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五代两宋时期史学 (《中国史学史》PPT课件)

第三节 编年体史书的代表性著作《资治通鉴》
二、《资治通鉴》的“资治”思想 “资治”的撰述思想决定了其书的内容以
政治、军事、民族关系为主。 司马光认为，历史上盛衰治乱之变的根本
原因在于“君臣”的政治见识、能力和举 措。 在司马光看来，决定“国家盛衰”“生民 休戚”的首要因素是君主的修养和能力。 司马光特别强调“官人”即选用人才对于 政治统治的重要性。
第五节 两宋史学的其他成就
一、本朝史的撰述
关于本朝的撰述，除官修者外，南宋时期涌现出大量的私修本 朝史，数量之多，水平之高，都令人惊叹，这是宋代史学一个 突出的特点和成就。
宋代本朝史撰述主要有两个重点：一是北宋史，以探求、总结 北宋灭亡的历史教训；一是南宋初期“中兴”历史的回顾和总 结。
在蔚为大观的本朝史撰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三部巨著：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新唐书》主持修撰者为欧阳修。《新唐书》本纪、志、表之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出自欧 阳修，列传为宋祁所撰，范镇作志，吕夏卿制表。《新唐书》同样贯穿着欧阳修师法《春秋》的思想 旨趣，他所撰写的本纪，如同编年大事记，并有一定书法以寓褒贬。《新唐书》编修时得以参考的唐 朝文献以及后人撰修的唐史著作要远远超过《旧唐书》。
郑樵“会通”思想的理论价值，反映在历史观方面，是强调重 古今之相因，极古今之变化；反映在历史文献学方面，是提出 广搜博览，然后能成一家之言的原则。
马端临《文献通考》是继《通典》之后又一部典制体通史巨著。 马端临将历史的“会通因仍之道”分为“理乱兴衰”“典章经 制”两个层面。
第四节 纪传体史书的“会通”之作《通志》
第五章 五代两宋时期史学
第一节 时代变迁与史家的历史思考 第二节 撰述前朝史与修史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第三节 编年体史书的代表性著作《资治通鉴》 第四节 纪传体史书的“会通”之作《通志》 第五节 两宋史学的其他成就
概说
五代两宋时期（907—1279），中国古代史学在思想上和学术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 度。从历史进程和社会面貌来看，五代两宋的时代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在政治上，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门阀地主退出了历史舞台，科举出身的庶族地主阶层 兴起，成为政治权力的中心。第二，在民族关系上，周边民族发展壮大，一方面反映了 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一方面又形成民族矛盾激化的局面。
二、典制史范围的扩大
继《通典》之后，宋代史家郑樵《通志》、元代史家马端临 《文献通考》都在典章制度史的撰述上作出重要贡献，合称为 “三通”，成为中国典章制度史的三大经典。
郑樵《通志》虽然是一部纪传体通史，但其书的主要价值在于 《二十略》即典制史部分。《通志》和《文献通考》在《通典》 之后进一步扩大了典制史的撰述范围。
史学的区别及其关系，从而阐明“什么是史学”的问题。 郑樵十分尖锐地批评以褒贬为事的史学风气，指出其有悖于史学传统。 两宋理学家将史学当作“穷理”“格物致知”的重要途径，他们强调史学要以“大义”“明道”为先，热衷进行史学批评，对史学的认识
颇有可取之处。 曾巩也论述了史家所应具备的修养，在理论上具有较高价值。
第二节 撰述前朝史与修史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三、国史纂修及其成就
宋代官修国史，形成了一套环环相扣、完备有序的从史料搜集到史书修撰的制度和程序，且所修 史书种类、名目繁多。
宋朝继承唐代制度，新皇帝即位后，即诏修先朝《实录》，《实录》的史料来源大致是《时政记》 《起居注》《日历》、私人记录、墓志行状以及史官采集的见闻。
第三节 编年体史书的代表性著作《资治通鉴》
一、司马光主修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司马光主持编修的《资治通鉴》，是一部
伟大的编年体通史，代表着宋代史学的最 高成就。司马光与司马迁合称“两司马”， 成为中国史学史上并峙的高峰。 在编修《资治通鉴》时，司马光制订了一 套严密合理的方法和步骤，为史书撰述提 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代表了宋代史学在编 纂方法上达到的水平，被后世称为“长编 之法”。
欧阳修的“正统论”提出之后，立即引起热烈争论。
第一节 时代变迁与史家的历史
三、史论与史评的发展
思考
宋代史学注重理论思维，思想成就较高，还突出地表现在史论和史评著作 大量涌现，呈现繁荣局面。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特立“史评”类，以著录历史评论和史学评论两方面的撰述，从此“史评” 成为史部一个很重 要的门类。
第三节 编年体史书的代表性著作《资治通鉴》
三、《资治通鉴》的叙事艺术 首先，《资治通鉴》善于叙写战争，有不
少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其次，司马光对重大历史事件及其过程的
叙述也堪称典范，具有鲜明的特点。
叙事则提要钩元，行文则删繁就简；疏 而不露，简而扼要；言必有据，没有空话； 事皆可征，没有臆说；文字精炼，没有费辞。
据”？ ４、试论宋代史学的时代特点。
——翦伯赞《学习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精
第三节 编年体史书的代表性著作《资治通鉴》
