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邻接权制度的改进——以“体育赛事节目”的著作权法保护切入

内容提要：“体育赛事节目”著作权法保护争议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著作权法设置的关于录像制作者权的邻接权制度。

《罗马公约》中并无录像制作者权，并非当时录像技术尚未成熟所致，而是在视听作品著作权保护规范完善的情形下，录像制作者权的邻接权规范并无必要。

邻接权之所以叫“邻接”权或“相关”权，其根源在于邻接权与他人权利尤其是著作权相关，且邻接权人并未创作出全新的作品。

邻接权客体存在独立价值，需要对其赋予独立于作品著作权的保护。

邻接权制度致力于对邻接权进行充分保护的同时不减损与其相关的著作权等权利的保护。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录像制作者权的建构误读了邻接权的宗旨，司法实践误将“创作高度”的高低作为著作权客体与邻接权客体的划分标准，导致著作权法理解与适用的混乱。

2020年《著作权法》仍保留录像制品这一概念。

在法律适用时，应严格限制录像制品的外延。

关键词：著作权法体育赛事节目邻接权《罗马公约》录像制作者权前言2020年9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业界广泛关注的“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与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判决（以下简称央视诉暴风案）中认定：（1）独创性是“有无”，而并非“高低”的问题；（2）体育赛事节目制作存在较大创作空间，制作者能够根据创作意图和对赛事节目制作播出要求的理解，充分运用多种创作手法和技术手段作出一系列个性化的选择和安排，符合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以下简称类电影作品）的独创性要求，体育赛事节目不属于录像制品，而属于类电影作品；（3）体育赛事节目的比赛画面由摄制者在比赛现场拍摄，已经通过数字信息技术在相关介质上予以固定并能够进行复制和传播，既满足作品一般定义中“可复制性”的要求，亦满足电影和类电影作品定义中“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的要求。

此案判决不仅为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利好，而且澄清了不少著作权法的基本问题，对以后的司法裁判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示范和约束作用。

不过，此案虽然纠正了以往有关体育赛事节目裁判的错误认识，赋予体育赛事节目以作品的著作权保护，但法院基于裁判者的角色，仍然是在既有著作权法的制度框架内进行解释。

事实上，从以往学界及实务界对体育赛事节目著作权保护的争议可以看出，争议双方针对体育赛事节目的定性问题，往往是围绕独创性进行解释和争论。

然而，独创性似乎既是著作权法的“哥德巴赫猜想”，又在很多情形之下成为裁判者正当化其判决理由的工具。

即便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体育赛事节目有关的争议作出了符合产业发展诉求的裁判，有关法律争议产生的根源仍存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一、体育赛事节目法律保护争议产生的根本原因体育赛事节目应受保护并无争议。

例如，非法APP盗播体育赛事节目应被制止在知识产权领域存在共识。

我国著作权法学界围绕体育赛事节目的争议焦点为体育赛事节目的定性。

之所以首先要对体育赛事节目进行定性，原因在于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存在“作品”与“制品”的区分，并且针对“作品”与“制品”赋予权利人不同的权利内容。

按此逻辑，如果著作权法没有关于“作品”与“制品”的区分，著作权法学界便没有有关体育赛事节目的议题。

虽然体育赛事节目早已存在，但围绕体育赛事节目的争议在最近七八年才成为我国著作权法研究的热点问题。

其中原因，一方面在于，随着我国著作权法制不断完善，民商事主体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加之互联网时代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和路径盗播体育赛事节目的行为频繁出现，权利人必须拿起法律武器进行维权；另一方面在于，我国著作权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司法裁判也更加规范，加之部分学者与法官受到传统著作权法教育根深蒂固的影响，试图在著作权法的现有框架内解决体育赛事节目的法律保护问题，却又逃不出传统著作权法教育下的思维定式。

目前，有关体育赛事节目法律保护的文献，大部分都是“解释论”，试图在现有著作权法框架之下寻求体育赛事节目的法律保护。

照此，如果现行著作权法中并无“著作权”与“邻接权”的分野以及“作品”与“制品”的界分，则很可能不会存在针对体育赛事节目法律保护的热烈讨论。

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并非近一两年的事情，不少发达国家更是早已存在较为成熟的体育文化产业布局，按照常理似乎国外应该存在很多有关体育赛事节目的理论文章和判例，但经过检索发现，专门针对体育赛事节目法律保护的文献资料寥寥无几。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著作权法理论研究引领全世界，而很可能是在其他法域，体育赛事节目的著作权法保护根本就是不需要“浓墨重彩”论述的问题。

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对体育赛事节目进行定性似乎并非一个真正有价值的问题，甚至可能是一个“伪问题”。

这一“伪问题”实质可能是秉持传统文艺创作“高标准”的部分人士/部分从业者对新型文化产品的“傲慢与偏见”，是著作权法规范本身的错误定位。

法律所追求的应该是公平与正义，应避免将艺术价值的评判带入法律价值的评判之中。

当一种“法益”保护的价值诉求出现，法律应该正面回应。

当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著作权法为其保驾护航时，著作权法应该考虑的是对体育文化产品赋予一定程度的保护，同时，给他人留下足够多的、好的东西。

在满足该前提的时候，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赋予产权保护。

如果对体育赛事节目赋予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既可回应体育文化产业的合理诉求，同时并未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或公共利益，就应该对其赋予全面的保护。

