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如何解决贫富差距

对于捐赠举动，巴菲特说：“我不是财富王朝的热衷者，特别是在世界上还有60亿人比我们穷得多的时候。”他说，他希望自己的举动能带动更多的富豪慷慨解囊。
从洛克菲勒到卡内基，从比尔·盖茨到巴菲特，在美国，关心慈善事业、捐助大笔善款，早已成为富豪们的一项义务，而如何利用好财富则成为富豪们的一项责任。他们热心慈善事业的财富观背后则是美国社会文化的影响。
充分利用税收手段
征收个人所得税也是政府调整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巴西实行四级累进税率，收入越高缴税越多。但是，用于教育和医疗的费用可以申请退税。有21岁以下的子女、残疾子女或24岁以下上大学的子女每人可减税150.69雷亚尔。
受学校教育程度的差距决定工资收入的差距。巴西的中小学是私立的好，大学是公立的好，而且免收学费。但是，能考上公立大学的基本都是私立学校毕业的有钱人家的子女。为了让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不输在教育上，巴西政府从2005年开始试行公立大学招生时为公立中学毕业的贫困学生留出一定名额。目前已有30多所公立大学实行这一政策。
首先，慈善在美国是一种传统。许多美国富豪认同卡内基的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他们把回馈社会、帮助穷人作为自己的一项义务和道德要求。
建立了世界上最大慈善基金会的盖茨曾说，巨额财富对他来说“不仅是巨大的权利，也是巨大的义务”。盖茨是慈善的示范者，他和夫人迄今已向慈善事业捐款300多亿美元。
其次，崇尚自我奋斗精神。美国一家财富调查公司的研究报告称，继承的财产在美国富翁财产总量中所占比例不足10%，绝大多数人都是白手起家。
阿根廷实行医药分家，但是药品价格受到严格控制，而且加入医疗计划或者领取医院的打折卡后购买药物可以拿到很高的折扣。贫困家庭则可以向政府提出申请，经过社会保险部门核实后获得免费发放的基本药物。
阿根廷的公立学校从幼儿园到中学都是免费。贫困家庭的儿童不仅可以免费上学，还可以在学校吃到一顿营养有保障的午餐。
此外，阿根廷政府每年都向低收入阶层民众发放各种津贴，最近还决定向非正式劳工(黑工)和失业者的每个未成年子女发放180比索的补贴，改善贫困家庭的生活状况。
保障穷人生活 化解仇富情绪
阿根廷贫富差距悬殊，但是并没有因此造成穷人明显的“仇富”心态和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激烈矛盾。近年来，虽然阿根廷的社会治安状况有所恶化，但是暴力犯罪事件的矛头没有专门指向富人。
阿根廷社会各阶层实现和谐共处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非常重视在卫生和教育等公共领域的投资，使贫困阶层的温饱和基本生活有可靠保障，因此不容易产生仇视富人和社会的心态。
阿根廷是拉美国家中贫富悬殊比较明显的国家之一，但是阿根廷国民中并不存在明显的“仇富”心态，主要原因是阿根廷政府重视卫生、教育等公共领域投资，使贫困阶层可以免费享受教育和医疗。
增长难掩问题 贫富差距拉大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阿根廷的基尼系数基本在0.43至0.5之间波动，而国际社会公认基尼系数超过0.4就处于警戒水平。2001年爆逐年回落，2008年回落到0.45的水平。
阿 根 廷 的 医 疗 系 统 由 私 立 医院、工会医院和公立医院组成。中产阶层和富裕阶层基本选择私立医院，每个月缴纳固定费用就可以享受良好的医疗服务。有正式工作的员工则和家人一起加入工会医院，看病基本免费。公立医院则面向非正式劳工和失业者，看病就诊完全免费，即使是进行器官移植这样的大手术也是免费。
国家政策遏制财富转移
如果说美国富人的慈善意识背后有多种因素，那么美国政府的一系列扶贫抑富、鼓励慈善的政策，则引导富人将财富用于正当途径。按照美国华裔学者黄靖的说法，美国社会分配的重要特点是遏制财富转移。
一、遏制财富纵向转移，即通过征收遗产税等方式，避免财富在某个家族内部过度集中。以遗产税为例，美国联邦遗产法的基本框架由1976年的《税收改革法》确立，当时遗产税起征点60万美元，现上调为200万美元。遗产税收征收采用累时税率，即继承的遗产越多，税率越高。但如果富豪捐助慈善事业，则可减免一定的税费。
美国：扶贫抑富鼓励慈善
富而且仁，已成为许多美国富豪在超越物质需求后的精神追求，他们中的很多人热心慈善，把回馈社会、帮助穷人作为自己的一项义务和道德要求。同时，美国政府采用累进税率、征收遗产税等政策，也起到了扶贫抑富、鼓励慈善事业发展的作用。
用好财富是责任
美国富豪沃伦·巴菲特在2006年签署捐赠意向书，决定向五家慈善基金会捐出其财富的85%，当时约折合375亿美元。这是美国和世界历史上最大一笔慈善捐款，超过许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
“零饥饿”计划
“家庭救助金计划”是“零饥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是给贫困家庭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享受“家庭救助金计划”的家庭必须持身份和收入证明在当地政府登记，而且每两年重新登记一次。政府发给符合条件的家庭一个银行卡，每月定期打入救助金。持卡人可以到银行提取现金，也可以到任何超市和商店购物。这种方式把联邦政府的社会救助金直接发到救助对象手中，避免了被地方官员贪污挪用的可能性。
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预测，如果巴西能够继续保持2003年以来快速减贫的势头，到2016年巴西的贫困率将下降到4%，基尼系数将从2008年的0.544下降到0.488，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也有专家指出这个预测过于乐观，巴西的减贫工作仍然任重道远。（□记者 杨立民 里约热内卢报道）
阿根廷：完善社会保障化解仇富心态
普及教育和提高健康水平是帮助贫困家庭脱贫的基础。尽管巴西实行免费教育，但是仍有不少家庭因贫困让孩子去当童工。因此，巴西政府把领取救助金与儿童的教育和健康挂钩，规定15岁以下儿童的上课出勤率必须达到85%，16岁和17岁少年的上学出勤率必须达到75%，七岁以下儿童必须按卫生部规定的日期打预防针，怀孕妇女必须按期进行围产期检查。只有凭学校和卫生部门的证明才能继续领到救助金。
