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先生作品风格

郁达夫的风格和作品特点

1、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下层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穷困潦倒，因此充满了失意和颓伤的情感。这些患有严重忧郁症的落魄知识分子，是当时社会的“零余人”形象，这些主人公的灰色人生也使小说的格调偏于低沉。

2、在小说中大胆直率地进行心理描写。尤其被评论家所诟病的，是小说中毫不掩饰的对病态、畸形的性心理进行了直白的描写，这一点是不能被中国的道学家所接纳的。第一个站出来为郁达夫的小说进行正面评论的是周作人，他认为“《沉沦》中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无不道德的性质”，因此，他认为《沉沦》是一件艺术品。

3、以散文的手法进行小说的创作。郁达夫是一个情绪化的人物，这也影响到了他的小说创作，在写小说时，他是凭着主观思路去写的，很少顾及到小说创作中的人物、情节、环境等写作要素，而把大量的主观抒情的东西写进作品中，尤其是对自然景物的描绘，非常的细腻，这种小说散文化的倾向对后来的作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因为对传统道德观念提出了挑战，并且首创了自传体小说这种抒情浪漫的形式，对当时一批青年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一股浪漫派的壮观潮流。

郁达夫先生的作品有什么特点创作风格；文学创作阶段特色；早期：1920—1933年；中期：1933—1938年；晚期：1938—1945年；文学创作中的“自叙传”色彩；郁达夫的散文无一例外是“自我的表现”，而且是“自；首先，郁达夫强烈地表现出作家个性，这是郁达夫散文；文学创作中的伤感情绪的表现形式及其意义；在郁达夫作品中，其强烈的伤感情绪表现为两种形式：；病态

郁达夫先生的作品有什么特点创作风格

文学创作阶段特色

早期：1920—1933年。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郁达夫一共写了《沉沦》《银灰色的死》等二十六篇抒情性散文和六十——七十篇议论杂文，表现了他从日本回国时满怀希望的心情和见到满目疮咦的祖国后无限失望的感叹，既有他对革命的前途感伤悲观的思想，又有对革命慷慨激昂，疾声呐喊的激进的理论。

中期：1933—1938年。这个时期，是郁达夫思想的一个低潮期，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使他走上了消极避世的道路，追求一种落后的“名士”风度，留连往返于山林江湖。这就充分暴露出他作为从封建旧营垒中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软弱性和妥协性。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他憎恶现实，不愿同流合污，才逃遁的这一面。

晚期：1938—1945年。1938年春，郁达夫参加了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他用笔参加战斗，写下了许多政论文章，用自己热情的声音来鼓舞人们战斗。

文学创作中的“自叙传”色彩

郁达夫的散文无一例外是“自我的表现”，而且是“自叙传”式的自我表现，是最为坦诚、露骨的自我表现。在郁达夫看来，小说带有作家的自叙传，“现代的散文，却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其作品《还乡记》《还乡后记》和小说《迟桂花》，都运用大量内心独白式的抒

情、描写、记叙，错落有致，感情真挚，打上有很深的个人印记。他自己的散文就是循着这一原则构造的。他不加掩饰的表露他的身世、思想、感情、癖好，将自己的信仰、习惯、性格甚至病态也大白于天下，以一己的身世、感受，集中表现了在旧社会的压迫、窒息下青年一代的精神苦闷，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文学特色。这种特色就是感伤的弱者的情调，浪漫的青年觉醒者的理想，反压迫的民主主义者的倾向。

首先，郁达夫强烈地表现出作家个性，这是郁达夫散文创作的理论认识，也是他“散文的心”。他在文中无所顾忌地对自己的思想、生活细节进行详细的描写，非常强效地表现了他“自叙传”的独特风格。第二，忧郁感伤的情凋。郁达夫的散文，与小说一样与众不伺，忧郁感伤的情调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创作中。第三，恣肆坦诚、热情呼号的自剖式的文字。第四，回肠荡气的诗的调子。另外，郁达夫散文中那种不拘形式纵情宜泄的抒情方式，郁达夫的散文发出的是带有强烈个性的自己的声音，篇篇洋溢着回肠荡气的诗的情调，热情坦白，毫无遮掩地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社会里的苦闷心情，展现出一幅幅感伤，忧郁而又秀丽、隽永的情景交融的画面。

文学创作中的伤感情绪的表现形式及其意义

在郁达夫作品中，其强烈的伤感情绪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颓废，一是憎恨。既然生活是无味的，自然是死板的，自我也是废物——既不能事业有成，又不能摆脱苦闷，郁达夫就干脆自我放纵。其作品中的《感伤的行旅》《归航》可以看出其拼命地发泄一个人的本能，竭力要在病态中满足自我。这种情感和行为显然具有消极性，这是郁达夫文学作品中不健康的内容，但却绝不是反动的内容，绝不是与时代思潮格格不入的情调。郁达夫主要是以这种

病态来发泄一个从封建礼教羁绊中觉醒了而又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的苦闷。这种不健康的色彩下面仍有着五四“人的发现”所寄寓的积极的意味。

郁达夫自然地慨叹自己生不逢时，郁达夫将他的所有不幸，所有烦恼，所有悲苦，一齐倾向这个黑暗的军阀混战时代，向一个不人道的制度发出了一个哀鸣着的青年的控诉，表现了显而易见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虽不能说很深刻，但鲜明的态度、强烈的情绪却也给这种倾向涂上了积极战斗的色彩。

文学创作中感伤情调的时代意义

郁达夫虽然在文学作品中伤感得无以复加，但他也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无论是伤感压迫得他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还是几乎坠入颓唐境地的时光，他的心中总有一个诱惑着他的理想。这个理想谈不上崇高，也不具备多么深刻的内涵，但对郁达夫来说，却具有巨大的人生魅力，是推动他奋斗，创造的动力，这就是女人的爱。1927年，郁达夫曾在日记中写道：“我若能得到王女士（即王映霞—引者注）的爱，那么此后的创作力更要强些。啊！人生还是值得的，还是可以得到一点意义的。”郁达夫对女性的这神圣、痴想的情感，一方面当然是“自我”理想的表现，另一方面有分明映射着五四人的发现的光芒。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曾说过，女人和儿童的发现，是欧洲近代文明的产物。而对五四时期的中国来说，对女性的赞美和痴爱，那就不仅仅是一种现代意识的表现，也是对封建礼教最直接的批判。所以，郁达夫将女性作为自己的理想来追求，这种行为和艺术倾向，虽然在力度，深度上都不具备“崇高”的属性，但反封建的民主意识却是鲜明可见的。