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变之体与独得之秘——永明体与沈约评价问题-中国古代文学史论文

新变之体与独得之秘

——论永明体及沈约的评价问题

摘要：沈约的“独得之秘”在文学史上被置于永明体的开创地位，但是声律论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一人一时之事，而是文学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沈约的地位和贡献该如何看待呢？而声律论对诗歌的影响又不尽然是好处，故沈约也常为此而诟病。那么此独得之秘的文学意义该如何看待呢？本文就这两个问题谈一些浅见。

关键词：永明体；沈约；独得之秘

正文：

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人，其父元嘉末被诛，幼年流寓孤贫。然而“笃志好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能属文”。早年即得济阳蔡兴宗赏识，兴宗谓“沈记室人伦师表”。后以博学多才游于皇门，为竟陵八友之一。卒谥“隐”，世称“隐侯”。诗文清隽，为当时文坛宗主，作诗重音律，与王融、谢胱等人共创四声八病”说，为“永明体”的倡导者和代表作家。

在一般的诗歌史、文学史著作中，对沈约的声律论开创地位和影响述之不疑，故我们常将之作为文学常识记忆。但是脱开教材，才发现对文学的观点总是对立和质疑的声音的。黄季刚先生在《文心雕龙札记·声律》中说道沈约的声律论时这样评价：“其说勇于自崇，而皆忘士衡导其先路也。”黄先生认为西晋陆机的《文赋》已经是关于声律论“粲然可观”的遗文，沈约对声律学说不算是我想象中的独一无二、开创之功。并提到钟嵘求誉于沈约而被拒，于是含宿憾将沈约置于中品的公案，赞赏钟嵘“当其时，独持己说，不随波而靡者，唯有钟记室一人”，在《诗品》中批评沈约的文字“皆平心之论”。【1】

短短几句话，引发了探讨的想法。首先，声律论是如何成型并应用的？

一、声律论演进历史：

从声韵学研究来看，魏晋时期已产生了专著，李登的《声类》开始用五声分字。汉末又发明了反切，与佛教的影响有关。

在诗文创作上，汉人以宫商作为诗赋的形式要求，说明对文学声律的认识已经比较自觉。而魏晋以来的作品也显示出明显的声律化特征，不论是否自觉，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比较证据确凿的强调声律的是西晋陆机，他在《文赋》中宣布了“暨声音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的理论。晋代孙绰更是明确的将声律美感作为写作规则，元嘉三家，声律技法也是俯拾即是，双声叠韵在谢灵运的山水诗中广泛运用着。

“（周颙）始著《四声切韵》行于世”，《南史》对周颙发现四声也是十分推崇的。

可见永明声律论的出现实在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并非沈约一人之功。

难道说沈约不过是恰好走到了声律说发展最关键的点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发现？

二、沈约的“独得之秘”：

《梁书•沈约传》载：“(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2】

近人张立斋也说：“自魏有李登《声类》之说出，则文章声律之说乃宏；自梁沈约以后，则文章声律乃精，自彦和此篇(谓《文心雕龙》之“声律”篇)之说出，则文章声律之说始大定。”

这里指出了一个“宏”和“精”的区别。在沈约之前的传统音韵学的发展、音韵运用经验积累固然十分重要，但仍然是自然声韵，对声律说的作用是“宏”；沈约的作用却是使之“精”。

而之所以使之“精”就是上面提到的撰写《四声谱》。

《四声谱》为沈约所撰似无问题，但是其精要“四声八病”之说是否是其总结提出还是有争论的。

钟嵘《诗品序》说：“王元长创其首，谢胱、沈约扬其波。”按照钟嵘的说法，最早提出声病说的是王融。这也不是没有可能性的，钟嵘曾与王融讨论过诗歌声律问题，也与其他文学之士有过从。钟嵘说声律说是王融创其首可能有其根据。但是，我们找不到王融论声病的只言片语，无法证明他如何在声病说上创其首。

相反，沈约屡屡提及自己的“独得之秘”。

《齐书南·陆厥传》中载沈约《答陆厥书》，其中沈约对“此秘”作了具体阐述：

“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故鄙意所谓‘此秘未睹’者也。”他的意思是，并非世人不知乐章有宫商等五音之别．亦并非世人不知文字有平上去入四声之变。而是说前贤虽知文字字音舛错不同．但并不知如何运用于具体创作，而成音韵颉颃、流利婉转之诗作。他认为自己的贡献是“善用四声、知避八病”的声病说。

沈约声律说可见于《宋书·谢灵运传论》。这篇文论追溯汉魏文体三变，论述西晋、东晋、宋之文学。论述文体数变，是为了说明永明文学的新变。这篇文章应是可考证的“明确”提出声律说的最早一篇文献。其中提出“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据《宋书·自序》，永明五年(487)春，沈约被劾撰《宋书》，六年(488)二月毕功。这是《宋书》撰述完成的时期，也是其中的《谢灵运传论》明确提出声律说包括回忌声病原则的时期。在这之前一定有一个声律论的酝酿时期。这就要注意到沈约创作中的声律探索。与声病说有关的齐梁文人中，沈约最年长。当然年长不意味着最早提出声病说，但他从事创作的时间比别人早却是事实，而沈约的早期诗歌创作已讲求声律调谐。所以它是最可能提出并实践声律理论的诗人。然而，终究不能证据确凿的说，就是沈约创作了声病说。

但是纵观沈约所有明确提出的声律思想，仍不可不说其创始之功甚大，声病说即使不是他完整提出的，至少功不可没，没有他齐梁永明体难以想象，这就足够了。其实，与其将大功归于四声八病之说，不如将其归于沈约。若无沈约的“独得之秘”——不论是否是声病说——时人或许只知五音不同、四声之辨，而不知如何运用之。而在沈约的指导提倡和实践下“永明体”才得以盛行。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其次，黄侃先生还提到了钟嵘对沈约诗作的评判问题。先是钟嵘将一代词宗列入了中品，兼且批评他的理论对声律要求太过严苛，使诗歌创作流弊不小。

三、历史公案：

沈约是钟嵘的前辈，是齐梁间文学家学批评史上的双璧。史传上说钟嵘因请为“延誉”被拒，钟嵘对沈约很不满，等沈约逝世后，钟嵘撰成《诗品》，把一代名公巨卿沈约置之“中品”，并加贬斥。这就是《南史·钟嵘传》里说的：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云：“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齐永明中，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约。于时谢胱未道，江淹才尽，范云名级又微，故称独步。故当辞密于范，意浅于江。”盖追宿憾，以此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