根据阿根廷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报告称，2009年以来阿根廷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扩大到26倍。
根据阿根廷国家统计局每季度进行的家庭情况调查，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在阿根廷全国31个主要城市中，10%的最贫困人口每个月的总收入为三亿比索(一美元约合3 .82比索)，人均月收入仅为216比索。而该国10%最富裕人口的月总收入为78.45亿比索，人均月收入为5669比索。
巴西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在公立医院看病、手术、拿医院药房供应的基本药物和住院都不收费。虽然到公立医院看病需要排长队，有的医院条件也比较差，但穷人还是能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不至于因家里有人生大病陷入困境。
覆盖全国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对扶贫解困发挥了重要作用。城里人男性的退休年龄为65岁，女性为60岁。只要缴纳了180个月的退休保险就可以领退休金。农村人的退休年龄分别减少五岁，只要证明参加过180个月的农村劳动就可以领一个最低工资的退休金。65岁以上的老人只要家里的人均收入不足1/4个最低工资可以向政府申请一个最低工资的补贴。残疾人也可以申请同样的补贴。
救助金不仅解决了贫困家庭的吃饭问题，促进了教育和卫生普及，而且还成为不少贫困地区主要的资金来源。穷人拿了这些救助金后全部用于消费，从而激活了当地的市场，活跃了经济，增加了就业。因此，这一计划受到巴西社会的普遍支持，在国际社会也得到高度评价。
2009年，巴西政府为“家庭救助金计划”拨款119亿雷亚尔，受益家庭达到1240万户，受益人口高达4950万人，约占巴西全国人口的26%。2010年，巴西政府将继续加大社会项目投入，“家庭救助计划”的预算增加到137亿雷亚尔，比去年增加了15.1%。
报告指出，阿根廷10%的最富裕阶层和10%的最贫困阶层月收入的差距为26 .2倍，而在2008年同期这一差距为23.4倍。
报告分析说，近年来阿根廷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是富裕阶层成为经济增长最大的受益者，而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增长速度相对较慢，导致阿根廷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阿根廷试验和区域经济中心负责人维多利亚·希亚里索强调，阿根廷经济经过近20年的增长，贫富悬殊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而且呈现加剧趋势，值得政府深刻反思。如何让低收入阶层从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受益，使其收入增长速度达到甚至超过全社会的平均水平，是政府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
世界各国如何解决贫富差距:完善社保扶贫抑富
巴西：扶贫减困加大社会项目投入
巴西曾是世界上贫富差别最大的国家之一。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自2003年以来，巴西政府把扶贫减困作为工作重点，不断加大社会项目投入，七年间使2000万人摆脱绝对贫困，3100万人进入中产阶层，提前实现了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巴西缩小贫困差距的成果受到联合国的赞誉，总统卢拉在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因在社会领域取得的成功被授予“全球国务活动家”奖。
在阿根廷的劳资关系中，政府和司法部门都无条件倾向劳工利益，劳工最低工资每年都保持上涨。这种做法虽然造成了对劳工的过度保障和纵容，对阿根廷经济发展和吸引外资造成不利影响，但使劳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证，因此阿根廷的劳工并不仇视企业家和富人。
加大公共投资 稳定中产阶级
曾经在中国生活多年的阿根廷萨尔瓦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马莱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和阿根廷的政治经济结构及社会状况并不相同，但是阿根廷在缓解贫富阶层矛盾方面仍值得中国借鉴。
首先，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阿根廷相差不多，但是中国政府的整体财力和投资效率明显高于阿根廷。不过，中国政府在公共卫生和教育等领域的投资需要加强，昂贵的医疗费用和学费使贫困阶层面临沉重压力，容易让贫困阶层因为生活陷入困境而产生仇视富人和社会的心态。
其次，中国劳工和企业主相比处于弱势，因此容易产生仇视雇主和富裕阶层的情绪。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使巴西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巴西经常发生各种规模的全国大罢工，农村的无地农民社会抢占大庄园主的土地，城市治安恶化，经济发展长期止步不前。2002年，工人出身的卢拉在大选中获胜很大程度上是广大中下层人民对社会分配不公的反抗。
2003年1月左翼劳工党领导人卢拉开始执政后，把消灭饥饿和贫困作为优先目标，就职当天就宣布了“零饥饿“计划，成立了社会发展和反饥饿部，承诺要让所有巴西人都能吃上一日三餐。“零饥饿”计划不仅限于向贫困家庭发放基本食品，而且还鼓励发展家庭农业，为贫困地区创造就业机会，加强教育投入，改善贫困地区的饮水和卫生条件，目的是使贫困家庭通过政府的救助提高自身脱贫能力，融入社会发展进程。当年10月，巴西政府将过去由多个部门发放的助学金、基本食品、燃气补贴、最低保障金等整合为“家庭救助金计划”，以便统一管理，提高效率，增加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