖原来的激素环境调节，称为激素依赖性肿瘤，临床上称为ER阳性乳腺癌。

有些细胞在癌变过程中，其受体系统保留很少或完全丧失，不能再作为激素的靶细胞，其生长不再受激素的控制与调节，临床上表现为ER阴性乳腺癌。

Jensen发现ER后，很快又发现PR，并证明PR的合成与雌激素和ER复合物在核内发生的变化过程有关，PR的形成直接受ER的控制和调节，故PR阳性的乳腺癌，ER大多为阳性。

临床上可以通过对雌激素受体（ER）和孕激素受体（PR）的检测，得出肿瘤细胞内激素受体含量的水平，从而提示乳腺癌的预后信息和指导内分泌治疗。

据报道乳腺癌ER、PR检测的阳性率分别为40%～60%、30%左右。

许多文献均已证实，ER、PR变化与乳腺癌病人预后密切相关，亦与其他公认的预后因素，如肿瘤分级、倍体性及分期有关。

高分化肿瘤或临床分期较低的肿瘤ER、PR 更可能阳性，受体阳性肿瘤细胞的明显减少与细胞增殖分级增高、c-erbB-2癌基因扩增增加及EGFR表达增加有关。

免疫组化抗受体检测可预测乳腺癌对激素治疗的反应性。

无ER或PR表达的肿瘤对激素治疗通常反应性差，而ER 及PR阳性肿瘤则对激素治疗反应性高。

1974年美国Bethesde国际会议，综合世界各国400多例各种方式的内分泌治疗报道，表明事先未经激素受体测定的乳腺癌患者，应用内分泌治疗有效率只有30%；而经ER测定阳性者有效率达55%~60％，受体阴性者有效率5％~8％。

TAM治疗无效的原因与ER的异常结构有关。

其后多年病例不断积累，报道的有效率基本在这一水平。

1998年美国临床肿瘤年会（ASCO）国际权威协作临床研究报道 37 000例乳腺癌患者的结果表明：①乳腺癌术后辅助三苯氧胺（TAM）治疗可以明显降低复发率、死亡率；②TAM对绝经后患者有效，绝经前患者也有一定疗效；③ER阳性患者用TAM效果最好，ER不明的患者也有效；④辅助化疗后加用TAM，能进一步提高疗效；⑤延长服药时间能提高疗效；⑥服用TAM明显降低对测乳腺癌发生率；⑦长期服用TAM会增加患子宫内膜癌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