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之道

读《治学之道》杂录

姜亮夫《治学一得》：

治学问题有两件事。一是根柢之学；二是博与专―不博不能专。

博，不是野马飞奔，到处乱钻的博，那只是绿头苍蝇乱飞的现象，也不能善用这个“博”字。一个专家的学问，必然要有个定则，或熟习一些学科的内涵与自己之“专”的关系。譬如它的家属关系父族、母族、妻族、及师友邻里同学同窗，乃至边缘学科，把握这些关系，然后选择着要处，系统求之，则这个博，才是“有的放矢”。

程千帆《詹詹录》：

看风使舵是学者的堕落，它导致学术的毁灭。

要精读几部书，打下根柢。

从事于一个专题研究，材料是基础。必须从搜集材料开始，然后进入整理材料，即由低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那种想跳过搜集材料的阶段而然直接进入整理阶段、逃避搜集材料的艰苦工作、利用别人搜集的一点材料大发议论的人，与科学研究是无缘的。

必须注重亲自搜集第一手的材料。对于他人引用的材料，必须核实。以拣别人搜集的现成材料为满足，只能证明自己的懒惰和不负责任。懒惰和不负责任不能产生科学。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具备“敌”情观念，即要把自己研究的那个范围的国内外同行及其作品经常进行排队，了解他们的动向和成果，这样才可以避免重复，互相补充，进行商讨和开拓领域。

殷焕先《视野和信念》：

“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殷孟伦《谈黄侃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

1.首先以关心国家命运作为出发点，并把这一精神贯彻到学术研究上去。他认为治学是“存种族、卫国族”的手段。研究学术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国计民生的利益。这正是黄先生治学的根本目的。

2.笃学而不趋新，征实而不蹈虚。

“学问文章，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以高明广大为贵。”“师古而不为所役，趣新而不衅其规。”

3.治学先从继承入手。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4.扎硬寨，打死仗。

黄先生读《清史稿》，全书一百册，从头到尾都一卷一卷地详加圈点。他对于随便翻翻，点读数篇摺止者称为“杀书头”，他临终前犹勉力

圈完《唐文释》。这就是他治学的态度，也正是大师所以成为大师的成功秘诀。

5.淹博古今、谨严自守。

《颜氏家训》中说：“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

6.疑事毋质、质而勿有。

中国学问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作为一个学者，当日日有所知，也当日日有所不知。

7.对学生要求严格、劝勉备至。

袁世硕《冯沅君先生的治学精神》：

比较起来，占用资料和研究资料，对认识研究的对象是更重要，充分与否，认真与否，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人一定要委身于生命的新流。”

董治安《难忘的启迪和教诲》：

踏踏实实地真正“读通”一种重要古籍，把这作为走向治学的第一步。“一经毕，百经毕。”

“广中求精、博中求专。”

“读书要识家法”。

牟世金《我的读书法》：

三年内系统地阅读百多种书籍。

善问。善问者要“闻一知十。”

在读书做学问上，要善于小题大做，而不要轻易放过一些日常遇到的小问题。只要勤于探索，注意总结，日积月累，自可形成一套自己得心应手的读书方法。

“友、敌、师”。

要化所学所问为“自有”。

郑板桥说：“善读书者曰攻，曰扫。攻则直透重围，扫则了无一物。”如果怀着敌意向书本进攻，当一篇论文、一个论点，被自己攻来攻去，否定了，推翻了，这就是自己学识水平的一个提高。这时的读者，岂不拍案叫绝，其乐何如？如果左攻右攻攻不下，自己的疑问全部冻释，这时就会心悦臣服地承认它、接受它。经过这个过程之后的感受，才可说是真正地读懂了。这个懂，也就是消化的标志。如此得来的学识，不仅能牢记心底，且已化为自己的学问而可运用自如了。这对读

者来说，才可谓有了真正的收获，从而享受到无穷的读书之乐。

刚开始这样左，进度必然很慢，但比之长年累月装口袋的笨法，那就快多了。从根本上看，这样来读书学习，将使读者一次有一次收获，一次有一次提高；其中某些劳动，可能好似白花了，其实这种白花以至失败，都有其看不见的实效。作为整个读书法来看，它主要还不在解决某一具体问题，而在充实和提高读者独立研究问题的能力。若能持之以恒，习惯成自然，磨练得心明眼亮之后，继续读书也好，研究问题也好，就有可能遇事便迅速做出较为正确的分析与判断，而敏锐的眼力，独到的见解，也可望在这个过程中较快地培养起来。能如此，就不能生产出无穷无尽的产品。

唐弢|《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问题》：

我看无论哪个国家，要使引进的外来东西真正在自己国家里生长，非要把根扎在本国大地的泥土里去不可，不扎到本国大地的泥土里，不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鲁迅写《狂人日记》，他说依靠的是以前看过的一百多篇外国小说，茅盾也说，他最初写小说是依靠曾经读过的外国小说，鲁迅后来谈到《彷徨》的时候又说，他终于慢慢的脱离了外国的影响，在技巧上逐渐成熟。每个国家都有这种情况，中国尤其如此。

不搞比较研究不行。

第二件事，也是《书林》上发表的文章，作者沈鹏年，过去和我认

识，这个人搞材料还是可以的，钻劲很足，就是学风不正，很多人知道。他文章说毛主席和鲁迅曾经见过面，据说有些杂志还转载了这篇文章。但这是不真实的。根据周作人日记和其他材料，毛主席的确到八道湾十一号看过周作人，那是一个下午，鲁迅正在教育部开会，没有遇见。文章还说上海虹口区副区长有个材料，可以证明鲁迅和毛主席见过面，但他并未说明那个材料的详细情况。那个材料更妙了，说鲁迅和毛主席见过多次面，都是由她已故的丈夫联系的。其实那个材料，很久以前有人就给了我，要我考查，我经过初步查对，证明不确。想不到在我案头搁了几年的材料，沈鹏年现在却抛了出来。

殷孟伦《我是怎样研制语言学的》：

我开始治学最得力的书有：《说文解字》、《尔雅》、《经传释词》、《荀子》、《诗经》、《史记》、《汉书》。我读书的体会：第一、书要熟。我的记忆力差，但勤于检阅，开卷即可索得；文字长一点的，选择一些段落，背诵上口。第二、书一熟，自然文义就会通悟，前后贯联，由此书证彼书，由此悟彼，或推类而得，黄季刚先生曾说过：“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只要几部书熟了，就能明白好多问题，发现人所不能发现的问题。第三、句读方面，也是读书的一大问题。第四，读书理解不可不注意上下文的关系。第五，要用类比法求证文义。第六，要注意古今对应问题。第七，特别要注意语义演变的历史。

“文不空生，论不虚作”，这是读书著文要解决的问题。一般读书，先要边读边留心应该注意的问题，才能从文中发现他人所不注意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