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服饰文化与人文精神的关系精修订

论文服饰文化与人文精

神的关系

SANY标准化小组 #QS8QHH-HHGX8Q8-GNHHJ8-HHMHGN#

服饰文化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是该民族对生命存在和民族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民族价值理想、终极关怀的追求，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人文思想、精神灵魂。民族的人文精神是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伦理道德、思想方法、行为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表征；亦是这个民族实践民族自我发展的主导意识的表现。民族的人文精神无形中指导着这个民族的价值趋向、为人处事、行为选择、审美导向，指点着人的行止、喜怒、美丑、态度、中和等。

自鸦片战争以降，一些人把中华民族的落后、挨打、耻辱归咎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落后，甚至视儒学为主犯，从而导致民族虚无主义。它虚掉的是中华民族自信、自尊、自立之心，是中华民族自强、自达、自律之心，其结果是导致中华民族自悲、自虐、自卑之心、之行的滋长。使一些人产生了殖民地意识，崇洋媚外，西方的一切都比中国好，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统东西弃之犹恐不及。

20世纪初以来，西学铺天盖地而来，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和误导，一切以学西方为先进，以学中学为落后，于是有中西、新旧之争。而这一论争的天秤是向西学倾斜的。因此，西学成为人们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目标，所以，学西方便在中华民族大地上如火如茶地展开了。一切以西方的真理为真理，以西方的范式为范式，以西方的价值标准为标准，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不同程度地都存在这样问题。

在西学大潮的强烈冲击下，中华民族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层面都被置于西学法庭之下，重新进行价值审判、价值重估。在西学掌握现代性专利权的情境下，中华民族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被视为非现代性的，丧失了其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和地位。在西方现代性学术规范的观照下、统摄下，中华民族绵延了两千多年，创造了中华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全面退缩；在学术思想层面，具有生命智慧和智能创造的学术方式、表达方式、言说方式，统统丧失了其合法性，被置于西方学术思想哲学合法性的非法地位。这就是说，在西方价值观念、文化学术、思想哲学为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中，中华民族自已的文化学术、思想哲学大化流行、唯变所适、生生不息，并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文化学术、思想哲学的合法地位却被西学所否定，中华民族传统话语、言说方式被西方话语、言说方式所取代，其独特的学术、思想、哲学问思方式被西方致思方式所代替。这样，中华民族文化学术出现了断裂现象，加上中国现代文化学术、思想哲学和教育的单向化，也加剧了这个断裂的拉大。这使中华民族文化学术、思想哲学、以至思维和书写方式都被逐渐纳入西方学术规范、思维模式之中，中华民族的文化学术、思想哲学自已的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了，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譬如，说我们现在都没有自己的衣服穿了。这不是危言耸听，尽管服装店里衣服琳琅满目、名牌无数；大街上花花绿绿、各式各样，然而我们只要出席重要会议，或接待外国人，都会通知我们要穿“正装”。开始我搞不清楚什么是“正装”总要问问清楚，后来不问也知道是穿“西装”了。“西装”顾名思义就是西方的服饰，而非中华民族自己的服饰，所以说我们没有自己的衣服穿了。

在这里我并不是反对服饰的多样化，拒斥不同民族、不同服饰的交流、吸收、互渗、互补，但作为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出现，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表征，应该有自己中华民族的服饰。这种服饰文化既吸收古今中外服饰文化之优，又适合现代人需要的服饰，暂名之曰“国服”。这是因为一个国家、民族的服饰文化，是这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标志和文化符号，通俗地讲就是这个国家、民族的照牌；它是这个国家、民族人文精神的体现；它深沉地蕴涵着这个国家、民族的心理、气质、品格、神韵；它是这个国家、民族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风俗习惯，乃至宗教信仰的表现。它给人们以国家的认同感、民族的认同感、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宗教的认同感（譬如佛教和尚和尼姑的服饰，道教道士有道士的服饰）。这种认同感是文化的亲和力、国家的凝聚力、民族的生命力的源泉。假如我们认同“西装”为“正装”，即为中华民族正统的服装，那么，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认同西方的服饰文化，慢慢地就会对西方文化产生一种亲切感，而对中华民族自已的文化（包括服饰文化）产生一种疏离感。长此以往，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民族的气质、品格、神韵就会丧失，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个性光彩、特殊魅力就会淡出淡化。

