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话语 罗兰-巴特

历史的话语罗兰-巴特人们对于比语句更大的语言单位（即话语，discourse）进行形式的描述，不是新的事情。

从高尔吉亚[2]到十九世纪，它一直都是古典修辞学主要关心的问题。

然而语言科学晚近的发展使人们对这一主题重新发生了兴趣，并且它还带来了处理这一问题的新颖技巧。

现在，一门关于话语的语言学可以说已经跨入了可能性的门槛。

它对文学分析——以及对于文学分析在其中起着很大作用的教育过程——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使它成为符号学[3]（semiology）当前重要的研究项目之一。

这样一种第二级的语言学的目标应该不只是去探求话语的一般性概念（如果存在的话），以及表达一般性概念的单位和结合规则，而且也应用于判定结构分析是否认可了传统的话语形态（discourse-genres）的类型学——譬如说，在把诗的和小说的话语、把虚构的和历史的叙述加以对比时，我们是否总是有道理的呢？这两组对比中的第二组也就是下面要探索的主题：实际上在事实的和想像的叙述之间有无任何特定的区别，有无任何语言学上的特征，按照这一特征，我们可以把适合于叙述历史事件的方式——一个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从属于历史“科学”规范的问题，它要求符合“实际发生的事情”这样的准则，并根据“合理的”说明原则来加以判断——与适合于史诗、小说或戏剧的方式加以区别吗？如果存在着这些区别特征，那么它们又影响着话语的哪些部分，以及在语言行为（languagye-act）的哪一点上起着作用呢？本文将通过对某些古典历史学名家如希罗多德、马基雅弗利、鲍绪埃[4]和米歇莱[5]的著作中的话语所做的非严谨的（并且绝非彻底的）考察，来对这个问题作一尝试性的解答。

一首先，古典历史学家是在什么情况下在自己所写的话语中被引导（或被允许）去谈及表达话语的行为的呢？在话语中，像雅克布逊（不过他所关心的是分析语言，而不是分析话语）所说的那种标志着转入和转出自身指示（sui-referential）方式的转换语[6]（shifters），采取的形式是什么呢？历史话语似乎有两种标准类型的转换语。

第一种可以称作审核方式（monitorial mode），它对应着雅克布逊所说的（还是在语言的层次上）证据类（evidential category）；它把信息（报道的事件），代码陈述（报道者的作用部分）以及有关代码陈述的信息（作者对其资料来源的评价），组合在一起。

因此，证据类显然包括了对于资料来源和见证者报道的各种论述，以及对引证其它原文的该史学家的报道行为的各种论述。

这一方式的选择是不受限制的——史学家可能心安理得地默默使用着他的资料来源；但是一旦他选择了这一方式，他就接近于人种史学家的地位了，后者通常都需提供关于消息报道者的细节资料；因而审核方式为希罗多德一类人种史家——历史学家们所共同采用。

它可能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像“据我所闻”、“据实而言”等开场白；现在时态的使用标志着史学家的介入，或者标志着对史学家个人经验的任何叙述。

例如，米歇莱通过一种主观解释的过滤方式“审核”了法国史（1830年的革命），并且明白地谈到了这一点。

但是审核方式当然不限于历史的话语。

它在会话和小说中的某些解说性手法里（属于虚构报道者的轶事等等）也是常见的。

第二种类型的转换语包括所有那些作家据以表示离开或返回其叙述路线的方法，它包括着任何有关其话语组织情况的清楚的路标。

这是很重要的一类，它具有很多可能的形态；然而诸形态都可归结为一种有关内容的，或更准确些说，与内容在同一层次里的某种话语置换的指示语，干脆说就是以时间和地点指示词这里（voici）和那里（voila）这种方式来表示。

与叙事面（narrative dimension）的可能的关系包括不变（“如上所述”），倒退（“再次重复”altius repelere，“进一步重复”replicare de piùalto luogo），复原（“但是回到我们本题上来，我认为……”ma ritornando all’ordine nosfro, d ico come……），结束（“关于这个问题无可再说了”），宣告（“这一统治时期的其它值得注意的业绩还会谈到”）。

组织转换语（organization-shifter）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在我们只能简单地谈一下，这就是由历史本身的时间制[7]与史书中的时间制的并存，或更确切说，二者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困难。

这一冲突在话语中引出了很多有趣的特征，其中三个特征可以在这里谈一下。

第一个是有关种种加速现象的：同样的页数（如果这可以看作是史书自己的时间制的粗略的度量的话）覆盖着历史时间的很不同的时程。

在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史》中，同一文字容量（一章）可以包括二十年或几个世纪。

历史家越接近自己的时代，话语行为的压力就越大，而时间制也就越缓慢：两种时间制不是等时性的（isochr onic）。

但是这就意味着话语不是线性的，并暗示着历史陈述中的“双关语式”（paragrammatism）的可能性。

[8]要注意的这个第二个特征使我们想起，甚至在话语必须保持线性的这种纯实质的意义上，它的作用似乎应该是对照于历史本身曲折的进程给历史时间增加深度。

于是当希罗多德头次提到一个新人物时，他就回过头来描述一下他的家世，然后再返回起点并继续向前，直到下一个新人物出场，这时整个的过程又重复一遍。

第三个特征，很重要的一个特征，说明历史时间的均匀时序如何可能被标志着历史话语起点的组织转换语所破坏，在这一点上，历史事件的开端与编年史事件的开端是相符的。

[9]这种起点可以取两种形式中的一种：第一种可以叫作执行性开端（performative opening），这里所用的言语不折不扣地是一个正式的开场白；典型的例子是史诗诗人的“我歌唱”。

