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孩子》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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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的孩子》读书笔记

根据豆瓣读书的时间标志,距离阅读上一本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离开的,留下的》已经过了4个月了。现在还在想,如果一口气读完4本,感觉会是如何呢?应该会是对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明暗深浅互相交织的一生有更宏大更清楚的认识。因为读完《失踪的孩子》时的感受就是如此。

读完这本书后,我不经疑问,“我就这样把一个人的一生参观完了吗?”但在粗略地回想了莉拉和莱农的所经历过的事情(即这本书的主要情节)之后,发现这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两份人生的交叉点啊。

莱农离开彼得罗、

莱农尽力摆脱莉娜在那不勒斯的生活、

莱农和莉娜同时怀孕生育孩子、

莱农和母亲的和解、莱农离开尼诺、

莉娜小女儿Tina失踪、

城区的好友一一死去离开这个世界(阿方索、索拉拉兄弟、里诺)

莉拉的无处安放

这些是莱农和莉娜30岁以后人生的交叉点。

费兰特在这本书的开始时写下该怎样写出这本书的写作纠结,她说,“那么多年纷纷扰扰,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事情,经历了各种心境,要抓住主线是很难的:我要么回顾一下自己的故事,把那些和莉拉相关的、错综复杂的事情筛选出来:或者退而求其次,讲述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这样写起来容易一些。但我必须尽量避免这两种情况:首先,我们俩的关系的本质决定了,只有通过我才能抵达她。”

第一次知道这系列小说时,是今年的3月份,那个时候大家还称它们为“那不勒斯三部曲”。人们为这三部曲打上的标签其中有一个是“女性小说”。这让我想到两年前流行过一阵的美国小说《萤火虫小巷》,克里斯汀·汉娜在序言里说,这么多年以来,她一直在等待一本描写女性一生友谊的小说,并强调她已等待得足够久了但依旧还是没有等到,于是她开始动笔写这本《萤火虫小巷》了。

这段话在我读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时候经常冒出来,有时候调皮地想一下这两位作家会是如何评价各自的书呢,特别是克里斯汀·汉娜的评价。也没有去查它们的出版时间,究竟是谁早谁晚。时间的交错感令人迷糊。

两部小说写的时间跨度都非常长,凭着记忆中残余《萤火虫小巷》的内容,觉得它们所描述的主要情节都差不

多?都是发育成长,恋爱结婚生子,在婚姻生活中喘息,处理各自父母小孩的事情在仅有的女性小说的阅读体验之下,想了一想,那女性小说都是这样的吗?女性小说的逼仄感令我迫不及待地想找到与之对应的男性小说来读,想找出他们的不同点,想叫嚷我不想要这样的女性小说的逼仄感,更想逃离的是女性化向的“恋爱”“婚姻”“生子”“友谊”。可再转过头来一看,大多数人都逃不过这些事情。

不知是因为距离阅读前面三本书的时间有点久远了,还是当初在阅读它们时没有用心去读,在《失踪的孩子》这部书中,才渐渐知道了莱农的书是有关于女权主义方向的。因为是“渐渐知道”,所以是第一次明晰地察觉到她的书是多隐晦地包含着这类内容。

或许从她在与彼得罗婚姻中开始疯狂迷恋上尼诺的

时候,在我的潜意识里,她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了。以至于后来,在安东尼奥向莱农和盘托出所有关于尼诺多情的证据后,莱农的表现真的挺让我失望的。在尼诺消失后,她正在邮局排着看似无休无止的队伍时,她向自己发问,“为什么我会在这里,为我要真这样浪费时间,我的女儿和那不勒斯会把我吞没。我不学习,不写作,我失去了自制力。我千辛万苦才争取到了远离这里的生活,但现在我又回到了原点。”

莱农在60年代开始写书,配合着想要向上的欲望和对周围事物的唾弃,书的主题模模糊糊地贴合了当时女权主义的萌芽时期,她甚至可以说是被半推半就地认识了女权主义。莱农的女权思想伴随着向上的欲望出来。彼得罗最后一次来那不勒斯的时候,对莱农半开玩笑说她是半个女权主义者,半个马克思主义者,半个弗洛伊德主义者

莱农一直想要离开那不勒斯的城区,也通过最有效的升学通道离开了那不勒斯。隐隐地,一直没有看出她的最主要的目的,直到第四部的后半部分出现最重要的一句话,“我的整个生命,只是一场为了提升社会地位的低俗斗争。”一道隐藏在这部女性小说里最重要的线被揭示——提升社会地位。

在书中,提升社会地位欲望最明显就是尼诺了,其次是莱农。

在一定程度上,莱农凭借了她和彼得罗·艾罗塔的婚姻,社会地位登上了一个新阶层。尼诺则游缘在各位女士身边,东一点西一点地拼凑搭建需要向上一个阶层的石梯。在莱农和彼得罗离婚之后,莱农在米兰出版社要出版的书受到了阿黛尔的阻拦,阿黛尔曾经亲口和莱农说,“从我这里,从我丈夫身上,你不会得到任何东西。相反,我之前给你的,我都要拿回来。”

几乎在同一时间,莱农的公公奎多·艾罗塔在热内亚向莱农给出了他对于尼诺的评价,“萨拉托雷的聪明是没有根基的,他喜欢取悦掌权者,而不是为了某种理想而奋斗,他会成为一个附庸权贵的技术官僚。”一语成谶。奎多·艾罗塔预示了尼诺的政治生涯。

在一场贪污腐败的检举风暴中,尼诺和奎多·艾罗塔被加入贪污分子名单。尼诺在那场政治漩涡中被牺牲了。而在之后,尼诺为了不被丢弃,他在拼命地抗争,他转变了政治立场,越来越偏右派。1994年,他又重新高高兴兴地坐进了议会。

而奎多至始至终都未被叫到法官的面前,但报纸和周刊每天在谈论到腐败问题时都会谈到他。在莱农和阿黛尔的电话谈话中,阿黛尔说了最后一句,“他唯一犯的错误,就是他周围全是些没有底线的新文盲、贱民,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年轻人。”

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年轻人,看到这里,心里咯噔了一下。脑海中突然冒出为提升社会地位而努力的年轻人。他们的姿态是“爬”。他们的状态是“不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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