四、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通鉴纪事本末》以事件为中心，按照
《资治通鉴》原来的年代顺序，分类编辑， 标以醒目的题目，抄上原文和司马光的史 论。 袁枢对《资治通鉴》的改编，创造了中国 史学史上一种重要的史书体裁即纪事本末 体，这是其书最大的贡献。 袁枢之后，多有仿作，纪事本末体史书蔚 为大观，成了与编年体、纪传体三足鼎立
书》。一部《旧唐书》凝聚了唐代以至后晋数代史家的心血。 五代时期撰成的另一部唐史著作是王溥编纂的《唐会要》。 《旧五代史》 北宋四大部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
龟》。
第二节 撰述前朝史与修史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二、《新五代史》和《新唐书》
《新五代史》由欧阳修撰成。《新五代史》之“新”意，在于欧阳修师法《春秋》，把一套“褒贬义 例”贯穿于对五代历史的记述之中，并重视史论，用以表达自己的历史思考和社会政治思想。
两宋先后与辽、金订立条约，互派使节，也不断派出行人出使 高丽、西夏、蒙古。使者回国后照例要作《行程录》上呈朝廷， 并著有纪行诗、文，载之文集，这些出使行记以当时人的亲见 亲闻反映了边疆、境外史地，记录了民族和对外关系。
第五节 两宋史学的其他成就
五、金石学与考史之学
中国古代史家之留意于金石铭文者甚早，但对其进行比较系统 的搜集、整理、研究并用于证史、考史，则开始于宋代，并得 到迅速发展，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是具有标 志性的著述。
郑樵《通志·二十略》突破了典制史主要记述政治方面典章制 度的藩篱，将范围扩展到了社会、文化、自然的重要方面，极 大地开阔了历史视野，为发展新的专门史提供了途径。
第四节 纪传体史书的“会通”之作《通志》
三、郑樵《通志》的史学价值 首先，《通志·总序》批评班固断代为史，表
彰和阐发中国史学的“通史家风”，进一步丰 富发展了通史撰述理论，《通志》集中反映出 郑樵以“会通”为主的学术思想。 其次，郑樵在《通志》中一再提倡“实学”。
宋代的考据学十分繁盛。针对他人史书所作的纠谬，代表性著 述首推吴缜《新唐书纠谬》《五代史记纂误》。
宋代学者因精于考史而受到清朝考据学家之尊崇者，当首推王 应麟。
思考题：
１、试论宋代史学在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上的 重要成就。
２、试论宋代的通史撰述及其“会通”思想。 ３、为什么说宋代史学兼重“义理”和“考
第五节 两宋史学的其他成就
四、历史笔记、地理书和出使记
中晚唐兴起的历史笔记，在宋代获得迅速发展，数量激增，作 者众多，历史笔记的撰述有了更加自觉的史学意识。
宋朝史家承继唐代全国地理总志的编纂，相继编修了几部重要 的全国地理志，以反映和颂扬“大一统”社会、政治理想，并 下启元、明、清三代“一统志”的编纂传统，在中国历史地 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五代两宋史学在理论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大盛，在若干理论 问题上有重大发展，影响深远。在北宋衰亡和政治纷争的刺激下，南宋史家注重本朝史 撰述，成为宋代史学的突出特点。
第一节 时代变迁与史家的历史 一、天人关系的理性认识 思考
“天人之际”是中国史学史上贯穿始终的重大理论问 题，两宋思想家和史学家对这一问题重新进行探讨，达到 了新的思想境界。
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 非深知古今之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 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 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
第四节 纪传体史书的“会通”之作《通志》
一、通史撰述理论的发展
通史撰述的重大成就使中国史学的“通史家风”得到了理论上 的总结和阐发，主要反映于郑樵在《通志》中提出的“会通” 的史学思想。
第五节 两宋史学的其他成就
三、民族史观和少数民族史记述
宋人的民族历史观，将传统的“夷夏大防”，与《汉书》区分 汉与新莽的“正闰论”相结合，来区分宋朝与北方诸强邻不同 的现实和历史地位，强调夷夏正闰观，在所撰史书中，更竭力 对历史上和现存民族政权的鄙视和批评。
关于两宋的少数民族史记述。两宋史家对诸民族政权在言论上 的藐视与在史著中的关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毕竟因其对两宋 政权的军事威胁太甚，为现实应对计，也需要了解其历史与现 实情况，以供朝廷决策和军事外交参考。宋朝始终重视对北方 诸民族政权和境内各民族史的著述。
第五节 两宋史学的其他成就
二、吕祖谦和朱熹的史学
南宋时理学家一方面继承了二程的史学思想，以读史为“穷 理”“致知”之学，并主张“先经后史”，一方面致力于历史 撰述的实践，成果斐然，成为宋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对其 后的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当推吕祖谦和朱熹。
在南宋，最有影响的学派有三支，一是以朱熹为宗的朱学，一 是以陆九渊为宗的陆学，一是以吕祖谦为宗的吕学，而各有特 点。
在宋朝，本朝史的撰修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变动和党争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关系。 除了“实录”“国史”之外，宋朝还设立专门机构编修“会要”，专门记载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