于是热万维勒以宗教祈祷开始他的历史（“以全能上帝的名义，我，耶安，热万维勒之父，在此讲述我们神圣的国王路易的生平”）；甚至社会主义者路易"布朗也不轻视精美的首句；[10]因为在任何语言行为的起始处总有某种令人敬畏的——几乎可以说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第二种起始的形式——前言，则普通得多；它是元陈述（metastatement）的典型的一例，它既可以是展望性的（要做的事被宣布时），也可以是回溯性的（完成的工作被判断时，如米歇莱在他的《法国史》全书完成并出版后所添加的前言）。

这些例子表明，向自身指示性的元陈述方式的转换，与其说是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目的在于使历史学家能够表现其主观世界，不如说是在于通过把它与话语本身中其它时间制的对比，来“反简化”（de-simplify）历史的年代顺序的时间（为了简便，我们把它称作文献时间，document-time）；在于使历史线路“反年代顺序化”（dechrono-Icgize），并恢复——只要通过回忆和怀旧——一种既是复数的，参数的，又是非线性的本原时间（Time），它在其维度的丰富性上类似于诗人或占卜者的语言不可分开的那种古代宇宙起源说的神秘时间。

组织转换语揭示（虽然事实有时被种种唯理主义的手法所伪装），历史学家的作用是预断性的：因为他知道还没有被讲述的东西，所以历史学家象说神话的人一样，需要一种双层时间（two-layered Time）来把主题的时序与报道主题的语言行为的时序编织起来。

上面所讨论的记号（signs）或转换语只与语言行为本身有关。

还有其它一些表现雅克布逊称之为参加者（protagonist）——信息发出者与收受者——的词项。

非常奇怪的是，文学话语很少带有任何承认读者存在的标记；人们甚至可以把它描绘为（似乎是）一种没有你（Thou）这一人称的话语——虽然实际上它的整个结构都暗含着作为“主体”的读者。

在历史的话语中，目的记号（destination-signs）通常是没有的；只有当历史作为一种训诫被讲授时才能发现它们，如由教师向他的皇族弟子直接讲述的鲍绪埃的《世界通史》；即使这样，在某种意义上之所以可能有这种作品的结构，只因为鲍绪埃的话语被看作是上帝本人的话语——因而也就是上帝赐予人类去沉思的历史——对人类的异质同态的复述。

正是因为人的历史就是神谕，鲍绪埃才能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写作，即：在年轻王子和他本人之间建立目的关系的方式来写作。

表明作者存在的标帜当然要常见得多。

它们包括所有那样一类话语的片段，通过这些片段，最初我们除了其作家身份以外一无所知的历史家其人，逐渐由于那些使他作为一个人、一个心理实体建立起来的一切属性而被充实。

这种“充实方式”（fillingin）的一个特例，更直接地说是一个文学批评的问题，就是在作者企图通过故意省略对作品创作者的任何直接暗示，以避开他本人的话语的地方，历史似乎在自行写作。

这一方法被极为广泛地运用着，因为它适合历史话语的所谓“客观的”方式，而历史学家本身则从不在这种方式中出现。

实际的情况是，作者放弃了人性的人物（human persona），而代之以一个“客观的”人物；作者的主体依然明显，但他变成了一个客观的主体。

这就是福斯太"德库朗惹[11]如示真谛地或不如说天真地称作“历史的贞洁”的过程。

在话语层次上，客观性，或者说对讲述者的存在的任何提示的缺如，结果就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虚构，这是可被称作指示性幻觉（referential illusion）的产物，历史学家企图通过指示性幻觉给人以这种印象：所指物在自言自语。

这一幻觉不限于历史话语：现实主义时代的小说家们大多数都认为自己是“客观的”，因为他们在其作品的本文中压制了一切“我”的痕迹。

现在，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一起使我们对于这种禁欲主义的言语方式有了更为清醒的看法：我们认识到，一个记号的欠缺（absence）也是能够有意义的。

语言行为的最后一个方面还应略微提一下，它是这样一种特殊情况——雅克布逊把它看作一系列转换语之一（还是在语言而不是在话语的层次上）——在这里话语的说者同时也是所描述的事件的参加者，也就是说，语言行为的实行者与历史事件的实行者是同一个人——一句话，行动者成了历史学家，如色诺芬[1 2]与万人撤退的事件。

关于历史中的“我”与编史的“我”结合为一体的最著名例子，即凯撒著作中有关人称代词“他”的著名用法；它被限用于对应着编史方式中的“我们”（“如前所示”）的历史方式。

乍看起来，凯撒的这个“他”似乎与其他人物无法区别，而且因此之故，它被看作是客观性程度最高的记号；然而我们能从形式上按照搭配关系把它与其他人物区别开来，它被限用于几个或许可称为领导系统组合段（syntagms of leadership）的组合段[13]（发令、主持会议、检阅、祝贺、解释、思考），它们实际上都接近于其中言语和行为是合二为一的那种执行语。

把“他”作为过去的行动者和目前的讲解者来运用的还有其它的例子（特别是在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中）：它们表明，选择非个性的人称代词只是一种修词学的托词，而讲解者的真实处境在他选择来表达其过去行为的组合段中是一目了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