二、中西人文精神归属于两大文化体系，各善其善，善人其善。

尽管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学术、思想哲学中以西方的真理为真理、艺术为艺术来剪裁中国的文化学术、思想哲学，但仍然没有获得西方的认同。譬如说中国哲学，虽然我们依照西方哲学之谓哲学来选取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家仍然认为中国没有哲学。这就是说，中国哲学按西方哲学的样式来剪裁、缝制，自以为穿上了“西装”，但西方哲学并不认同。同理，中国人穿上西装，甚至穿得比西方人还西化，我想西方人也不会说你是西方人，中国人还是中国人。

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有无比悠久的历史，光彩夺目的创造，绚丽多姿的样式，在世界服饰文化中无与伦比，具有重要地位，并影响东南亚地区。中华民族的服饰可朔源到旧石器时代，用树叶兽皮遮体。“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用兽皮来缝制衣服，后世圣人用丝麻的织品来替代兽皮，将丝麻织品染成五色，制成服饰，这便是“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巛（坤）。乾巛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黄”上衣下裳样式的确立，意蕴着深刻的文化思想内涵。这是依据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的“观”和“法”，取代表天的乾和代表地的坤，即天玄地黄，而分上衣的天、玄与下裳的坤、黄，亦即上为天、为阳，下为地、为阴。这样，上衣下裳之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以宇宙天地、乾坤、阴阳的形而上的道理寓于具体的形而下

的服饰之中的“天人合一”的民族文化的人文精神。可见，中华民族的服饰一开始，便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便是民族精神的表征。

殷周以后，服饰“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五色的不同颜色服饰表示不同等级，衣服上不同的纹饰亦体现不同等级：“公自山以下，侯伯自华虫以下，子男自藻火以下，卿大夫自粉米以下”。至周代有所改变，“公侯卿大夫之服用九章以下”。郑玄注：“冕服九章，初一曰龙，次二曰山，次三曰华虫，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画以为缋；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为绣。”把服饰当作“礼仪”的内容之一。它作为社会政治典章制度、等级名份、贵贱之别的表征，具有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社会人际关系的功能，“于时致治平矣”所以受到历代王朝的重视。

汉以后，历代冕服制度都有所改革，到隋唐而历宋元明清，服饰文化丰富多彩，灿烂美观，既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蕴，又具有显明的民族特色，在世界服饰文化中独占鳌头，凸显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无限的魅力，为人们所赞扬敬服。隋唐服饰沿袭汉魏，有所改革，但无论男女都分礼服与便服两种。隋文帝杨坚制定《衣服令》，规定皇帝服饰有衮冕、通天冠、白纱帽等，后又有所增加，皇太子、百官的服饰也各有规定。唐初高祖李渊制定《衣服令》，武德七年（624）颁行，对皇、皇太子、皇后、妃嫔等都做了规定；官员的常服服色基本按品级为准，分为紫绯、绿、青等。宋代天子、后妃、诸臣、士庶之服都有一定之规。“天子之服、一曰大裘冕（《司服》：

‘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二曰衮冕，三曰通天冠、降纱袍，四曰履袍，五曰衫袍，六曰窄袍，天子祀享、朝会、亲耕及视事、燕居之服也；七曰御阅，天子之戒服也；中兴之后则有之”。诸臣、士庶人服饰规定：“公服，凡朝服谓之具服，公服从省，今谓之常服。”端拱二年（989），”“诏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并庶人、商贾、伎术、不系官伶人，只许服皂、白衣、铁、角带，不得服紫”。后禁白衫，祗用于凶服，许用紫衫。明代对皇帝冕服、后妃冠服、皇太子亲王以下冠服、文武官寇报、命妇冠服、内外官亲属冠服、内使冠服、侍仪以下冠服、士服冠服，乐工冠服、军隶冠服、外蕃冠服、僧道服色等都做了规定。

服饰文化亦深为历代士大夫、思想家所重视，他们或参与制定，或进行改革，作为其制礼工作的一部分，假如不按规定穿着，便认为是逾僭和非礼的行为。宋时士大夫遵照“君子正其衣冠”，重视衣冠之饰。司马光《涑水家仪》规定每日早盥漱并“栉总具冠带”，家宴时，“卑幼成服序立”，要求严格。朱熹认为，“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这是为人的初步，“大抵为人，先要身体端正，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甚至对如何着衣脱衣都有规定。朱熹制定的祭祀、冠婚服饰为官方所认可，他又撰《君臣服议》，探讨了丧服问题。

宋时士大夫的审美价值趋向深衣。司马光“依《礼记》作深衣、冠簪、幅巾、缙带。每出，朝服乘马，用皮匣贮深衣隋其后，入独乐园则衣之。”对深衣情有独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