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的玄学思潮

玄学，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为魏晋时代思想主流，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当代新儒家皆为中国哲学史之重要脉络。

两汉时期，经学尤其是以公羊传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独尊，汉武帝时被列入官方意识形态作为朝廷入仕干禄之门；而步入东汉，虽今古文逐渐弥合趋同，但由於光武帝刘秀本身便以谶纬立国，遂使经学日益谶纬化，以白虎观会议为经学国教化，神学化之标志。天人、阴阳、符应等观念大盛，使学术依附政治，而流於荒诞，深受王充、仲长统、荀悦等人批判；而古文经学虽偏重实证训诂，但经过贾逵等人的政治调和，日渐谶纬，流於支离。在士人集团中，经历了党锢之祸，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还有就是魏初正始年间的改制运动，使得玄学成为一种新思潮，它吸收道家精神形态，所讨论的问题，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究极宇宙人生的哲理，即『本末有无』的问题，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至汉末魏晋时，儒家经学虽仍为官方学术主流，然玄学风气则随名士清谈逐渐流行，以《老子》、《庄子》、《易经》为讨论张本，喜好讨论有无、本末等玄理，论辨深具理致。

魏晋玄学的核心内容牵涉哲学上各个领域，其中包括本体论，知识论，语言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各个领域，都是前人未有触及或未能深入控探讨的问题。其主要讨论内容有：(一)本末有无的关系问题，(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三)言与意的关系问题，(四)圣人有情无情的问题，(五)才与性的关系问题，(六)声无哀乐的关系问题。

魏晋玄学可分前后两期，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是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实际问题和哲理的的反复辩论，亦与当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可概括地分为正始，竹林和元康三时期，在理论上有老或庄之偏重，但主要的仍是对于儒家名教的态度，即政治倾向的不同。正始时期玄学家中，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从研究名理而发展到无名；而竹林时期玄学家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皆标榜老庄之学，以自然为宗，不愿与司马氏政权合作；元康时期玄学家以向秀、郭象为代表；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并且与佛教结合，发展为儒、道、佛三位一体的趋势。

曹魏正始时期（240-248年）的何晏与王弼是玄学的倡始人。何晏的《论语集解》、《道德论》，王弼的《易注》、《老子注》，都是玄学的重要著作。他们论证了有无、本末、一多、动静等哲学范畴，提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客观唯心主义本体论。又说“无”即为“道”。无与道虽然是无形无名，不可为象的，然而却是一切有形有象物体的本源，是地道的客观唯心主义。他们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了名教（封建等级制度、礼乐教化）出于自然（玄学的道和无）的主张，以证明名教是宇宙的本体“无”或道的产物，而且是有其必然性的。这样，就将儒家的名教同道家的“自然”巧妙地结合起来，从而论证了名教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可见玄学是以曹魏的时政需要为依据的。

正始以后，掌权的司马氏为了篡夺曹魏政权，标榜名教，主张以儒学治天下。一些拥曹派士大夫不满时政，又无力公开反抗，乃以玄学为工具，对司马氏标榜的名教进行侧面攻击。代表人物有嵇康、阮籍。他们与王弼、何晏不同，认为名教与自然是对立的，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为了反对司马氏假意提倡的“孝”，在母丧时饮酒食肉。他笑骂遵守礼法的伪君子为裤裆里的虱子，讽刺他们如同虱子一样循规蹈矩，“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却专以“咬人”为生。阮籍等人攻击名教，排斥礼法，是公开同司马氏宣战。司马氏实权在握，终将阮籍软化，并杀死嵇康。阮、嵇冲击儒家的教条，揭露司马氏提倡名教的虚伪性，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思想颓废，以攻击礼教宣泄个人对司马氏的不满，并非真正反对礼教，仍然属于玄学家。

西晋时期玄学的代表人物为向秀和郭象。他们与阮、嵇不同，是通过为《庄子》作注的

方式阐发自己的思想。他们修改了何晏、王弼的“贵无”主张，认为“有”是自然存在的，并不生于“无”，因而提出“名教即自然”的理论。向、郭把这个理论运用于政治上，认为一切现存的事物，诸如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都是合理的、自然的；认为“以小求大，理终不得，各安其分，则大小俱足”，这就是要让人民听其自然，遵守名教，安分守己。他们还认为“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这种说法就是使统治者既有清高之名，又得剥削之实，完全是替士族门阀既享有高官厚禄，不理政事，又要假装清高的行为进行辩护。向、郭是司马氏西晋政权的拥护者，他们宣扬的理论，是完全代表士族地主利益的哲学。

到达东晋时候，玄学有了新的变化主要是在学术思想上的玄释合流。代表人物是僧肇，其代表作是:《肇论》，核心思想是万物是亦有亦无，有无双遣而并存的。他比较正确地运用了中观学的思辨理论，旁取儒学，玄学思想，形成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他把中，印两地的思想文化巧妙地结合起来，初步实现了佛教哲学的中国化。他生时玄学的鼎盛期已经过去，他通过对佛学界一些不合佛学原义思想的澄清,把般若学从依附玄学的局面中摆脱出来，使佛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僧肇的佛教哲学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以后中国化佛教宗派的产生。

魏晋玄学是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魏晋时期的主流形态。它像一条清澈的大河，在历史的潮流中流淌，生生不息。

魏晋玄学及其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与先秦、两汉相比，魏晋玄学的根本特征，可以说是从经验直观走向了理性思辩,哲学思辩的外在手段或形式是逻辑和理性。因此，魏晋玄学从早期中国哲学宇宙论向哲学思辩的转变，内在地表明了理性原则的确立。魏晋玄学在自然观上也发生了深刻的、整体的变化。老庄等先秦哲学以及汉代的宇宙论，到魏晋哲学本体论的转变，表现在自然观上，就是把对于自然之理的根源性考察，从超自然的造物主以及宇宙创生的普遍法则（道），转入到自然事物本身的生成、发展及死亡的法则的考察。并且承认，自然存在物的存在根据或理由，是其本身的，即内在的。这就明确地承认自然存在物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魏晋玄学在哲学史上的意义也是不可忽视的。它为理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其思辨形式又对佛家思想传入中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它弘扬道家的哲学思想，并从侧面发展了儒家思想。

魏晋玄学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总的来说，玄学是当时一批知识精英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修齐治平），对宇宙、社会、人生所作的哲学反思，以在正统的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后，为士大夫重新寻找精神家园。南北朝时，佛教以玄学语言阐述佛理，玄学家也有以谈佛理见长者，玄佛合理。东晋后，玄学已与佛学合流，做为一种时代思潮的玄学也就"笑渐不闻声渐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