我国著作权法不仅区分“作品”与“制品”，而且对“制品”赋予的邻接权保护远低于对作品赋予的著作权保护。

其潜台词似乎是，对邻接权的保护水平一定要低于对作品著作权的保护水平，否则会产生某种不利后果。

事实上，邻接权的保护水平不一定比著作权的保护水平低。

邻接权制度之所以给人造成上述错觉，根本原因在于邻接权制度设计的内涵未被认清。

众所周知，邻接权制度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保护表演者、音像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者罗马公约》（以下简称《罗马公约》）。

《罗马公约》的缔结本身困难重重，其根本原因在于著作权人担心邻接权的保护会不利影响到著作权的保护。

所以，邻接权制度设计的核心是在保护邻接权的同时，避免邻接权的保护影响到著作权人的既有利益。

《罗马公约》第1条便开宗明义地规定：“本公约给予之保护将不更动也绝不影响文学和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

因此，本公约的条款不得作妨碍此种保护的解释。

”由此可见，邻接权保护的真意不在于一定要在保护水平上弱于著作权保护，而是不应不利影响到作品的著作权保护。

即便邻接权的保护同著作权保护水平持平甚至强于著作权保护，只要邻接权的保护并未不利影响到著作权的保护，便不会违背邻接权的立法宗旨。

尽管在世界范围内，有不少国家的著作权法并不存在邻接权概念，但同时，不少国家还是采纳了“著作权—邻接权”二元结构体系。

即便如此，在不少成熟的立法例中，并未恪守邻接权的保护一定要弱于著作权保护这一假想的准则。

例如，德国著作权法中有邻接权制度，也区分“电影作品”与“活动图像”，认为前者为“作品”，后者为“制品”，前者受“著作权”保护，后者受“邻接权”保护。

不过，德国著作权法中的著作权保护与邻接权保护在保护内容上并无实质差异，差别仅在于保护期限之上。

而对于不少“文化快餐”而言，保护期限的效果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在我国著作权法中，邻接权保护与著作权保护的内容存在极大差异，保护力度同样如此。

这导致，一方面，邻接权的保护在适当条件之下不会不利影响著作权保护；但另一方面，邻接权的保护并不能够回应真实的利益诉求。

这不符合产权配置的基本规则，既然某种产权配置并不会对他人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负面影响，就应该最大限度地为利益诉求赋予产权保护。

在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语境之下，通过广播组织权的保护确实能够在某种意义上保护特定主体（广播组织）有关体育赛事节目的利益，但利益相关者还是不遗余力地呼吁对体育赛事节目赋予作品的著作权保护。

这是因为仅通过广播组织权对体育赛事节目提供某种“反射”保护，并不能够周全地回应体育赛事节目利益诉求的所有层面。

在我国，除了广播组织，还有很多内容版权方都是体育赛事节目的利益相关者。

很显然，仅通过广播组织权的保护，并不能够圆满实现其他内容版权方对体育赛事节目的利益诉求。

通过广播组织权对体育赛事节目赋予法律保护仅是现有著作权法框架（严格来说，是部分观点所解读的现有著作权法框架）下的一个选项，而且不是最优选项。

因为著作权法不仅是裁判规则，同时也是行为规则，广播组织诚然可以通过广播组织权的行使在一定程度上防御他人对体育赛事节目的非法利用，但无法满足业界对体育赛事节目版权资产合理开发的需要。

既然如此，理应对体育赛事节目赋予作品的著作权保护。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确实存在录像制品的概念。

在“解释论”的意义上，是否一定要将体育赛事节目解释为“录像制品”？事实上，作品一定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体育赛事节目同样如此，表面上看，其“创作对象”是体育赛事，本质上讲，其所呈现的是制作者“胸中”的“体育赛事”。

毋庸置疑，体育赛事本身是客观存在，但体育赛事节目一定是主观创作。

当人类的创造性劳动作用于客观事实，“主观之于客观”，区别于客观事实的另一种对象就被创作出来。

这种对象凝结了人类的创造性劳动，对此种创造性劳动的产物赋予周全的产权保护并不会垄断客观事实，他人也可以就此客观事实进行创作，所以即便对体育赛事节目赋予相较于邻接权保护较为充分的著作权保护，也不会减损他人利益及公共利益。

既然如此，对体育赛事节目赋予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存在正当性基础。

不宜因为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存在录像制品的概念，就极力将传统影视剧之外的其他创作往录像制品的“篮子”里装。

有人可能会担心，如果不把体育赛事节目解释为录像制品，我国录像制品这个概念及其相关规范就会闲置。

这显然是“削足适履”的做法，并不足取。

邻接权制度的建构并非刻意将保护对象分门别类而进行区别对待，其为真实的利益诉求在著作权法中的体现。

邻接权制度非但不会在保护水平上一定弱于著作权保护，由于邻接权的保护并不要求客体满足独创性要求，事实上导致邻接权的保护水平在其他法域要高于著作权保护。

正确了解邻接权制度建构的真谛在于既要周全保护表演者、录音制作者、广播组织的利益诉求，同时不减损他人及公共利益。

不宜机械解读“著作权—邻接权”二元结构，而且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也并无“邻接权”的明确表述。

“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较为明智的做法是，要么正视文化产品的多样性，在司法中“大方”赋予体育赛事节目以作品的著作权保护（解释论）；要么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之上，适当扩充录像制作者的权利内容（立法论），或者直接扬弃录像制品这一概念。

二、我国现行著作权法邻接权设置存在的问题从以上有关体育赛事节目著作权法保护争议的根源分析可以看出，多年来学界及实务界有关体育赛事节目的争议根源在于我国著作权法中有关邻接权的规范设置。

《罗马公约》等国际公约规定了邻接权制度，而且不少国家的立法中存在邻接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